多维新闻 王雅 撰写
1933年，51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着了!”在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在人们如此巨大的信任和期待中上任。”正是在期待中，罗斯福开始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点燃属于他的“火”——罗斯福新政。而这个以就业、公共设施建设为主的新政，迅速解决了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支撑起了二战的国力基础。82年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与罗斯福一样的国家治理工具，开始了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变革”。
在2015年两会这个一年一度的“国是堂”中，面对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质疑，中国政府试图不断告诉外界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稳定器，两个引擎”来进行应对，分别是“就业、公共服务产品和创新”。可以说，以反腐为先锋，改革为基本盘，法治为保障，就业为稳定器，公共服务产品和创新为经济增长点的“习近平新政”，已经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显露峥嵘。
就业：立国之道，惟在富民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中国在经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显然已经陷入了一种“船大难掉头”的尴尬境地。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并不能说的上是景气。但是令西方社会学者赶到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增速下滑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总体却保持了稳定，甚至上访、维稳时间也较往年减少。对于这个问题，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答案。
《政府工作报告》开头总结过去一年工作，在增速稳之下是就业稳，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上年，这是能够维货币财政等诸多政策的定心锚。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这几年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在1,200万以上，去年增加1,322万人，再创新高。随着中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简政放权等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创业带动就业，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有较大提高，现在已达到160万人以上。因此，今年提出7%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可以带动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教训的总结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返璞归真”。
2015年两会上的习近平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历史上大凡国家朝代离乱之时，必定是经济凋敝，人无所依，没有工作的民众，必定会选择向政府发难。这也是为何在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的泥沼：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86,000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以至于罗斯福在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不无心忧的表示，“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这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面对国企效率低下的现状，朱镕基在东北进行改革后，当时全国国企改革3,000万下岗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东北工人。虽然对大型国企的改革今天看来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一个客观现状就是失业率飙升，群众抗议蔓延，也为东北成为中国治安状况低于全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因此可以说，“就业”是保证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够持续太平的“稳定器”，没有这个稳定器做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从“GDP”向“就业”专业，代表着政府政绩观的彻底扭转，这是带有积极意义标签的变化，或许正是这届政府带给民众的最大改变之一。
公共产品服务：不忘“社会主义”
与就业一样，在学者眼中，这次两会报告值得关注的一个词就是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强调，例如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七大工程被写了进来：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这七大工程，无一不是为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以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所谓“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简单而言，涵盖了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公路、农林技术推广等面向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公”的属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方面，与就业一样，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其身上附着着鲜明“社会主义”符号。无论再怎样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将公共社会作为整体，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的国家。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1949年建国的“初心”。在习近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历史判定下，整个决策层仍然“不忘初心”，仍然关注民众“福祉”，用就业和公共产品的腔调来展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被视为在传统经济模式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的一条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建设，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发展道路。而这一点也是当年美国能够从大萧条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关键之举。当时为了提供经济活力以及削减失业率，NIRA创建了公共工程局来组织与提供资金建造有用的工程，例如政府建筑、机场、医院、学校、道路、桥梁、与水坝。自1933年至1935年，公共工程局支出33亿美元给私人公司来建设34,599项工程计划，其中许多是相当大型的工程。许多失业民众进入由政府资助的许多公共计划的工作中。借由植林与洪水控制，从腐蚀与废弃中重新获得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这些公共计划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更是影响了美国随后的几十年。
而在中国，早在2011年，经济学家辜胜阻就表示，数据显示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一些专家据此认为，中国已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这是我国过去多年经济社会发展‘一手硬’的结果，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学者宋立认为，如今已到了必须把这些欠账补上来的阶段。
创新：危机评估后的必然抉择
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政府今天的一些举措和当年罗斯福新政的相似之处，但是二者有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创新”。李克强在1个小时40分钟，18,000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成为最大变量。2013年，即将卸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1次提及“创新驱动”，16次提及“创新”。2014年，“创新驱动“和“创新”在履新一年的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分别出现4次和27次。
媒体人张五明曾在《总理38次提创新背后：步履维艰的大国抉择》一文中提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以制造业出口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表现抢眼。增长最快的年份甚至超过40%，保证了低通胀下经济实现10%以上的高增长，外贸的十年“黄金期”成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作为对比，该文章强调，今天，这个曾给中国带来增长奇迹的最有力翅膀业已无力。2014年，全国货物出口总额143,912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增长4.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极低。2015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19.7%，出口大省江、浙、广东大面积制造业企业倒闭潮持续着2014年以来的加剧，以制造业出口起家的温州甚至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窘境，局面恶化的速度远超预期。
而从国际上看，以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变革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内的从发展中到发达经济体跨过停滞泥潭的共同经验，这些国家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了国家创新发展规划或政策。中国以创新驱动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说有据可循，作为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在危机评估后的必然抉择。
1933年，51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着了!”在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在人们如此巨大的信任和期待中上任。”正是在期待中，罗斯福开始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点燃属于他的“火”——罗斯福新政。而这个以就业、公共设施建设为主的新政，迅速解决了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支撑起了二战的国力基础。82年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与罗斯福一样的国家治理工具，开始了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变革”。
在2015年两会这个一年一度的“国是堂”中，面对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质疑，中国政府试图不断告诉外界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稳定器，两个引擎”来进行应对，分别是“就业、公共服务产品和创新”。可以说，以反腐为先锋，改革为基本盘，法治为保障，就业为稳定器，公共服务产品和创新为经济增长点的“习近平新政”，已经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显露峥嵘。
就业：立国之道，惟在富民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中国在经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显然已经陷入了一种“船大难掉头”的尴尬境地。2014年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并不能说的上是景气。但是令西方社会学者赶到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增速下滑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总体却保持了稳定，甚至上访、维稳时间也较往年减少。对于这个问题，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答案。
《政府工作报告》开头总结过去一年工作，在增速稳之下是就业稳，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高于上年，这是能够维货币财政等诸多政策的定心锚。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这几年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在1,200万以上，去年增加1,322万人，再创新高。随着中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简政放权等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创业带动就业，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有较大提高，现在已达到160万人以上。因此，今年提出7%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可以带动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教训的总结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返璞归真”。
2015年两会上的习近平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历史上大凡国家朝代离乱之时，必定是经济凋敝，人无所依，没有工作的民众，必定会选择向政府发难。这也是为何在1933年美国大萧条后，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的泥沼：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86,000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以至于罗斯福在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不无心忧的表示，“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这就如同上世纪90年代面对国企效率低下的现状，朱镕基在东北进行改革后，当时全国国企改革3,000万下岗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东北工人。虽然对大型国企的改革今天看来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一个客观现状就是失业率飙升，群众抗议蔓延，也为东北成为中国治安状况低于全国。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因此可以说，“就业”是保证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够持续太平的“稳定器”，没有这个稳定器做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从“GDP”向“就业”专业，代表着政府政绩观的彻底扭转，这是带有积极意义标签的变化，或许正是这届政府带给民众的最大改变之一。
公共产品服务：不忘“社会主义”
与就业一样，在学者眼中，这次两会报告值得关注的一个词就是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强调，例如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七大工程被写了进来：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这七大工程，无一不是为了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以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所谓“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简单而言，涵盖了教育、文化、广播、电视、医院、应用科学研究、体育、公路、农林技术推广等面向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公”的属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方面，与就业一样，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其身上附着着鲜明“社会主义”符号。无论再怎样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将公共社会作为整体，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的国家。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1949年建国的“初心”。在习近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历史判定下，整个决策层仍然“不忘初心”，仍然关注民众“福祉”，用就业和公共产品的腔调来展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也被视为在传统经济模式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的一条依靠国家力量进行建设，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发展道路。而这一点也是当年美国能够从大萧条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关键之举。当时为了提供经济活力以及削减失业率，NIRA创建了公共工程局来组织与提供资金建造有用的工程，例如政府建筑、机场、医院、学校、道路、桥梁、与水坝。自1933年至1935年，公共工程局支出33亿美元给私人公司来建设34,599项工程计划，其中许多是相当大型的工程。许多失业民众进入由政府资助的许多公共计划的工作中。借由植林与洪水控制，从腐蚀与废弃中重新获得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这些公共计划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更是影响了美国随后的几十年。
而在中国，早在2011年，经济学家辜胜阻就表示，数据显示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一些专家据此认为，中国已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时代。“这是我国过去多年经济社会发展‘一手硬’的结果，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导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大量欠账。”学者宋立认为，如今已到了必须把这些欠账补上来的阶段。
创新：危机评估后的必然抉择
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政府今天的一些举措和当年罗斯福新政的相似之处，但是二者有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创新”。李克强在1个小时40分钟，18,000余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成为最大变量。2013年，即将卸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1次提及“创新驱动”，16次提及“创新”。2014年，“创新驱动“和“创新”在履新一年的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分别出现4次和27次。
媒体人张五明曾在《总理38次提创新背后：步履维艰的大国抉择》一文中提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以制造业出口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表现抢眼。增长最快的年份甚至超过40%，保证了低通胀下经济实现10%以上的高增长，外贸的十年“黄金期”成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作为对比，该文章强调，今天，这个曾给中国带来增长奇迹的最有力翅膀业已无力。2014年，全国货物出口总额143,912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增长4.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极低。2015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其中，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19.7%，出口大省江、浙、广东大面积制造业企业倒闭潮持续着2014年以来的加剧，以制造业出口起家的温州甚至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窘境，局面恶化的速度远超预期。
而从国际上看，以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变革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内的从发展中到发达经济体跨过停滞泥潭的共同经验，这些国家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了国家创新发展规划或政策。中国以创新驱动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说有据可循，作为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在危机评估后的必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