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多维
有参政议政之名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当外界的目光聚焦李克强的两会报告、孙春兰的意外缺位等事件上时，实则看似数量庞大的两会委员，也在2015年呈现出与以前不一样的状态。那就是在北京列会代表委员中，“富豪”正在离开，“工农”渐渐走来。
中国两会富豪资产一度远超美国
据统计，自2014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一年内，共有47名两会代表委员离开了，其中人大系统内共有38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还包括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同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四川省遂宁市原市长何华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刘铮等也已被中止人大代表资格。与之相比，全国政协委员的变动规模小得多，一年内有9名全国政协委员被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47名离开的代表委员中，有8名是企业家。可是他们的“增补者”中，人大代表只有3名来自企业，其中只有一名是高管，增补的政协代表无一人来自企业界。增补的代表委员名单，2015年商业阶层增补比例压缩了60%以上。
这种变化看似静悄悄的，实则是“两会”委员“成分”质变的开始。
要知道，在过去十几年中，两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人的“舞台”。2013年，据胡润排行榜统计，中国前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国人大代表、72位全国政协委员。富豪代表委员之多，创下了历届两会之最。在资产上，当时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时针中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富豪现象进行了报道。两篇报道均引用胡润百富的统计报告，2013年共有31位全国人大代表和52位全国政协委员是亿万富豪，平均资产是33.5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83名最富有的众议院以及内阁成员的平均财产是5,640万美元。
胡温十年，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代表数量可以用“激增”来形容，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占广州市十一届人大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两届人大下来，“企业家”们的比例增加了差不多8倍，而代表的人数是有限的，官员的人数基本是“刚性”的，“企业家”代表激增，必然挤压其他阶层代表的比例，说穿了，就是挤占了工农劳动阶层代表的比例。
从“富豪秀场”回归
今日的两会虽然越来越多地被民众视作“秀场”，但是在政治制度设计之初，两会却是体现中国“国家性质”的“标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元素，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应该是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一直认为，要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表的组成上，应该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
曾有网民在《两会E提案：人大代表团——增加工农兵 减少官学商》一文中总结，从历史角度观察，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64人，工农兵代表占72%，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3,456人，工农比例为54％。而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且，在所谓的“工农”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待商榷。
文章同样用一些媒体的“黑色”报道，来描述两会代表中农工两个阶层的“缺位”。《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第十一届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名，农民8名，分别比上届多3名和4名”，就是说在湖南，第十届人大中，工人代表为零，农民代表为四。《南京晨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组成也有相同,“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显著上升。工人58名，占7.2%，上届工人代表比例是3.4%；农民46名，占5.7%，上届农民代表比例为2.6%。特别是新一届代表中产生了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农民工代表———张家港普坤纺织公司的宿迁打工妹潘金凤。”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人数，在一个省的代表团中仅为个位数，这与工农劳动群体占人口的90%的比例是极不相符的。
人是自私的，人所代表的阶层也是自私的，每个阶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本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说话。过多的商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政策制定和“民生”传达上，过多的倾向于企业和财团。而媒体的镜头、笔触、话筒对准方向的倾向性，权力精英、学界精英、财富精英往往成为媒体的追逐对象，作为中国建国之本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阶层就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因此可以说，目前工农阶级代表越来越多进入两会，商人缩减比例的做法，即是对于中共特色的时代回归，也是政治进步的具体体现。
有参政议政之名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当外界的目光聚焦李克强的两会报告、孙春兰的意外缺位等事件上时，实则看似数量庞大的两会委员，也在2015年呈现出与以前不一样的状态。那就是在北京列会代表委员中，“富豪”正在离开，“工农”渐渐走来。
中国两会富豪资产一度远超美国
据统计，自2014年全国“两会”闭幕后的一年内，共有47名两会代表委员离开了，其中人大系统内共有38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还包括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同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四川省遂宁市原市长何华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刘铮等也已被中止人大代表资格。与之相比，全国政协委员的变动规模小得多，一年内有9名全国政协委员被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47名离开的代表委员中，有8名是企业家。可是他们的“增补者”中，人大代表只有3名来自企业，其中只有一名是高管，增补的政协代表无一人来自企业界。增补的代表委员名单，2015年商业阶层增补比例压缩了60%以上。
这种变化看似静悄悄的，实则是“两会”委员“成分”质变的开始。
要知道，在过去十几年中，两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人的“舞台”。2013年，据胡润排行榜统计，中国前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国人大代表、72位全国政协委员。富豪代表委员之多，创下了历届两会之最。在资产上，当时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时针中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富豪现象进行了报道。两篇报道均引用胡润百富的统计报告，2013年共有31位全国人大代表和52位全国政协委员是亿万富豪，平均资产是33.5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83名最富有的众议院以及内阁成员的平均财产是5,640万美元。
胡温十年，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代表数量可以用“激增”来形容，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占广州市十一届人大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两届人大下来，“企业家”们的比例增加了差不多8倍，而代表的人数是有限的，官员的人数基本是“刚性”的，“企业家”代表激增，必然挤压其他阶层代表的比例，说穿了，就是挤占了工农劳动阶层代表的比例。
从“富豪秀场”回归
今日的两会虽然越来越多地被民众视作“秀场”，但是在政治制度设计之初，两会却是体现中国“国家性质”的“标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元素，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应该是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一直认为，要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表的组成上，应该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
曾有网民在《两会E提案：人大代表团——增加工农兵 减少官学商》一文中总结，从历史角度观察，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64人，工农兵代表占72%，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3,456人，工农比例为54％。而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且，在所谓的“工农”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待商榷。
文章同样用一些媒体的“黑色”报道，来描述两会代表中农工两个阶层的“缺位”。《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第十一届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名，农民8名，分别比上届多3名和4名”，就是说在湖南，第十届人大中，工人代表为零，农民代表为四。《南京晨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组成也有相同,“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显著上升。工人58名，占7.2%，上届工人代表比例是3.4%；农民46名，占5.7%，上届农民代表比例为2.6%。特别是新一届代表中产生了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农民工代表———张家港普坤纺织公司的宿迁打工妹潘金凤。”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人数，在一个省的代表团中仅为个位数，这与工农劳动群体占人口的90%的比例是极不相符的。
人是自私的，人所代表的阶层也是自私的，每个阶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本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说话。过多的商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政策制定和“民生”传达上，过多的倾向于企业和财团。而媒体的镜头、笔触、话筒对准方向的倾向性，权力精英、学界精英、财富精英往往成为媒体的追逐对象，作为中国建国之本的“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阶层就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
因此可以说，目前工农阶级代表越来越多进入两会，商人缩减比例的做法，即是对于中共特色的时代回归，也是政治进步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