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记者 杨文凯
编者按:由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和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共同主办,“2015年新春中国经济研讨会”于1月16日在全华联银座事务所举行。中国经济政策智囊,著名经济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胡鞍钢教授应邀讲解了“2015年的中国经济与未来展望”。
日本华人教授会议首任代表朱建荣教授主持了会议,现任代表李春利教授致开幕词,前任代表杜进教授做了总括发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手,介绍了中国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多项关键指标,讲解了如何理解“新常态”,强调了节能减排的绿色GDP的重要性。
胡鞍钢教授开场介绍说:十八大报告将“四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拓展为“五位一体”,加上了“生态文明建设”。在2010到2012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一本书,对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再到中国创新进行研究,为十八大报告的撰写提供了背景性研究。其中有三句话后来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书和新修改的党章之中,包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最后一章提出了中国创新绿色现代化分三步走,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核心目标即中国应尽可能早地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高峰并大幅度下降。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已经公开承诺,在2030年左右使碳排放达到高峰。我们认为这个“左”很重要,可能在2025年前后达到高峰,关键词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已经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进入到了7%左右的时代,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提前实现习主席宣布的2030年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我想先从中国的决策机制谈起,便于大家理解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及如何实施决策。中国的决策,不是个人决策、内阁决策、议会制决策等,而是一个经历了党中央决策,到国务院决策,再到全国人大决策的过程。如果是个人决策可能会出现个人专断,如果是议会决策可能出现议而不决。我们希望制定公共决策一定要经历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能够沟通各方信息,分享各方知识,形成政治共识后再做出政治决策。这是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
这个决策机制起始于江泽民时代。1994年中国创下了CPI达到24%的高纪录,由此产生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制度安排。迄今20年的实践表明,这个会议非常像准中央全会,囊括了各方面主要领导干部。一方面总结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就可以判断2014年的经济形势,另一方面还可以对2015年的经济决策做出部署。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央准全会,或是扩大的中央全会。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连续召开了三次中央全会,做出了三次重大的经济决策。从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今天提出“经济新常态”,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阶段。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重要判断。
中国总体经济形势是平稳的,有望实现7.4%,接近当时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根据IMF的数据,中国在2014年GDP将达到10.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2.13倍,美国的59.5%。即便是7%的增长率,中国每年新增GDP在考虑到通缩、汇率等各因素之后,都会净增1万亿美元。最有亮点的是创造就业。2013年首次突破了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大关,在制定2014年规划时首次提出了城镇新增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2014年前三季度新增就业1082万人,提前实现了全年目标,估计全年会首次突破1400万人。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行,但创业能力不断提高的局面。
此外,其他指标都有助于实现年初设定的目标,只有进出口额增长率没有实现年初设定的7.5%目标,只有3.3%,也是中国几十年来数字最低的年份之一。2014年农业大丰收,粮食连续11年增产,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达到过6-7年增产。十二五计划的预期目标是到2015年达到5.4亿吨以上,实际上已经超过了6亿吨。现在看来,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最大最好的新闻就是节能减排的所有目标如期完成。可以说,十五计划完成最差,十一五计划基本完成,十二五计划我们给予的评估最高。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挑战,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尤其是政府性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过快,以及相应的金融不良资产等问题。不过这些风险还是可控、可管理、可消化的。最大的风险来自国际市场。我们也没有想到,到2014年中国的实际进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核心观点。对于新常态,也有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济发展规律和阶段的过程。
去年5月份,习近平在调研时首次提出了“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这个核心观点;7月8日,习近平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提出了“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两个观点;7月29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增加了一个规律,即“尊重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从而形成了三大规律。其中,经济规律就是新常态。11月9日,习近平在亚太会议上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胡鞍钢从他个人视角出发,阐述了如何理解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应势利导,需要对这个发展阶段做一个讨论分析。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更高发展阶段。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是全球价值链进入更高分配水平的阶段;从发展动力角度来看,就是四化同步: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知识化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在2010年就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现在开始向高收入水平阶段迈进,有部分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根据刚刚公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我们推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7660美元,与高收入的1.24万美元标准还有相当距离,但京津沪等地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不久,浙江、江苏、内蒙古、辽宁等地区也将进入高收入阶段。2020年按照汇率法计算,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美国的1/3左右。过去我们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今天可以有信心地说,中国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在国际上,把7%以上称为高速增长,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说的高速增长是指两位数的增长,不是以7%为标准。所以,我们说的中高速增长,正是世界的高速增长概念。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美国追赶英国,从1870年到1913年,年平均增长率是4.0%;苏联追赶美国,从1928年到1939年,平均为4.6%;此后就是日本追赶美国,韩国追赶美国等等。中国从1978年到2011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9%,持续33年,无论是增长率还是持续时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我们把中国的追赶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经济总量追赶美国的阶段,按照汇率法,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0%,但是根据IMF最新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01.2%,相当于日本的3.68倍,可以说完成了总量追赶过程。中国将进入第二阶段的追赶,即在人均主要指标上追赶美国。在这个阶段,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越小,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越有可能下行。我们现在考虑十三五计划时,就把当时十二五计划提出的7%的预期目标调整为7.0%左右的目标。实践下来看,估计十二五期间是7.6%,高于7%的目标。我们更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与节能减排挂钩,需要把高的增长率降下来,实现生态成本、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实现绿色GDP最大化。
从人类发展阶段来看,中国从2010年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即HDI大于0.70,估计到2020年会达到0.760,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从工业化阶段来看,要完成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的发展向加速高新技术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变,同时促进产业结构变迁。中国最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这是在1995年就提出的目标,始终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实现节能减排非常重要。十二五计划,绿色指标占了40%以上,是历次五年计划中最高的。2013年7月做中期评估时,我们都认为比较难以实现,但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7%,进而降到今年的7.4%,现在看来所有的绿色指标都能实现。新常态给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从经济发展动力来看,从传统要素增长动力向创新要素增长动力转变,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发明专利大国。2013年,中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相当于美国的1.44倍。2013年,中国海外专利申请量达3.3万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列第三。最有潜力的产业有两类: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知识、信息、科技密集型的新兴产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产业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信息传播软件和技术服务业超过500万人,环保节能产业超过1000万人,新材料产业超过700万人,最大的教育产业达到1900万人,卫生社会工作也达900万人,新的业态创造新就业岗位成为中国发展新亮点。
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即从双轨制向单一制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即从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向建立世界最大的开放性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