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长桂子

我是一名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从吉林省长春市归国，恢复日本国籍后，取名吉长桂子，以示纪念。

日本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应该说他们都有两个祖国，两国亲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绝大多数都已回到日本，但对中国养育他们的亲人的深思厚情，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直想把养母的事记述下来，通过媒体留给世间，是我离世前的心愿。我没念过几天书，写下了像“回忆录”似的长篇，以片段的形式记述养母的几件事，从中就可看出养母胜似亲生母亲。

                             一

我被送给养父母的时候已经五、六岁了，懂事了，也记事了，记得当时我的日本母亲（后来听说是继母）领我到养父母家说是串门，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母亲就不见了，我见不到母亲就哇哇大哭，喊着要妈妈，这时有一位日本妇女来跟我说：你母亲带你不方便回国，把你送给这位（指着我的养母）中国母亲了，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除了继续大哭就是拽着这位日本妇人不放，不跟养母和家人接近。

这里先交待一下我的养父母。养父马宝财，五十左右岁，在长春市开一家车马店（就是市郊农民赶车进城落脚的地方），养母赵玉贤比养父小十岁左右，夫妇生有一子，年长我八岁，在当时按现在话说算得上“小康”，所以有条件雇用一名日本佣人。由于我只跟日本用人交流，晚上也和她睡在一起，不愿意也无法与养父母及养兄联系，使养父母考虑长此下去我不但学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跟他们亲近，加上日本用人也要回国，所以不得不将日本用人辞退。辞退了日本用人，我没有亲近和交流的人，伤心、生气甚至憎恨养父母。我从小就是一个倔犟内相的性格，从此不吃不喝，躲在角落里抹眼泪，养母抱我哄我，我挣踹，养母指着摆在我面前的好吃好喝用从日本用人那里学来的日语说：“米西”、“米西”，初时不是一“纵嗒”就是一扭脸，表示抗拒。但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够长时间忍受饥饿是难以置信的，实在饿的不行了，趁人不注意就抓点吃的塞在嘴里，养母看到东西少了，知道被我吃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再把少的添上摆在那里。晚上养母哄我上床睡觉，我倔犟着不去，困的实在不行了，就“栽歪”在旮旯睡着了。这时养母就会心疼小心地把我抱到床上，脱掉衣服盖严被子瞅着我睡，看到我梦中哭泣她也在旁抹眼泪（这都是跟养母关系好后养父跟我说的）。就是这样，养母也一次没申斥过我，吓唬过我，更不用说打我了。其实养母并不是一个性格温柔没有脾气的人，我曾记得一次哥哥在外面跟人打架，被人找到家来，养母不由分说抓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一吨打，血顺着脸往下流，而养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多少年后我听我二舅妈说：养母就稀罕女孩，因病不能再生，所以收养了我，再一个养母曾跟她说过，孩子多可怜，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我怎么忍心舍得打她？我收养她她就是我的亲闺女。就这样养母耐心地每天想着法的哄我玩，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常带我到街上买好吃好玩和我喜欢的衣服。如此这般，经过好长时间，我渐渐消除对养母的隔阂，开始与养母亲近起来。但是就是不管养母叫妈，在心里总感到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妈。养母并不因我不叫她妈而表现出丝毫不快，仍然耐心的关心我、爱护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其实小孩对语言的适应力是很强的，我不仅早就会说“妈”和“妈妈”这个单词，好多汉语词我也都能说。大概是应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中国古话吧，一天，养母坐在窗台上乘凉，仰望着天空好像在想什么，我也不是想要什么或想找什么，却突然喊了一声“妈”，我看养母当时一愣，问我：“你叫我什么？”“妈”，我接着又喊了一声，这声养母听清了，高兴得几乎从窗台上“滚”了下来，一把将我紧紧抱住又亲又喊：“俺闺女会叫妈了，俺闺女会叫妈了！”她又亲又啃，“宝贝”、“宝贝”地叫个不停，那种感动，那种亲昵，那种亲爱，在我懂事之后，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啊！这大概就是母性吧！在我现在也为人母和人祖母的时候更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妈妈”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亲切、最亲爱的称谓。

                             二

光复后至解放这几年，国共两党内战，政权更替频繁，公立学校无法连续上课，养母为不让我成为失学的文盲儿童，花钱请了一位私塾老先生教我读书认字，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蒙学书和写字、识字，我能识一些字和现在能写点什么，就得益于那时和参加工作后的夜校学习。日常生活中，养母用言行教我怎样做人和生活技能。比如针线活，养母说女红不行，会被人瞧不想，到婆家也会受气，养母教我拆洗、缝补、纳鞋底、上鞋和刺绣等妇道。结婚后，丈夫和孩子的夏冬便服和鞋等我都做过。

养母还是一位有一定素质和幽默感的人，不是枯燥地只教我干活，常常给我“讲古”(讲故事)和“破昧儿”（猜谜），想着法的逗我开心。举一小例子，一天养母看我发闷，喊我，“来妈给你破昧儿猜。”我一听来了精神，赶紧坐在养母盘着的腿上歪头等着。“十个老哥上毛山，八人勤快雨人闲，雪花飘飘在眼前，是什么?”我迷惑地摇头表示猜不着，养母就双手挠头向我：“这是什么”？我“啊”地一声说：“你把指头说成老哥啦!”养母笑着说“我若说手指头那还叫昧儿吗？我没猜着不甘心，缠着养母说：“这个不算，再破，再破！”养母说：“好，再给你破一个。”“三角四角滴溜溜园，冰凉梆硬热呼粘。”没等养母说完我就喊：“膏药。”这个简单，我又看见过膏药。养母亲一下我的脸蛋表扬说：“我闺女聪明。”我有时也逗养母开心。一天我把一段刀鱼刺贴在墙上喊养母：“妈！妈！你看那大钱串子。”养母拿笤帚就去拍，我在旁拍手“嘿嘿”一乐，养母知道是我逗她，一戳我的脑门，“你个嘎丫头！”但是我看得出养母心里乐滋滋的。现在想想，就是在这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我沉浸在充满了母爱的温馨、幸福中。

                            三

我8岁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秋，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处于反攻阶段，围困了被国民党军盘据的长春。长时间的围困，断决了一切粮食和食物的来源，城内很快出现了饥荒，野菜吃光，草根树皮也拿来充饥，饿死人的事不断增加，饥民因抢掠国民党空投粮食和食品被国民党军枪杀的惨剧多有发生。为了活命大批饥民扶老携幼纷纷出城，对出城的百姓国民党不阻拦，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混出，解获军设卡限制出入，这样在国民党控制区和解放军控制的中间的荒野地带就滞留了大批的难民，时间不长，病饿而死的难民大量出现。这样，解放军不得不以老弱妇幼为先，不定期的往外放人，叫出卡子。养母带着我和兄嫂（兄十五岁结婚，嫂子正在怀孕，养父出卡子前已病饿而死），就在这难民出城前养母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黄豆炒熟装在一小布袋藏在怀里，捡一些出去能换吃的衣物，带着我们背包出了城。在等待放卡子的荒野中，就是养母这一小袋黄豆救了我们的命，使我这已经皮包骨头的小躯壳没有扔在卡子外的荒野中。大概是老天开眼吧，第三天我们就被放出去了。到了解放区，吃的是没问题了，但养母不让我们吃干的，要我们先喝稀粥，等胃慢慢适应了再慢慢吃饱。养母是很有经验的女人，饿极之人见着吃的一吨猛吃一定会撑坏的，出卡子的人中被撑坏、撑死的人不少。在卡子内没被饿死，出来后倒撑死了，多么悲哀！经历出卡子的人都经历了人生的一大难。因养母的精心照料，我平安地渡过了这一生死大难。

                             四

从小在养母像“老抱子”（带雏鸡的母鸡的俗称）式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并结婚成家，但她还是时刻挂念着我。在我生大孩子的时候，正赶上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养母知道我的口粮定量低，怕“坐月子”吃不饱，总把她中午带的饭盒拿来给我吃。养母六十多岁了还不闲着，找一个给人推销下杂货的活，每天奔波劳累可想而知，但她还装得像没事似的，进屋把饭盒往桌上一放，“口干舌燥，这干的吃不下，就是想喝点稀的，我喝你的小米粥，你吃这饭盒。”可我心里能不明白吗？这还不算，一天养母“咧咧切切”地挎一筐鸡蛋进门，不时地喘着粗气。肉、奶、蛋在那个时候可说是珍稀之物，百姓很难吃得到，听说地师级干部每个月才供给两斤猪肉，一斤鸡蛋，县处级干部只供应一斤白糖和二斤黄豆，群众戏称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区分他们的级别。看着这一筐鸡蛋和养母劳累的样子，我这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激动得一下子扑在养母怀里哭了起来，“妈！多难哪！你是怎么掏弄来的呀！”养母拍着我的后背，“你看，你看，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是啊！在我的心中，在养母的眼里，我永远是她亲生的孩子，养母的深恩厚情我怎么能忘记得了呢？养母离我而去，已几十年了，在我为养母立的墓碑上，刻上了“养育之恩，永志不忘”，刻在碑上，更深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