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港
将平日里慢慢写就的文章“聚集”成书，是一件看上去很容易实则并不简单的事。与单篇文章不同，对“书”，读者有一种系统和深度层面的要求，是单篇文章无法具备和满足的，即使单篇的数量达到了成书的量，所谈及的问题均是一个问题，也是如此。因而，阅读单篇成集的书，需要另一种阅读的眼光。对于刘柠的《中日之间》，我认为这另一种眼光即为——也是大多旅日写手的共同特点，就是用细节说话。
全书分了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中日之间；文化风土；历史纵横；制度文明。其中，中日之间，谈及到始于辛亥革命止于当下的中日历史；文化风土，则谈及到日本文化及其载体的传承，以及日本人国民性格的探讨；历史纵横，追溯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开始的以及谢幕之后的日本；制度文明，则是对当前日本部分制度的剖析和讲述。
就这样的内容以及内容所涉猎的时间，《中日之间》无疑会给人一种漫长历史和宏大叙事之感。然而，并非如此。读过作者这本评论集后，在我脑海里出现了是一个关乎细节的影像，它来自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1966年的程蝶衣穿了一双白袜子和一双黑色凉鞋，在去找段小楼的路上，小心翼翼地绕过路上的草丛和煤渣，认真仔细地抖落沾在鞋子上的赃污，并在走过后，回头望了一眼来路。
场景短暂宁静。然而，从程蝶衣的装扮和动作中，我们可以全然获悉他是将如何度过那段动荡的岁月。陈凯歌用一个镜头道尽了一个个体和一个时代之间的恩怨情仇。这大致就是细节的力量。细节，不在于其说了什么，而在于其没说什么。刘柠的《中日之间》若有胜人一筹的地方，大致就在于此，在于用细节去呈现我们既熟悉也陌生的中日历史和当下。
一秒与一年
刘柠的书中，并非没有我们熟知或有所耳闻的重大事件——1972年的中日恢复邦交正常、1952年日本的“白鸟事件”、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1971~1972年日本的“联合赤军事件”，以及江户时代、大正民主等等，均属于，或者震惊当时或者影响深远的重要问题。然而，从书中并不能读到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历史凝重。所能读到的是，事件的诸多细节、诸多个体、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而当作者将这些“诸多”细细道来之后，事关这些事件的判断渐渐地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以最纠结中日关系的问题之一而言，日本究竟有没有就侵略问题向中国道歉和悔过，中国人普遍认为的答案基本是——没有。而在本书中，作者试图说明的却是，日本道歉、悔过并恳求原谅了，只是因为语言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没有道歉更谈不上悔过。在读过此篇后，我想，中国读者恐怕仍旧不会认同作者的观点。无论作者如何阐释“迷惑”、“麻烦”在中日语境中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惯常用的词汇——“罪行”而言，“迷惑”和“麻烦”恐怕都属于言轻了。然而，同样身为中国读者，在这篇文章之后，却大致能够理解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日本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日本国民的舆论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以及当时田中角荣向周恩来解释：“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中国政府对历史档案的保密等等，这些细节都在阐释，就侵略战争的历史纠葛，迄今都未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并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简单问题，而作为中日关系的某种导火索，熄灭它，唯有期待双方的诚意。
另一个非常纠结的中日问题是“中日关系的脆弱”。这一点放到任何一个时间点其实都特别的有意思，任何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会注意到作者所提及的问题——二战之后，中日之间，好则好已，不好则会立刻倒退到敌我关系之中。对此，作者提及到了所有中国人都习惯的一个表达：“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作者阐释了这种二分法的由来，以及基于这种二分法中国所确立的“人民外交”策略，而由于广大日本人民其实专指日本共产党，并且日本的岛国特质决定了其外交没有固定原则，“人民外交”留给了中国随时反击日本的空间，同时也造成在日本缺乏符合中国利益期望的外交力量。而当中国预期的利益不能实现时，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话语随时会将中日关系拉回到硝烟战场的氛围里。无论作者的解释是否完备，不可否认，它是逻辑自洽的。曾经有人说过，历史是蕴含于无数偶然之中的必然，而那些偶然之中，恐怕不乏类似于“一小撮”和“广大”这种看似轻如鸿毛的细节问题。
同样，本书中也不乏重要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齐世英、竹内实……。只不过，作者将他们描述的很平常，以至于他们成了自己经历的配角。读完“超越‘国益’的纽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并不会对孙中山有更多的了解。孙中山只是作为一个熟悉的名字而出现，风淡云轻地就飘了过去，也不见得会记住梅屋庄吉，记住的多半是这句话：“‘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彼时，孙中山29岁，庄吉27岁。”斯时一诺，双方遵守到各自的生命逝去，人际间的情谊可以达到这样的深度，是令人震撼的。将这样的个体情谊放置在中日的恩怨纠葛之中，让人意识到在“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民族情感”这些冰冷词汇的背后，亘古存在的是人与人的世界，而非国与国的关系。
至于齐世英，在二战前夕数次试图将中日关系化险为夷，二战之后在若干关涉台湾重大利益生死存亡关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想到——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风雨英雄，这才与那本和他相关的书——《巨河流》——相匹配。然而，在作者的文笔里，并没有这样的描述出现，会被人记住的只是齐世英对日本人态度的转变，以及引发这种转变的是齐世英观察到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细节——那些存在于日本宪法中的缺陷，那些战败军人的纪律和教养。而通过对这种转变的陈述，会让人意识到，在重大危机来临之前，并不是没有人发现并试图阻止，但就像刘柠所言：“彼时世界的潮流走势中也是命定了，并不因个人的能量和努力而转移。”
当然，还值得注意的是齐世英的老朋友吉田茂，这样的人，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表达可以称谓：“中国人的老朋友”。在战乱与和平年代，他们——梅屋庄吉、吉田茂、清水美和、竹内实等等，超越了民族、国民的身份，作为独立的人，以爱推行公正的要求。但是，刘柠的笔下并无与他们的作为相匹配的恢弘气韵，他们宁静无声，像最平凡的人活在最平凡的时代。这让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战争纪录片，战士们匍匐在草丛里，默默前行，偶尔伴随沉闷的枪声，会有一个人忽然停滞不动，死了，其他人继续前行，全片没有任何让人热血沸腾的场景，只有沉闷和压抑。
这大概是真实世界中最为常态的一面。恢弘、激昂、伟岸无疑存在，但更为普遍存在的，只是“日拱一卒”的平常坚韧。在宏大漫长的叙事里，这样的平常坚韧很容易被淹没，类似于一年淹没了一秒。于是，人们也容易忽视，一秒也在决定一年。就像“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一文中所言，16世纪时，西洋人以中国为目的，争相以汉文介绍西学，但当时的中国人却全无接受之意，结果大量汉文所著西学传入日本，新文化得以在日本生根发芽。面对这样的细节，我们会忍不住想：“如果，……。”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在中国人拒不接受西学的那一刻，之后的历史就已然开始了。 一衣带水的邻邦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了历史上最强烈的地震、最强烈的海啸。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日本人向世界展现的却是令人震惊的坚忍和淡定。《中日之间》的“文化风土”部分对日本的这种国民性进行了分析，它源自——国土狭小、多山多震、资源贫乏的自然约束，因这种自然约束而形成的“台风心理”，以及有此世代积累之后的日本文化。当然，作者同样没有用大手笔去阐述这一切，仍然是将自己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借助一些细节来呈现。
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获悉到，日本人没有“人定胜天”的心理，他们似乎更多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灾难是无可避免的自然，承受灾难是别无选择的自然，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是生命的自然。于是，那句经常在日本电影和电视剧里的台词“这是没办法的事”，在这样的阐述后，会令中国读者有更深刻的领会——不是安于天命，不是抗拒宿命，只是顺其自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道法自然”，才会有武士道精神之中对于“死亡”的“洁”。死，就像生一样，是自然之事。
通过这样的阐释，似乎更能明白一件让中国人非常尴尬的事，它就是，传说很久让我们不忍心承认却又是确实存在于细微末节之处，就是中国文化在日本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身居日本或前来旅游的中国人，总会在日本的街头巷尾、某一转弯处，体味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感觉到一种熟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们若有若无的存在于日本的建筑、装饰、用字和部分技艺中。究其根本，也许是在于，顺其自然的日本人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去“推翻旧世界，建造新世界”。或者说，在多变多灾不可控的自然环境面前，日本人形成了对确定性更多的需要。因而，这个只要发现别的国家很先进，就恨不能学成对方子系统的国家，事实上，从来都不会“全盘学习”，而是量身定学。就像刘柠说的，日本当年学习中国的制度，独独落下了科举和宦官，是因为“他们感觉这些制度似乎与其‘本家的家风’不大对路”。
相应的，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制度过程中，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不可不谓之是一种全然了解自身和了解所学事务的政治智慧，而以刘柠所言，“经历20载的磨合，说象征天皇已在日本社会生根，似不为过。”则预示了当年这一制度选择的成功。
近年来，在反思中国制度转型的声音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最适合建立的恐怕是君主立宪，保留一个象征性质的帝制，对于数千年生活在帝制下的中国人而言，其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思量的。遗憾的是，中国错过了。因而，在读完“平成倏忽20载，象征天皇始生根”之后，我最深的感慨莫过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不是好学，而是始终在通过学习在塑造自身，始终按照自身的特点在学习，这是中国所缺乏的。
当然，在历史关头的不同选择，似乎并不意味着中国和日本会彻底完全的不同。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总是会有很多的相似。与中国相同，日本也有报业出版业走向夕阳的问题，也有屌丝逆袭精英的现代性；有因知识产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商战，也有社会制度架构这样那样的弊端。在这些具体而细微的事件中，借助刘柠的笔端，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句著名的话——地球是平的。如今，纵然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完全迥异，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会迥异到像当年马可波罗游历中国那样，到处都是惊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彼此。
孙中山（中）与梅屋庄吉夫妇
在读这本书时，也就是当下，恰好又是中日关系紧张时。因钓鱼岛问题，两国之间，军演开展并不断升温。而在中国强硬的态度之下，中日两国将是如何走势，更是成为军事专家和民间舆论热衷不已的话题。作为平民百姓，周围也不乏热衷一族。不过，读完刘柠兄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对自己有所降温更加肯定的认同感。
中日的未来将如何呢？会否打起来呢？对此，我们不如换一些问题来问问看。
在江户时代末期，当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天保改革”时，有谁可以预见，它为之后的明治维新启动了制度潮流，并最终让日本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大正民主”盛极一时，到处洋溢着自由空气时，有谁可以预见，一场关东大地震会成为极权主义绑架日本的契机，并最终带来了中日之间持续8年的战争？曾经，日本外交的“中国帮”以人才辈出和源远流长的对华外交传统而著称，而到了2010年，“中国帮”却式微到了无法找出合乎驻华大使条件的人来，这样的变化对于中日关系是否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追问——如果没有梅屋庄吉的财政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会怎样，中国会怎样？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通过日本的文化反哺来学习西学，而从日本输入的西学存在着删节、改造和扭曲的问题，中国又会如何？而当年那些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所受到的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
所有这些问题，是《中日之间》所呈现给我们的细节。在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读到历史的吊诡，更可以读到某些不可预言。就像，我们无法预言，如果部分细节的改变，历史究竟会如何走向。事实上，没有谁能准确预言，今日和未来的中日关系究竟会如何。如果一定要追究一个答案的话。我想，在《中日之间》这本书里，当读过那些诸多细节、诸多个体、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之后，作为手无寸权而又期望和平的普通公众而言，恐怕唯一能够做的只是：坚持诚实，坚持宽容，构成政治筹码，导致决策者能够承担政治家的责任，为人与人的世界而做出政治努力。（《中日之间》，刘柠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