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在中国现行权力体系中，文官最高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武官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建党日和建军节前夕，上一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先后落马，相隔一个月成为中纪委如火如荼的“打虎”行动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维持30多年的“刑不上常委”的政治默契，在威震四海之余，也彰显了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和魄力。
有论者指出，周永康的沉浮，是中国自90年代以来受到推崇的“技术官僚+任期制”的产物。中国的技术官僚大多成长于49年后的岁月，他们的红色权力身份是虚拟的和借喻性质的。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比普通人民更接近红色道统和权力传承，他们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侥幸者，在现实中成为了权力攫取者。因为他们以代理人和经理者的身份实践着所有者的权力，所以无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到何种程度，他们都需要借助红色权力垄断的信条，但事实上通过薄案和周案等案例，人们发现他们对堂皇的红色信条本身已经没有丝毫的崇尚和敬畏。
因此，在任期制背景下，所谓技术官僚的恐慌是非常现实的。一方面，并不喜爱和信任的制度赋予他们现代政治中难以想象的生杀予夺权力，另一方面，在不得不为千疮万孔的航船进行修补和掌舵的同时，为自己抢夺更多的救生圈似乎成为人生价值的最后保障。被欧美观察家看好的所谓技术官僚阶级普遍如此，无论是“康熙”还是“薄厚”，莫不如此。贪腐作为现代政治权力的行为模式，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然而，无论现代权力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对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困境逼迫政权的“代理人和经理者”不得不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对自身的派系和家族安全做出事前安排，不惜为此展开博弈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这引发了中国当代最高权力交接班的斗争。
中共第三代江泽民接位，是邓小平临危钦点，第四代胡锦涛亦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到了第五代习近平接班，却是执政党第一次没有上层绝对威权主导下的平辈接班竞合工程。像周永康和薄熙来这样的大贪大腐，面临权力团队交班之际，不免心惧自危，其“夺权自保”成为釜底抽薪之策。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下台者对在上台者维持信任及安全感并非易事，这应是周薄产生“政变思维”的动机。
显然，周薄二人的问题不仅在贪腐，更在他们对权力中枢的形成机制发动挑战。按照已经公开的信息，周薄二人的行径，可谓无法无天，大贪巨腐至此令人瞠目的地步，可证明法治对周薄等人的长期素行无可奈何；而周薄二人欲藉唱红打黑之势进入政治局常委，觊觎权力中枢，也因为国家和执政党行使权力缺乏民主法制的依据。问题在于，既然是不经民主程序产生政权，为什么你能上台，而我不能执政？明明是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是否能以反腐肃贪的“经济问题”来解决？
当然，中纪委对“正国级”的周永康开刀，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默契，同时也打破了“入常无罪”在政治局常委之间形成的利害平衡，降低了同僚互信，或更隐伏了“政治斗争司法化”升级的潜因，为未来最高领导集体的稳定埋下了变数。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制度栽培出这些巨贪？为什么结党营私、败坏堕落、缺乏才德的人可以窃居如此高位？究竟是谁应该为此承担政治和道德责任？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如何能从体制上对应权力斗争？显然，周永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老虎落马，一切皆因没有法治所致。没有法治的落实，所有的答案都会在风中飘而无法水落石出。为此，中共宣布立案审查周永康后，同时宣告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议程，可谓逐步接近问题的中心。
中央纪委自然会继续保持“打虎”的高压态势，在腐败形势彻底扭转之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中央继续执行八项规定，大抓作风建设，抓早抓小，坚决遏制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中央争取并获得广大公务员队伍的支持，公务员队伍保持稳定，更加团结。中央将按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既寻求制度创新，也会继续寻求固有制度的“联动效应”，比如巡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多管齐下，扼住“贪腐之门”。
除了严明党纪以外，依法治国将成为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法治作为重大理念，始终是执政党追求并予以践行的一大目标。在迈向法治化进程中，这一理念受到来自党内一些人的挑战和考验，使得法治理念和治国实践蒙尘。部分人违法乱纪行为反作用于社会公众心理，所以“打老虎、拍苍蝇”成为人民群众评价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参数。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永康落马表明了反腐不会有禁区，法律面前没有不受制约的特权人物。
法治的真正意义在于，惟有破除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扫除法律触及不到的所谓腐败特区，人们才会在内心里认可法治化。惟有用事实说明，不管什么人，不管是什么真正的老虎，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人们才会形成对法治的向心力。惟有扫除滋养恶腐巨贪、容忍违纪乱法的社会土壤和制度环境，周永康的落马才是意义深远的。
在中国现行权力体系中，文官最高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武官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建党日和建军节前夕，上一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先后落马，相隔一个月成为中纪委如火如荼的“打虎”行动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维持30多年的“刑不上常委”的政治默契，在威震四海之余，也彰显了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和魄力。
有论者指出，周永康的沉浮，是中国自90年代以来受到推崇的“技术官僚+任期制”的产物。中国的技术官僚大多成长于49年后的岁月，他们的红色权力身份是虚拟的和借喻性质的。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比普通人民更接近红色道统和权力传承，他们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侥幸者，在现实中成为了权力攫取者。因为他们以代理人和经理者的身份实践着所有者的权力，所以无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到何种程度，他们都需要借助红色权力垄断的信条，但事实上通过薄案和周案等案例，人们发现他们对堂皇的红色信条本身已经没有丝毫的崇尚和敬畏。
因此，在任期制背景下，所谓技术官僚的恐慌是非常现实的。一方面，并不喜爱和信任的制度赋予他们现代政治中难以想象的生杀予夺权力，另一方面，在不得不为千疮万孔的航船进行修补和掌舵的同时，为自己抢夺更多的救生圈似乎成为人生价值的最后保障。被欧美观察家看好的所谓技术官僚阶级普遍如此，无论是“康熙”还是“薄厚”，莫不如此。贪腐作为现代政治权力的行为模式，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然而，无论现代权力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对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困境逼迫政权的“代理人和经理者”不得不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对自身的派系和家族安全做出事前安排，不惜为此展开博弈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这引发了中国当代最高权力交接班的斗争。
中共第三代江泽民接位，是邓小平临危钦点，第四代胡锦涛亦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到了第五代习近平接班，却是执政党第一次没有上层绝对威权主导下的平辈接班竞合工程。像周永康和薄熙来这样的大贪大腐，面临权力团队交班之际，不免心惧自危，其“夺权自保”成为釜底抽薪之策。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要下台者对在上台者维持信任及安全感并非易事，这应是周薄产生“政变思维”的动机。
显然，周薄二人的问题不仅在贪腐，更在他们对权力中枢的形成机制发动挑战。按照已经公开的信息，周薄二人的行径，可谓无法无天，大贪巨腐至此令人瞠目的地步，可证明法治对周薄等人的长期素行无可奈何；而周薄二人欲藉唱红打黑之势进入政治局常委，觊觎权力中枢，也因为国家和执政党行使权力缺乏民主法制的依据。问题在于，既然是不经民主程序产生政权，为什么你能上台，而我不能执政？明明是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是否能以反腐肃贪的“经济问题”来解决？
当然，中纪委对“正国级”的周永康开刀，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默契，同时也打破了“入常无罪”在政治局常委之间形成的利害平衡，降低了同僚互信，或更隐伏了“政治斗争司法化”升级的潜因，为未来最高领导集体的稳定埋下了变数。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制度栽培出这些巨贪？为什么结党营私、败坏堕落、缺乏才德的人可以窃居如此高位？究竟是谁应该为此承担政治和道德责任？如何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如何能从体制上对应权力斗争？显然，周永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老虎落马，一切皆因没有法治所致。没有法治的落实，所有的答案都会在风中飘而无法水落石出。为此，中共宣布立案审查周永康后，同时宣告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议程，可谓逐步接近问题的中心。
中央纪委自然会继续保持“打虎”的高压态势，在腐败形势彻底扭转之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中央继续执行八项规定，大抓作风建设，抓早抓小，坚决遏制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中央争取并获得广大公务员队伍的支持，公务员队伍保持稳定，更加团结。中央将按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既寻求制度创新，也会继续寻求固有制度的“联动效应”，比如巡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多管齐下，扼住“贪腐之门”。
除了严明党纪以外，依法治国将成为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法治作为重大理念，始终是执政党追求并予以践行的一大目标。在迈向法治化进程中，这一理念受到来自党内一些人的挑战和考验，使得法治理念和治国实践蒙尘。部分人违法乱纪行为反作用于社会公众心理，所以“打老虎、拍苍蝇”成为人民群众评价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参数。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永康落马表明了反腐不会有禁区，法律面前没有不受制约的特权人物。
法治的真正意义在于，惟有破除种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扫除法律触及不到的所谓腐败特区，人们才会在内心里认可法治化。惟有用事实说明，不管什么人，不管是什么真正的老虎，违反了党纪国法，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人们才会形成对法治的向心力。惟有扫除滋养恶腐巨贪、容忍违纪乱法的社会土壤和制度环境，周永康的落马才是意义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