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琼
放弃传统出版？对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即使到了网络公司，开始接触新媒体，做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衔接，创选更符合新阅读需求、新传播方式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再次呈现在传统出版中，仍然是我乐此不疲的事。
第一次知道MOOK，是在给刘柠老师出《穿越想象的异邦》一书时，某次去他家拜访，他提到了MOOK并展示了不少的收藏。MOOK，一个来自日本的新名词——magazine+book=MOOK，杂志书，也因为这本对异邦日本想象的书，有了后面跟日本文化与在日华人写作的各种机缘。
正在对公司和工作厌倦之时，似乎必须选择一次出走，才能完成一次救赎。而这时腾讯大家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机会——新媒体、新内容，但因为网络阅读的即读即弃，大家里好的内容很难从海量的信息中再次被翻出来更别说保存，这时书——或者是更容易收藏、查阅、品读的载体，将新媒体的内容筛选、包装、出版是件很有吸引力的事，加上对网络传播的好奇，而我自己也需要一个新的学习空间，于是选择来大家做这样的事。
怎么来再次呈现大家的内容？主题文集、个人文集，以及多次被提及的MOOK。那就多条路并行，开始跟各家出版社、各种出版公司谈合作。诚意和专业，往往能促进合作的最快实现，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团队的专业、敬业和诚意，促成了合作意向的尽快实现。出版方有了，出什么、怎么出呢？
先从身边的人聊起，正好约了拜访吕大年老师，就一股脑道出正在做的事和正愁的选题，大年老师给了些基本的出版建议，然后鼓励说：“先做吧，东西做出来才知道是怎样的，做好了不会做坏了还不会啊！”回编辑部商量，没有太大争议的就决定了做MOOK，主编轮流邀请该领域的权威担当，而且同事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日本”作为第一本MOOK的主题。主编，知日作家李长声老师当然是不二人选，正值长声老师归国，拜访他后他即表示愿以当年办《日本文学》之心力来支持MOOK编辑出版。
不过这当中网络编辑和图书编辑做事的方式之不同就凸显出来了：第一期，总得有个开篇贺词吧，找谁写呢？“村上春树，”作为日迷的永莉小姐，提出了必然卖座的人选，“稿费不是问题。”稿费从来都是问题，作为图书编辑的我当然知道若单是从图书版税来支付稿费，根本给不起，但腾讯大家作为新媒体开出的稿费，确实非传统出版所能比的，第一次被同事的底气镇住了。不过村上难约，是这个提议破产了。“那约个日本前首相吧。”贾葭先生提议。“约谁呢？”“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都可以啊。”怎么约呢？我把脑子里的人过了一遍，找长声老师吧，长声老师提：“张石可能约到，他跑新闻的，约起来比较容易。”于是给了张石先生邮件，当然得到了想要的答复：鸠山先生愿以为大家MOOK的出版写贺词。最终鸠山先生写好贺词并寄过来时，还特意将签名写作“鸠山友纪夫”，寓意中日友好。
然后就是选稿及约稿，这跟长声老师做了几次讨论：系统的多方面的呈现异国的社会、文化、生活等，几篇稿子能实现吗？还是从几个点切入，从当下的热点入手，挖一些比较深入的视角，将书的读者更明确为“想知道更多日本的人”？总体考虑，做点比泛泛而谈更有意义，加上约的作者都是生活在日本十几二十年的华侨或者在中国生活十几二十年的日侨，何不将“误解和错位”挖得更深一些呢？于是约来了茂吕美耶、野岛刚、汤祯兆、张石、姜建强、王东、成庆等笔下的日本，还将之前大家有的文章筛选出几个主题：关于靖国神社的、关于日本耻文化的等。当然还给大家“星期ONE”特开了一栏：大家每周有一篇万元稿——即稿费之外，由编辑部遴选评委会评出来的有一万元奖金的好稿子，只是大家心里有争议，却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来。MOOK的最后一部分给了图书——书评和图书介绍——阅读的习惯和信息常常是需要灌输的。
这样雏形就有了。然后是编委会和卷首语：编委会分工贾葭先生跟我分别去约，开列的名单里除去出版社提议去掉的几位，我这边陈嘉映先生爽快答应并表示不愿意只挂名而更愿意实际做些事；韦森老师答应也更爽快并表示要多多帮助；李长声老师是以实际行动证明的；而李伯重老师虽不接受编委会的邀请却做了我的通讯录，找谁约谁谁更合适包括联系方式，伯重老师总是有求必应。
卷首语，当然是总编写最合适了，于是李方老师提供了《那就让它有趣一点吧》一文，是啊，普通人为什么要沉重面对如此一个纷繁复杂夹杂历史、外交多种因素在里面的政治问题呢？干嘛不有趣一点。不过这样的诙谐、有趣却被出版社的编审彻底肢解了，当拿到出版社的审读意见时，我问出版社的合作伙伴：“您是让我写好辞职信和审读意见一起给我们总编么？”这是话语层面脱节造成了，社科文献一向出版严谨的学术著作，编校过程更强调文字的严谨、逻辑、准确，不求语言的美感和阅读感受；李方老师是媒体人，更知道MOOK本身要凸显的点在哪儿，怎样调动读者的兴致，文字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是有趣有美感和语感的文字，就像真正阅读的人不会问“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逻辑在哪儿一样。
没办法，编辑不能随便改作者的文字，哪怕他是总编，只能硬着头皮给了总编，要知道有先生被我改一个逗号也会跟我抗议的：“这不是我的东西”，更何况自己文章被肢解了呢？幸运的是，遇到的是豁达开明的总编，当然他更知道出版的环境，不改撤稿是最温和的抗议，只是不能没了开卷语啊，硬头皮越俎代庖，在严谨的学术规范要求和审美趣味语感中挣扎出一篇没有彻底违背作者意图的卷首语来，当然已不是作者本来的文字。
书中主题部分的文章都是新约的。只是约稿和催稿把编辑的工作体现为对情商要求很高的工作，不过最后还被成庆老师讲：如“无常”一般催稿。好在作者们都非常配合，使稿子能在截稿前顺利交付给出版社。
正文的编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星期ONE”中刘柠先生《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一文的论证被编审指出几处与一般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认为不够客观严谨要退稿，然后就是跟出版社、作者的一次次沟通、修改，修改、沟通，再沟通、再修改……最终在出版社总编杨群和责编董风云、段其刚的帮助下，刘柠先生的这篇稿子修改了部分内容并保留了下来。
其它文章就都比较容易了，编校中约了出版社的团队谈封面设计和营销，朝气与活力，带来的是很有创意的封面和舒心的版式设计，整个后面的事做起来就很容易了。同事们网络传播的经验在图书的营销中很快显示出优势来，各个终端信息的输出，各类媒体信息的曝光，预示着《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将以最大可能出现在读者面前，也将编辑部的心意——“写作的可能”——呈现给大家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