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特别冷，父亲在私底下说，要做好春节前“办事”的准备。父亲所说的事，是祖父的丧事。去年夏天，祖父在省城医院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他的理想是过完上一个春节。春节过去了，他好好的，便又更新了理想，要“力争”再过一个春节。祖父的情况说不上好，可也没有坏下去的迹象。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悲观。家里有暖气，再冷的天气和祖父有什么关系？但父亲说，气温下降到一定的地步一部分老人就得走，这是天理，和屋子里的温度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这个冬季着实冷得厉害。电视里的美女主播都说了，最低气温“创下了三十年来的新低”。这则天气预报对我们一家来说是致命的。父亲不说话了，祖父也不说话了，他们都是相信“天意”的人。他们的沉默使我相信，祖父也许放弃了，他觉得不远处的春节不属于他。没过多久的某天深夜四点，我被电话吵醒了，是父亲打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等我急匆匆地赶过去时，祖父却好好的。但我明白，祖父这次真的大限不远，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祖父咳嗽了两声，父亲知道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便知趣地退出去了。

严格地说，祖父之所以在我们小县城如此著名，完全是因为父亲。他能当上校长，也是因为父亲。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是最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那年高考的结果是，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而在另外一所中学的父亲却没有考上。祖父创造了一个传奇，省报记者专门下来采写了长篇通讯，重点说的就是“三十一个都考上了”，他的儿子却“没有考上”。祖父为此享尽了殊荣，而父亲却赌气谢绝了祖父让他补习的要求。他模仿祖父的笔迹和口吻给教育局长写了封信，要求为自己的儿子在县教育局安排一份工作。教育局长立即兑现了这一要求，父亲便在教育局的那张椅子上熬到了退休。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因为几十年里，他们两人几乎没有对视过。我想，今天祖父也许会谈到他们父子，谈到自己一生都难以释怀的愧疚。

但祖父却说：“这件事吧，我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让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问：“爷爷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一天释怀的？”祖父说：“你爸爸退休那一天。都退休了，嗨，任何人都他妈的一样。”祖父都俏皮了，都出粗口了，看来他真的是释怀了。但祖父却一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开始猜想他或许还欠了他人的外债，或内心还藏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秘密。不料在我的一再催问下，祖父似乎才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嗨，这算什么事，多少个花圈都不是事。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祖父没有给我答复，他再一次把眼睛闭上，停了半天，才轻声却清晰地说：“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想让说话的语气变得轻松一点，故意嘻嘻哈哈地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依旧闭着眼睛，语气仍然是中学教师特有的刻板和严厉：“不能作假，死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作假。”我立即对他说：“我知道了，你放心。”

祖父所说的荣校长，是他的前任。1982年春天，荣校长给学生们上历史课时，以57岁的年龄倒在了讲台上，所以其葬礼规模在小县城史无前例地隆重。祖父前去参加了，他认真地数了两遍，然后182这个数字就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心头萦绕。我虽然对祖父说了“我知道了，你放心”这样的话，但我其实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和他再探讨花圈的事了，第二天，祖父在如数家珍般地将他教过的学生的名字和职务喃喃自语一番后，他的历史就此终结了。我当时没有在现场，是父亲告诉我这一切的。父亲说：“还开会呢。”这个话形象地代表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祖父赋闲多年，以他的实际影响力，如果亲友团不出面、不“组织”，简言之就是“不做假”的话，无论如何也凑不齐182个花圈。他又不是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后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在租来的花圈上，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上了诸如“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思”、“中凯实业总经理白加雄遥寄哀思”之类的条幅。而这些名单，都是祖父闲时如数家珍般所喃喃自语的………             (老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