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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韩国人”能给中国民间社会带来什么启示?
日期: 2014/02/17 11:19
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前后,韩国媒体曾经热炒一个用英语表达的话题--“Ugly Korean”(“丑陋的韩国人”),以至于一些小学生都学会用这种说法“展示”自己的英语水平,大人们有时也会因此夸奖孩子:“你这个小学生怎么知道‘Ugly Korean'这种地道的英语!”

  现在回头看,这种做法真是很天真,甚至幼稚得让人脸红。不过那时的情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韩国当时的发展阶段——走出去。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的口号之一就是:“首尔走向世界,世界走进首尔。”

  一百多年前,韩国当局面对西方列强要求“开门”时,决定“关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这个东亚半岛小国。一百多年后,韩国人才意识到只有“开门”与世界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竞争,才能在发展中壮大实力,真正保护自己的国家。

  1989年1月1日,韩国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施行“海外旅游自由化”。之前,韩国只有政府官员、政界人士、空姐、大学教授等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出国。普通人去海外手续繁杂,需要“一大包图章”,意思是必须拿到各种官方部门的许可证明才能出国。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空姐”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是最受追捧的媳妇儿。

  海外旅游催生了“Ugly Korean”的说法。“Ugly Korean”有很多表现:随地吐痰、便后不冲水、便后不洗手、在法国酒店里打开泡菜的气味儿惹得西方人向经理投诉,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大声喧哗。

  韩国大叔吃完饭后喜欢打嗝。朝鲜战争时韩国很穷,很多人经常挨饿,能够打嗝意味着能够吃饱,是值得炫耀的得意之举,但在外国人眼里这却是很粗鲁的做法。韩国基督徒很多,他们喜欢在公众场所表达自己对上帝的爱,亲朋好友出国时,他们经常在机场大声做祷告、唱圣歌,外国人则觉着这种行为很怪异。

  韩国人刚“走出去”时发生了各种各样“丑陋的韩国人”的故事,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这说明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和文化交流的增强,这些现象都会自然地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类有着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环境不同,为人处事的方式也不一样,只是个时间问题。

  有这样经历的韩国人看到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类似“丑陋的韩国人”的举动,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对此并不陌生,非常理解,并且相信这些现象只是在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

  那么,在减少“丑陋的中国人”的方面,政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很可能本能地想到要对老百姓作“宣传教育”。不过,我个人的想法却相反。我认为政府要站在后面,要帮助民间社会在“启蒙”老百姓上所做的自发努力,这样效果会更有可持续性。

  回到韩国的例子上,很多中国人认为韩国电影、电视剧在海外受欢迎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作为韩国人,我不同意。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很难说服中国人,也许是由于国情不一样的原因。

  比如说,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人都不看韩国电影,好莱坞大片在韩国非常受到欢迎,韩国电影人则要求政府强化电影院“国产电影义务播放日数”的法律,试图保护自己国家的电影产业。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开明的人,意识到拍摄好电影才是最好的吸引本国票房的方式。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探索新的思路和创意,比如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花功夫在感情的表达、镜头的处理等等。韩国人逐渐喜欢看本土电影了,韩国电影产业开始兴盛的时候,一些外国人也开始喜欢看韩国电影、韩剧了。这一过程并非“政府主导”。 政府只是在市场选择之后,开放了一个整体环境。

  与此相仿,中国“走出去”要更加顺利,韩国有一个经验可以去借鉴:政府不要站得太靠前进行指导,而是要借助民间组织、社会舆论领袖等提供引导。比如,用拍摄公益广告或在微博上发贴的形式,可能就更为有效。

  政府是掌握资源最丰富、最有权威的机构,因此会有冲动想通过一种“运动”的形式急于求成。在建设社会硬件设施方面,政府主导的“运动”形式很有效,而在有些涉及人民生活方式转变和文明认知程度提高的问题上,还是要“攻心为上”,需要“软实力”的慢功逐步培养,需要在潜移默化中水到渠成。

  说到这儿,有人会说,但中国是否存在“民间社会”?问得好。那的确是值得转型期中国精英们思考的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泛太学者 李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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