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和小泉纯一郎等名相相比，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绝不算巧舌如簧的雄辩者。但安倍分别在联合国大会、纽约证交所和保守系智库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三度发表演说，谋杀数字“菲林”无数，风头出尽，一改过去美国人民心目中那个虽然保守，却总有些“愤青”味的印象。这份自信显然与其上台以来，锐意推进的以有限通胀刺激消费促增长的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实绩有关，同时也与其安保政策及修宪动议对日益右转的社会思潮和舆论环境（不仅仅是日本）的刻意迎合有关。否则的话，难以想象过去在慰安妇等问题上，屡遭美舆论杯葛的安倍，竟然会在联大讲坛上撂出如此狠话：“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军国主义者的话，那么悉听尊便。”
不过，虽说是纽约的讲坛，但安倍此话肯定不是说给美国听的。他先打出了以国际社会的协调为柱石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以期达成通过修宪或释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目的，继而话头一转说道：“就在日本的旁边，便有军事支出至少是日本两倍的邻国。而我们则是11年来首次增加防卫预算，且幅度只有0.8%。”言外之意：如果连这都被斥为“右翼军国主义者”的话，那还有公理吗？虽然没有明言，但矛头对着中国是不言而喻的。
话语内容本身（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军费）的生猛和指桑骂槐的姿态，中方被激怒自不待言，但这种结果也许恰恰是安倍其人的“胜算”——就像打网球似的，中方的舆论反制，反被安倍“借力”、“回球”有可能更狠，走得更远，也未可知。
观中方舆论，基本上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那就是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连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日本各地采访的资深记者，也在北京一家主流商业媒体上撰文，质疑安倍“走军国主义路线”。兹事体大，实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何谓“军国主义”和日本正在走的国家道路到底是不是“军国主义”，以及这种“军国主义复活论”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从后往前说。中国社会中的“军国主义复活论”由来已久，几乎与战后日本从军国主义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历史等长。在七八十年代两国关系的蜜月期，曾一度消停。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卷土重来，呈周期性发作，且时有升温。反应剧烈时，动辄升级为大规模反日运动，并裹挟暴力，使中日关系大幅倒退，如2005年夏天和2012年秋天。其背后的机理颇复杂，交织着历史的恩怨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及各自国内问题的纠缠，殊难一言以蔽之。但就其结果而言，各种“磁力场”的错综作用，导致了中日民族主义的对立，且越来越尖锐。虽然两国各自社会中，都不乏理性的声音和健康的力量，但仍难以抵消民族主义的能量。而如果对两国的历次对峙及其所引发的反日运动的过程详加考察的话，则不难发现：两国都有特定的政治势力因此而获益。乃至笔者甚至怀疑某些政客，他们内心并不期待中日关系的改善，因为他们很受用目前这种对立的状况！这也许不是唯一的发生机制，但至少构成了机制中重要的部分之一。想到这一层，有时不免令人心生绝望。最为这些政治势力所爱用不已、且屡试不爽的道具，就日方来说，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中方而言，便是“军国主义复活论”。
早在1997年，党内著名学者、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何方先生曾在《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一文中写道：“对于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虽没有公认的标准，但总得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例如以前的军国主义，就是指实行军事第一和对外不断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军部）专政和统制经济。所谓军事大国，起码也要有一定规模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装备和相当数量的预备役。如果依据这些来衡量，那日本在相当时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至于复活军国主义，恐怕就更难办到。”何方先生的思考，后成为21世纪之初“对日新思维”的理论内核。
何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学界早有明晰的定义。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霍华德（Micheal Howard）认为：军国主义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占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军国主义社会，强调等级制度、个人勇气和自我牺牲，强调极端情况下的英雄式领导。在这样的社会中，战争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事情，或者是少数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国民的事情。经过充分战争动员的国民，各个像打了鸡血似的，指哪打哪……可日本的情况是这样吗？
现状是，日本国民连身份证都没有。出于对战时军部和国家机器绑架国民的惨痛历史的记忆和警惕，国家连对公民实行编号管理的权力都没有（以防止被恶用于兵役、徭役等），如何来进行战争动员？战后近七十年来，早已生根的“文官统制”（Civilian Control）制度，使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警察大权统统集中于经过严格考试而选拔的职业文官（公务员）和经过公正选举而产生的政治家手中，而不是特定的军事集团之手。而更本质的一点是，今天的日本，已没有广泛渗透的战争意识形态。最近，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反战宣传画：两位头戴钢盔、脚登军靴、肩背来福枪的自卫队员，分别伸出一只手来，作出让路的手势。余白处的文字说明写道：上前线，从总理开始。另据电视台报道，一位年轻白领接受街头民调，关于如何看待保卫国家的战争的问题，回答道：如果一个国家非得要国民用生命来保卫它的话，那么就让它去死吧！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国民情绪”。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由于长期经济萧条和“中国崛起”、朝核问题等地缘政治景观的变化，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确带有某种焦虑感，包括修宪动议在内，所谓“普通国家化”的进程有可能加速。但纵然如此，再度“军国主义”化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在看待日本变化的时候，不宜反复提“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因为这基本上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一味地把关注点聚焦于一个虚幻的靶子上，不仅无意义，而且有害：过度聚焦于伪问题，反而会忽视了真问题。
不过，虽说是纽约的讲坛，但安倍此话肯定不是说给美国听的。他先打出了以国际社会的协调为柱石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以期达成通过修宪或释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目的，继而话头一转说道：“就在日本的旁边，便有军事支出至少是日本两倍的邻国。而我们则是11年来首次增加防卫预算，且幅度只有0.8%。”言外之意：如果连这都被斥为“右翼军国主义者”的话，那还有公理吗？虽然没有明言，但矛头对着中国是不言而喻的。
话语内容本身（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军费）的生猛和指桑骂槐的姿态，中方被激怒自不待言，但这种结果也许恰恰是安倍其人的“胜算”——就像打网球似的，中方的舆论反制，反被安倍“借力”、“回球”有可能更狠，走得更远，也未可知。
观中方舆论，基本上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那就是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连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日本各地采访的资深记者，也在北京一家主流商业媒体上撰文，质疑安倍“走军国主义路线”。兹事体大，实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何谓“军国主义”和日本正在走的国家道路到底是不是“军国主义”，以及这种“军国主义复活论”的发生机制是什么。
从后往前说。中国社会中的“军国主义复活论”由来已久，几乎与战后日本从军国主义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历史等长。在七八十年代两国关系的蜜月期，曾一度消停。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卷土重来，呈周期性发作，且时有升温。反应剧烈时，动辄升级为大规模反日运动，并裹挟暴力，使中日关系大幅倒退，如2005年夏天和2012年秋天。其背后的机理颇复杂，交织着历史的恩怨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及各自国内问题的纠缠，殊难一言以蔽之。但就其结果而言，各种“磁力场”的错综作用，导致了中日民族主义的对立，且越来越尖锐。虽然两国各自社会中，都不乏理性的声音和健康的力量，但仍难以抵消民族主义的能量。而如果对两国的历次对峙及其所引发的反日运动的过程详加考察的话，则不难发现：两国都有特定的政治势力因此而获益。乃至笔者甚至怀疑某些政客，他们内心并不期待中日关系的改善，因为他们很受用目前这种对立的状况！这也许不是唯一的发生机制，但至少构成了机制中重要的部分之一。想到这一层，有时不免令人心生绝望。最为这些政治势力所爱用不已、且屡试不爽的道具，就日方来说，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中方而言，便是“军国主义复活论”。
早在1997年，党内著名学者、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长何方先生曾在《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一文中写道：“对于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虽没有公认的标准，但总得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例如以前的军国主义，就是指实行军事第一和对外不断侵略，对内实行法西斯（军部）专政和统制经济。所谓军事大国，起码也要有一定规模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装备和相当数量的预备役。如果依据这些来衡量，那日本在相当时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至于复活军国主义，恐怕就更难办到。”何方先生的思考，后成为21世纪之初“对日新思维”的理论内核。
何谓“军国主义”（Militarism）？学界早有明晰的定义。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霍华德（Micheal Howard）认为：军国主义指“军事结构的重要性占全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军国主义社会，强调等级制度、个人勇气和自我牺牲，强调极端情况下的英雄式领导。在这样的社会中，战争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事情，或者是少数职业军人的事情，而是全体国民的事情。经过充分战争动员的国民，各个像打了鸡血似的，指哪打哪……可日本的情况是这样吗？
现状是，日本国民连身份证都没有。出于对战时军部和国家机器绑架国民的惨痛历史的记忆和警惕，国家连对公民实行编号管理的权力都没有（以防止被恶用于兵役、徭役等），如何来进行战争动员？战后近七十年来，早已生根的“文官统制”（Civilian Control）制度，使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警察大权统统集中于经过严格考试而选拔的职业文官（公务员）和经过公正选举而产生的政治家手中，而不是特定的军事集团之手。而更本质的一点是，今天的日本，已没有广泛渗透的战争意识形态。最近，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反战宣传画：两位头戴钢盔、脚登军靴、肩背来福枪的自卫队员，分别伸出一只手来，作出让路的手势。余白处的文字说明写道：上前线，从总理开始。另据电视台报道，一位年轻白领接受街头民调，关于如何看待保卫国家的战争的问题，回答道：如果一个国家非得要国民用生命来保卫它的话，那么就让它去死吧！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国民情绪”。
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由于长期经济萧条和“中国崛起”、朝核问题等地缘政治景观的变化，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确带有某种焦虑感，包括修宪动议在内，所谓“普通国家化”的进程有可能加速。但纵然如此，再度“军国主义”化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在看待日本变化的时候，不宜反复提“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因为这基本上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一味地把关注点聚焦于一个虚幻的靶子上，不仅无意义，而且有害：过度聚焦于伪问题，反而会忽视了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