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终身教授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

凌星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尤其在日本，自2012年9月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后，日本媒体大力炒作，如今“中国威胁论”占支配地位。

“中国威胁论”在日横行有两方面因素：一个是外部因素，就是那些反华论客故意歪曲事实将中国妖魔化——本人身在日本，尽力驳斥之，尽了自己的义务；另一个因素是内部因素，就是我们在对应方面有无失误，或者考虑不周之处呢? 今天主要谈中国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能够为今后的努力提供参考。

1、缓解南海·东海矛盾激化的紧迫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升级，中国与邻国围绕海洋领土主权争议的矛盾激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理应站在大战略视野鸟瞰世界格局，妥善处理围绕南海·东海海域的分歧。

超级大国美国遭到中国对它提出的G2论(由美中两国主导世界)拒绝之后提出“重回亚太”新策略，挑动中国·越南和中国·菲律宾的领土纠纷，其典型场面是2010年7月在越南召开的东盟区域论坛(ARF)会议上，克林顿国务卿向中国搞突然袭击，提出所谓“航海自由”问题，实际上怂恿越南和菲律宾挑衅中国。

遭到中国坚决反击之后，美国将“重回亚太”改称“再调整”，解释并非围堵中国，而是积极发展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去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首脑会谈取得重要共识，大环境有好转，中国拥有了以大战略思维缓解邻国矛盾的条件了。必须指出，只有解决了南海·东海纠葛，才能够进一步展开大战略外交，缓解南海·东海纠葛乃是当务之急。

2、要努力消除策略性反制措施的负面影响

这几年，特别是从“购岛”以来，中国所采取的反制措施是被逼出来的，是策略性的。东盟有些国家在南海不遵守“行动宣言”，不断地向争议海域侵占和开发。据说已经打有1000个油井，全部是邻国所打，中国遵守“行动宣言”连一个油井都没有打。

就钓鱼岛而言，日本自认为中国默许由日本实际控制，并不断试图加强实际控制。19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共同开发的意向，但遭到右派的坚决反对而未成。之后日本外务省公然宣称不存在领土问题，并通过右翼不断地采取加强实际控制的举措，以致最终实施钓鱼岛”国有化“。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巡回钓鱼岛常态化，根本上打破了日本单方面“控制30年”的局面，但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用了“经济制裁”、“给予威慑”等中国一贯反对的词眼，被周围国家误认为中国放弃和平发展，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安倍晋三就借机发挥，到处宣扬中国“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为了消除这一消极影响，我们必须讲明反制措施是策略，战略目标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变。

3、在理论上讲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超前深刻含义

由于争议邻国不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使得中国利益受到侵犯，所以在前阶段国内出现了一种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原则是纸上谈兵、不适用于当前国际政治的论调。从战术上看这一主张有一定道理，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但这一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国际政治发展规律提出来的，是根据争执双方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来的，必须从战略角度去理解。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与我们有共同语言，在领土问题上的争执是容易解决的。主权绝对化的观念，是西方国家强加于世界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盛行一时，但在21世纪是陈旧的观念。即使在日本等非社会主义国家里，摆脱狭意的国家利益观念、加强国际合作的主张，也会越来越强烈，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产生共鸣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信心。

4、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冲击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念

当今国际法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1982年签订的联合国海洋法条约(1994年生效)是以划定国界为前题的。日本就走在前头，1982年划定了以钓鱼岛为自己领土的中间线，实际上是一次破坏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的默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挑衅。之后，在日本再也没有出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气氛。

中国在1992年公布领海法，以弥补海域争执中的不利地位。由于联合国要求各国限期提出自己海域界限的主张，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划界，从而出现了争夺海域主权的乱局。由此可见，1982年制定、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冲击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超前原则。

因此，中国一方面要说服争执邻国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另方面应根据过去40年的历史反思和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对海洋法进行修改补充，特别要增加鼓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