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在中日关系冷却多时的背景下，日本明仁天皇和首相安倍13日代表日本国表彰了9月份跳河救助日本儿童的中国上海留学生严俊，并向其颁发了感谢信。此次中国留学生严峻救人的事迹在日本各界也广受好评，天皇和首相超规格的表彰更是引发观察人士对其中意味的揣测。日本多次表示中日双方一直保持多种层面的接触，中国官方也于三中全会结束的12日再次表示中日一直在保持沟通。
观察人士认为，虽然日本不断进行着扩军备战的行动，但各种压力下，日本政府还是更倾向于中日保持友好关系，遂借助民间力量向中国示好。另外，此次借明仁天皇出面，更有推动中日友好的特别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日时曾会见了明仁天皇。2008年11月，由于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在东京皇居被明仁天皇授予“旭日大勋章”。1992年，中国是在邀请日本天皇访华之后才打开因“六四事件”被全球制裁的缺口。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并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
天皇出面不一般
据悉，在邓小平同裕仁天皇会谈期间，裕仁天皇或许被邓小平诚挚的谈话和大国风度所感动。他抬起头来，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共同社评论称，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探询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不过，据杨振亚回忆，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由于受到和平、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较为开明，曾立志要做祈求和平的天皇。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一系列双边探讨之后，明仁天皇最终于1992年10月实现了访华之旅。2008年胡锦涛访日同明仁天皇会面时，明仁还回忆起了自己当年“愉快的”访华行程。
眼下的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争端冻结多时，日本首相安倍一手握剑，一手持橄榄枝，此次明仁天皇和安倍晋三分别代表日本对挽救落水日本儿童的中国留学生隆重表彰，不可不谓是对中国伸出的又一“橄榄枝”。不过，安倍政府对待中日关系多次被指自相矛盾。中方也多次提醒日本，进行首脑会晤不是向谁作秀，要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因此，与此前日本官方直接要求首脑会谈不同的是，在呼唤中日改善关系的民间呼声渐长之时，安倍政府请天皇捧场，欲通过表彰民间人士传递日本确实有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
民间人士助改善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日关系的冷却，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日民间交流的顺利开展。所谓“国之交在民相亲”，因此民众间的交流对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日关系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日本华媒认为，在日华人对于化解两国民众的心结，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在日华人已超70万，在成为在日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他们不仅通过自身奋斗改善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应通过宣传，消除中国大陆民众心底里与日本人的隔阂。就此观点，此次严俊救人事件就是民间助力中日关系改善的范例。
严俊救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各界好评。中国大使馆、日本警察厅、大阪府警察署、大阪市长、大阪侨界，以及严俊打工的罗森超市总公司等多个机构都向他颁发了感谢信。严俊对中新社表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如果能对中日关系做出一点贡献则再好不过。关于日本政府表彰严俊一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1月13日在记者会上也作出评价称：“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日本始终敞开着对话大门，每个国民知道日中友好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11日发表演讲，敦促安倍政府努力与中、韩两国改善关系。同日，日本多名历史学者和前外交官在东京成立“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推动日本政府反省侵略和殖民历史，坚持走和平道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3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遇到严重困难，这不是中方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知道，日本许多有识之士也很着急，纷纷发表看法，向日政府提出建议。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希望这些积极和建设性的建议，能够被日本政府听到，听进去，并且落实到切实的行动中。中方一贯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我们愿意同关心、支持中日友好的日各界人士一道，为此作出努力。
观察人士认为，虽然日本不断进行着扩军备战的行动，但各种压力下，日本政府还是更倾向于中日保持友好关系，遂借助民间力量向中国示好。另外，此次借明仁天皇出面，更有推动中日友好的特别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200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日时曾会见了明仁天皇。2008年11月，由于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在东京皇居被明仁天皇授予“旭日大勋章”。1992年，中国是在邀请日本天皇访华之后才打开因“六四事件”被全球制裁的缺口。197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并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
天皇出面不一般
据悉，在邓小平同裕仁天皇会谈期间，裕仁天皇或许被邓小平诚挚的谈话和大国风度所感动。他抬起头来，离开外务省和宫内厅为其商拟的谈话稿，临场发挥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说，那已成为过去。现在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共同社评论称，裕仁天皇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根据日本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事务，但战前天皇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力，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也是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自然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日本政府曾向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杨振亚探询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日的可能性，甚至还提出具体时间。不过，据杨振亚回忆，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特别是鉴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如果日本天皇不首先访华，对这段历史作出交代，中国国家主席就不宜首先访日。因此中方明确婉言回绝，表示仍然希望日本天皇访华。后来日方又以裕仁天皇年事已高为由，试探中方可否邀请皇太子代表天皇访华。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明仁皇太子继承皇位。明仁天皇幼时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灾难，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与侵略战争没有瓜葛。由于受到和平、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较为开明，曾立志要做祈求和平的天皇。明仁天皇的即位，为解决日本天皇访华的悬案，提供了新的机遇。一系列双边探讨之后，明仁天皇最终于1992年10月实现了访华之旅。2008年胡锦涛访日同明仁天皇会面时，明仁还回忆起了自己当年“愉快的”访华行程。
眼下的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争端冻结多时，日本首相安倍一手握剑，一手持橄榄枝，此次明仁天皇和安倍晋三分别代表日本对挽救落水日本儿童的中国留学生隆重表彰，不可不谓是对中国伸出的又一“橄榄枝”。不过，安倍政府对待中日关系多次被指自相矛盾。中方也多次提醒日本，进行首脑会晤不是向谁作秀，要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因此，与此前日本官方直接要求首脑会谈不同的是，在呼唤中日改善关系的民间呼声渐长之时，安倍政府请天皇捧场，欲通过表彰民间人士传递日本确实有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
民间人士助改善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日关系的冷却，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日民间交流的顺利开展。所谓“国之交在民相亲”，因此民众间的交流对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日关系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日本华媒认为，在日华人对于化解两国民众的心结，有着他人无法企及的优势。在日华人已超70万，在成为在日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他们不仅通过自身奋斗改善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应通过宣传，消除中国大陆民众心底里与日本人的隔阂。就此观点，此次严俊救人事件就是民间助力中日关系改善的范例。
严俊救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各界好评。中国大使馆、日本警察厅、大阪府警察署、大阪市长、大阪侨界，以及严俊打工的罗森超市总公司等多个机构都向他颁发了感谢信。严俊对中新社表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如果能对中日关系做出一点贡献则再好不过。关于日本政府表彰严俊一事，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1月13日在记者会上也作出评价称：“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日本始终敞开着对话大门，每个国民知道日中友好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11日发表演讲，敦促安倍政府努力与中、韩两国改善关系。同日，日本多名历史学者和前外交官在东京成立“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推动日本政府反省侵略和殖民历史，坚持走和平道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3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遇到严重困难，这不是中方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知道，日本许多有识之士也很着急，纷纷发表看法，向日政府提出建议。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希望这些积极和建设性的建议，能够被日本政府听到，听进去，并且落实到切实的行动中。中方一贯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我们愿意同关心、支持中日友好的日各界人士一道，为此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