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斯诺登仍停留在俄罗斯的候机楼，也就是说尽管其最终在哪里落脚尚不明了，但鉴于美国已经开始的非难，中央最初想甩掉包袱了事的打算还是落空了。再就是自斯氏事件曝光俄罗斯就表示可以考虑接受斯诺登且至今都没把大门关上，故不管事情如何落下帷幕，在世人眼里我们在承担国际道义的问题上还是同俄罗斯形成了巨大反差。按当下的国际政治态势来理解，给斯诺登提供庇护无异于惹火烧身，而将其交给美国又会尽失颜面，故放行其到第三国该不失是一种选择。只是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否合适，尽管遗憾并不完全焦点在失去了一次还美国以颜色的机会，但总拿热脸贴美国冷屁股早已让国人彻底失去耐心该是事实。囿于事件恰赶在习惯以欺负中国为能事的美国指责中国黑客严重侵犯了其利益的当口，所以单凭一句“不想插手别人的家事”随即就想绕行的小伎俩本不该是一个大国即明智又不失尊严的选择。
其实黑客伎俩本来就属隔空过招，面对一本无解的糊涂账除综合实力之外还要靠底气。笔者并不看重斯诺登事件会否有助我们抹去被指黑客操纵国的尴尬，而据此设想美国会从国际秩序的制高点隐身也更不实际，但关键却在难得让国人爽上一把的问题上我们自喻为大国但全然没有伊朗或朝鲜那种敢于碰硬的勇气。事实是笔者既鄙视亡命之徒式的豪赌，对类似无赖一样屡生事端的小国做法也觉得相当低级，但在该否强硬的问题上无法回避的却是连朝军也频繁对我们渔民下手耻辱。韬光养晦或是一种说法，然而其不可取则在着眼到传承上可从历史以及党文化两个方面窥视出端倪。前者如清政府在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的事后处置上最具典型，即按史料记载，鉴于台湾即为国土而琉球在当时也是我们的属地，故两地渔民发生命案后居然会引发日本出手，就连李鸿章也气得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节严词骂道“这管你们屁事！”但令人不解的是。清政府最后还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赔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了事，以至连有些看不过去的英国人都讥讽说“给肇事者赔偿堪称旷古奇闻，花钱消灾招致的无非是下一个被勒索的继续！”
谈及党文化，主要体现为最高层的抉择即为真理，而面对重大内政外交莫说民间即便党和政府的要员也不允许有丝毫质疑。在这方面彭老总的下场最令人感伤但却不是唯一，例如龙云就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认为中国不仅出人，最后连苏联支援的武器也要我们掏腰包很不公平，因为触到的是毛泽东的软肋，故余后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有张闻天，他因提出动员甚至超过到访国总人口规模的工人学生，以停工停课为代价给外国元首夹道欢迎的礼遇既不必要也很浪费，但即刻就遭到周恩来以至陈毅近乎泼皮一样的恼羞成怒和抵御。张闻天后来的遭遇与此无关，但理论上却不能否认有党文化的影响在起作用。即党内容不得不同意见，且按阶梯形顺延早从毛泽东那里扩散到党内外各个层级。至于外交，当年勒紧腰带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帝事业早已成为笑柄，而放弃战争赔款且令钓鱼岛问题束之高阁也无疑是眼下中日对立的最大结点。
中央在建国后历史的若干总结中明确了毛泽东凌驾于党之上的错误，但未敢再行深入，不过具体到党文化何以形成，“红太阳”到底是如何升起的该是最大的着眼点。笔者曾把林家父子看做党内敢于做殊死抵抗的唯一，这自然出于对党内尊君思想抱憾，只是鉴于林彪毕竟置党内良知和公允于不顾、最终把毛推向神坛而让神州大地饱受劫难，应该说不管历史做何转变其负面定位绝难改变。问题是其始终是以最高层为指向，就类如康生那样虽然恶贯满盈但手上沾满的仅是党政高层的血迹而与一般百姓并无直接关联。故在笔者看来在伸张党文化方面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确是针砭过血统论，但其推行愚民政治面对的却是人民全体。这以其笔下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最为昭著，内容里非但没有抗战中的正面战场，蒋老先生也被丑化成猴子一样的人形：先是躲到峨眉山看热闹，等到抗战结束才慌忙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应该说这对大陆的史学界也影响至深，加之顾忌到彭总的影响，可以断言被称之第二代的群体在成长期不仅对百团大战陌生，对战争规模的了解也仅限于平型关。日本侵略者于印象中几乎就是被武工队用地道战或地雷战的方式赶出去的，尽管主力部队也有出现，但扫荡开始无不以转移为名立刻退出人们的视线。
近前网上又传出的消息，指国内出书披露了被封存半个世纪的内容让史学界也为之哗然。当事者是抗战期间莫斯科派驻延安的特派员即塔斯社记者彼得，其坦言见证了中央在抗战期间曾私下与日本展开谈判：同意让新四军保持中立以实现局部和平，且把合作目标规定为共同对付国民党军队以及英美。彼得自称是“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而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则是定期送到延安的”。书中还揭露说“因为叶剑英告诉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所以毛对他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以至彼得在书中抱怨“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因为没有看到过该书，所以难辨别真伪。只是战后近七十年苏联没有揭秘，其间还经历了两国最为尖锐的对立时期，而即使日本也至今从未言及过。当然疑点还在于日方过问此事的侵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自1945年9月就被软禁在南京，1948年3月又被投进了监狱，直到1949年1月下旬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很难推论最终获得宽容的岗村不向国民党政府坦白这一秘密。不过另一个事实却是毛确曾对到访的日本代表团率直地表达过共产党能取得政权还要感谢日本。领袖人物讲话都与众不同，且态度即诙谐又恢宏，只是联系到他断然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想让人在这两个问题的前后关联上不多做揣测也很困难。不过即便彼得所言是真，但在性质上莫说卖国就是通敌也很难成立，因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也就是说这很可能基于的是一种革命策略，再加之政策这一区别于法又同信义完全相抵的谋略正是被毛的早期追随者总结为“思想”并力图升华为“主义”的东西。具体说在政治理想这个大前提下，大溃败就可以渲染成北上且以抗日为目的；基于保存延安这块最后圣地的需要，对蒋介石这位昔日的敌人也可以屈膝；而彭总所以在百团大战中植下祸根，皆因暴露实力的对日作战违反了毛版的马列主义。
言至于此，不能漏掉的该是造就了无数冤魂的反右斗争，即按本文理解恰因没有证据证明动员社会各阶层给党提意见是预设的阴谋，故而阳谋论的产出无非是在舆论上让被动变主动的策略而已。顺便要指出的是，策略在解读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区别仅在于和党文化不隶属同一体系。理论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虽然也涉及到归属于个人或社会集团的一连串观念、信条和态度，但作为一种构造概念则自下而上涵盖了从机构到制度再到精神的全部领域。类如①国家及其政治构造；②法治、家族及其社会构造；③宗教、艺术、学问及其文化构造既是如此。需要赘言的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此一概念虽然可具体归为a、对应客观状况中其主体性的形成和世界观的发生；b、意识形态主体存在的感觉以及支持机能和社会共鸣；c、阶级利害的反映和虚伪意识论；d、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及其被拘束性等主要论点，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却是由马克思发现并做了前述构造分析的定义。问题是意识形态兼容了无定型式的流动性社会心理和被体系化了的诸种观念形态，但在毛时代流动性的社会心理却是作为反动意识受到极苛刻的限制和最无情的打击，而老人家即时而发的只言片语也被纳入其思想范畴且作为被体系化了的官方意识贯彻到全社会领域。至于党文化，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且保证的正是政治秩序。
事实是此一消极面早在发生和进行之际就有显现。这对经历或熟悉那段历史的上一代人如同历经一次洗脑，而由违心认同或力求沉默而成的社会共识拉开的恰是同科学的距离。尽管党内不乏有识之士，但作为一个整体领袖的意见自然被视为全党必须接受的东西。据此出发直接做功给社会的即是党文化的具现。不过本文还是把党文化和党的纲领、理想、以及意志做了区别，亦即对前者的立论虽然基于了由历史积累而成的物质或精神所有，但在强调上还是注重了政治过程中直接影响到体系内的诸活动前提、即类如源泉一样地对规则和秩序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态度、信念和情绪。如用政治文化来比对，同样集中体现在对事物做判断时，关键是政治体系构成人员个人的态度、动机，以及政治体系自身的特性和达成能力。在这里历史传统和特质该是重点，但在前瞻上用科学来说明，最终必须被要求和异类政治文化中那些共通的普遍性接轨。
如果用上面的规定做检验，中央对斯诺登一案的处置，顺延的正是我们基于历史的独特个性，而在与国际社会通念接轨方面凸显出的却是差距。再把视点转移到国内，可以说新一届中央在接轨民意方面还是下了力气。例如惩治腐败即是体现，但问题却是封建王朝也不会容忍贪官，而为历史所罕见的却是广泛贪腐和日趋严重的官民对立。故在伸张上虽然党文化于早期在团结群众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作用，但初始动机也必须通过后来的实践检验。在力图纠正方面不能说官方的研究机构没有发现问题，关键是虽有针砭但理论上却不能做到由表及里。检讨失误的同时也谈成就，就类如把两弹一星的成功预设为讨论的前提一样，逻辑上既有悖与时俱进的提法，也等同一叶障目，诱导人们如蚕自缚在理论上重蹈犬儒主义思维。如把“六四”之际笔者和其他学子就党的功过是非讨论作为插曲，记忆中的宏观提法就集中在推翻三座大山一点，而禁毒以及近乎一夜之间就改造了所有妓女让对手也相对无言。但眼下却是国内两极分化猖獗，不仅吸毒和卖淫早就卷土重来，凡有经济能力的人也无不希望子女到西方接受教育理应让党感到难堪。
只是本文认为党的先进性遭遇尴尬的另一面该是群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如果把这比作西方一百年前就经历过的大众登场，尽管国内的状况远不是一句话就可概括，但各行其是背后凸显出的共通点还是集中在痛恨腐败、期求社会公正，爱国但更鄙视内政外交懦弱等几个方面。这对曾有的思想空白论是一种否定，且呈现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流动性。就类如被请下神坛的毛泽东仍得到部分人群的推崇那样，在微澜和骇浪并存的水面之下占据主流的依然是被还原了的传统道德和质朴的合理主义。而在笔者眼里这恰是中央决意解决制度构造上各种弊端的最可依赖的社会基础，例如被人痛恨的双轨制、与现代文明极难对应的官本位主义等都不难根除。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政治学对权利的高度集中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而根据也焦点在其正能量一旦得到有效发掘理应远比虚伪的民主制更有能力调动一切资源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大刀阔斧。
笔者至今怀疑被舆论深恶痛觉的双轨制或许起因于江泽民重新构筑党执政基础的策略，如是、这在逻辑上无疑相当反动，但相应折射出的也是以党文化保证体制秩序的历史已接近尾声。再就是有舆论指胡锦涛时期国家宁愿拿出远超军备的预算维稳，也不想在整治不稳定的源头方面下大力气，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批评其因懦弱而未能在执政期间有大作为。只是在笔者看来包括温总在内都不过是小职员出身，对付一个薄熙来还可以，想撼动整个盘根错节利益集团首先缺乏的该是底气。出身红色官宦世家的习近平理应没有前任的这种顾虑，而主流民众的改革要求恰因没有超越体制框架，故远不会刺激他必须平衡同共和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诚然这次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其没有凸显出什么傲骨，由于时间还有，所以不能说他在无须以策略摆平争端的情况下也吝啬霸气。眼下由斯诺登引发的中美破折已告一段落，想必其下一步如何着手国内问题更引人瞩目。在这点上笔者还是乐观的，也许这源于对同代人的认知，再就是有曾经共通的知识青年生涯做思想底蕴，至少在对基层民众的情感方面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亦可解释为根据。
其实黑客伎俩本来就属隔空过招，面对一本无解的糊涂账除综合实力之外还要靠底气。笔者并不看重斯诺登事件会否有助我们抹去被指黑客操纵国的尴尬，而据此设想美国会从国际秩序的制高点隐身也更不实际，但关键却在难得让国人爽上一把的问题上我们自喻为大国但全然没有伊朗或朝鲜那种敢于碰硬的勇气。事实是笔者既鄙视亡命之徒式的豪赌，对类似无赖一样屡生事端的小国做法也觉得相当低级，但在该否强硬的问题上无法回避的却是连朝军也频繁对我们渔民下手耻辱。韬光养晦或是一种说法，然而其不可取则在着眼到传承上可从历史以及党文化两个方面窥视出端倪。前者如清政府在1874年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的事后处置上最具典型，即按史料记载，鉴于台湾即为国土而琉球在当时也是我们的属地，故两地渔民发生命案后居然会引发日本出手，就连李鸿章也气得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节严词骂道“这管你们屁事！”但令人不解的是。清政府最后还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赔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了事，以至连有些看不过去的英国人都讥讽说“给肇事者赔偿堪称旷古奇闻，花钱消灾招致的无非是下一个被勒索的继续！”
谈及党文化，主要体现为最高层的抉择即为真理，而面对重大内政外交莫说民间即便党和政府的要员也不允许有丝毫质疑。在这方面彭老总的下场最令人感伤但却不是唯一，例如龙云就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认为中国不仅出人，最后连苏联支援的武器也要我们掏腰包很不公平，因为触到的是毛泽东的软肋，故余后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还有张闻天，他因提出动员甚至超过到访国总人口规模的工人学生，以停工停课为代价给外国元首夹道欢迎的礼遇既不必要也很浪费，但即刻就遭到周恩来以至陈毅近乎泼皮一样的恼羞成怒和抵御。张闻天后来的遭遇与此无关，但理论上却不能否认有党文化的影响在起作用。即党内容不得不同意见，且按阶梯形顺延早从毛泽东那里扩散到党内外各个层级。至于外交，当年勒紧腰带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帝事业早已成为笑柄，而放弃战争赔款且令钓鱼岛问题束之高阁也无疑是眼下中日对立的最大结点。
中央在建国后历史的若干总结中明确了毛泽东凌驾于党之上的错误，但未敢再行深入，不过具体到党文化何以形成，“红太阳”到底是如何升起的该是最大的着眼点。笔者曾把林家父子看做党内敢于做殊死抵抗的唯一，这自然出于对党内尊君思想抱憾，只是鉴于林彪毕竟置党内良知和公允于不顾、最终把毛推向神坛而让神州大地饱受劫难，应该说不管历史做何转变其负面定位绝难改变。问题是其始终是以最高层为指向，就类如康生那样虽然恶贯满盈但手上沾满的仅是党政高层的血迹而与一般百姓并无直接关联。故在笔者看来在伸张党文化方面陈伯达是一个典型，他确是针砭过血统论，但其推行愚民政治面对的却是人民全体。这以其笔下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最为昭著，内容里非但没有抗战中的正面战场，蒋老先生也被丑化成猴子一样的人形：先是躲到峨眉山看热闹，等到抗战结束才慌忙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应该说这对大陆的史学界也影响至深，加之顾忌到彭总的影响，可以断言被称之第二代的群体在成长期不仅对百团大战陌生，对战争规模的了解也仅限于平型关。日本侵略者于印象中几乎就是被武工队用地道战或地雷战的方式赶出去的，尽管主力部队也有出现，但扫荡开始无不以转移为名立刻退出人们的视线。
近前网上又传出的消息，指国内出书披露了被封存半个世纪的内容让史学界也为之哗然。当事者是抗战期间莫斯科派驻延安的特派员即塔斯社记者彼得，其坦言见证了中央在抗战期间曾私下与日本展开谈判：同意让新四军保持中立以实现局部和平，且把合作目标规定为共同对付国民党军队以及英美。彼得自称是“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而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则是定期送到延安的”。书中还揭露说“因为叶剑英告诉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所以毛对他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以至彼得在书中抱怨“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因为没有看到过该书，所以难辨别真伪。只是战后近七十年苏联没有揭秘，其间还经历了两国最为尖锐的对立时期，而即使日本也至今从未言及过。当然疑点还在于日方过问此事的侵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自1945年9月就被软禁在南京，1948年3月又被投进了监狱，直到1949年1月下旬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很难推论最终获得宽容的岗村不向国民党政府坦白这一秘密。不过另一个事实却是毛确曾对到访的日本代表团率直地表达过共产党能取得政权还要感谢日本。领袖人物讲话都与众不同，且态度即诙谐又恢宏，只是联系到他断然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想让人在这两个问题的前后关联上不多做揣测也很困难。不过即便彼得所言是真，但在性质上莫说卖国就是通敌也很难成立，因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也就是说这很可能基于的是一种革命策略，再加之政策这一区别于法又同信义完全相抵的谋略正是被毛的早期追随者总结为“思想”并力图升华为“主义”的东西。具体说在政治理想这个大前提下，大溃败就可以渲染成北上且以抗日为目的；基于保存延安这块最后圣地的需要，对蒋介石这位昔日的敌人也可以屈膝；而彭总所以在百团大战中植下祸根，皆因暴露实力的对日作战违反了毛版的马列主义。
言至于此，不能漏掉的该是造就了无数冤魂的反右斗争，即按本文理解恰因没有证据证明动员社会各阶层给党提意见是预设的阴谋，故而阳谋论的产出无非是在舆论上让被动变主动的策略而已。顺便要指出的是，策略在解读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区别仅在于和党文化不隶属同一体系。理论对意识形态的定义虽然也涉及到归属于个人或社会集团的一连串观念、信条和态度，但作为一种构造概念则自下而上涵盖了从机构到制度再到精神的全部领域。类如①国家及其政治构造；②法治、家族及其社会构造；③宗教、艺术、学问及其文化构造既是如此。需要赘言的是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此一概念虽然可具体归为a、对应客观状况中其主体性的形成和世界观的发生；b、意识形态主体存在的感觉以及支持机能和社会共鸣；c、阶级利害的反映和虚伪意识论；d、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及其被拘束性等主要论点，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却是由马克思发现并做了前述构造分析的定义。问题是意识形态兼容了无定型式的流动性社会心理和被体系化了的诸种观念形态，但在毛时代流动性的社会心理却是作为反动意识受到极苛刻的限制和最无情的打击，而老人家即时而发的只言片语也被纳入其思想范畴且作为被体系化了的官方意识贯彻到全社会领域。至于党文化，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且保证的正是政治秩序。
事实是此一消极面早在发生和进行之际就有显现。这对经历或熟悉那段历史的上一代人如同历经一次洗脑，而由违心认同或力求沉默而成的社会共识拉开的恰是同科学的距离。尽管党内不乏有识之士，但作为一个整体领袖的意见自然被视为全党必须接受的东西。据此出发直接做功给社会的即是党文化的具现。不过本文还是把党文化和党的纲领、理想、以及意志做了区别，亦即对前者的立论虽然基于了由历史积累而成的物质或精神所有，但在强调上还是注重了政治过程中直接影响到体系内的诸活动前提、即类如源泉一样地对规则和秩序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态度、信念和情绪。如用政治文化来比对，同样集中体现在对事物做判断时，关键是政治体系构成人员个人的态度、动机，以及政治体系自身的特性和达成能力。在这里历史传统和特质该是重点，但在前瞻上用科学来说明，最终必须被要求和异类政治文化中那些共通的普遍性接轨。
如果用上面的规定做检验，中央对斯诺登一案的处置，顺延的正是我们基于历史的独特个性，而在与国际社会通念接轨方面凸显出的却是差距。再把视点转移到国内，可以说新一届中央在接轨民意方面还是下了力气。例如惩治腐败即是体现，但问题却是封建王朝也不会容忍贪官，而为历史所罕见的却是广泛贪腐和日趋严重的官民对立。故在伸张上虽然党文化于早期在团结群众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作用，但初始动机也必须通过后来的实践检验。在力图纠正方面不能说官方的研究机构没有发现问题，关键是虽有针砭但理论上却不能做到由表及里。检讨失误的同时也谈成就，就类如把两弹一星的成功预设为讨论的前提一样，逻辑上既有悖与时俱进的提法，也等同一叶障目，诱导人们如蚕自缚在理论上重蹈犬儒主义思维。如把“六四”之际笔者和其他学子就党的功过是非讨论作为插曲，记忆中的宏观提法就集中在推翻三座大山一点，而禁毒以及近乎一夜之间就改造了所有妓女让对手也相对无言。但眼下却是国内两极分化猖獗，不仅吸毒和卖淫早就卷土重来，凡有经济能力的人也无不希望子女到西方接受教育理应让党感到难堪。
只是本文认为党的先进性遭遇尴尬的另一面该是群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如果把这比作西方一百年前就经历过的大众登场，尽管国内的状况远不是一句话就可概括，但各行其是背后凸显出的共通点还是集中在痛恨腐败、期求社会公正，爱国但更鄙视内政外交懦弱等几个方面。这对曾有的思想空白论是一种否定，且呈现出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流动性。就类如被请下神坛的毛泽东仍得到部分人群的推崇那样，在微澜和骇浪并存的水面之下占据主流的依然是被还原了的传统道德和质朴的合理主义。而在笔者眼里这恰是中央决意解决制度构造上各种弊端的最可依赖的社会基础，例如被人痛恨的双轨制、与现代文明极难对应的官本位主义等都不难根除。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政治学对权利的高度集中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而根据也焦点在其正能量一旦得到有效发掘理应远比虚伪的民主制更有能力调动一切资源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大刀阔斧。
笔者至今怀疑被舆论深恶痛觉的双轨制或许起因于江泽民重新构筑党执政基础的策略，如是、这在逻辑上无疑相当反动，但相应折射出的也是以党文化保证体制秩序的历史已接近尾声。再就是有舆论指胡锦涛时期国家宁愿拿出远超军备的预算维稳，也不想在整治不稳定的源头方面下大力气，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批评其因懦弱而未能在执政期间有大作为。只是在笔者看来包括温总在内都不过是小职员出身，对付一个薄熙来还可以，想撼动整个盘根错节利益集团首先缺乏的该是底气。出身红色官宦世家的习近平理应没有前任的这种顾虑，而主流民众的改革要求恰因没有超越体制框架，故远不会刺激他必须平衡同共和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诚然这次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其没有凸显出什么傲骨，由于时间还有，所以不能说他在无须以策略摆平争端的情况下也吝啬霸气。眼下由斯诺登引发的中美破折已告一段落，想必其下一步如何着手国内问题更引人瞩目。在这点上笔者还是乐观的，也许这源于对同代人的认知，再就是有曾经共通的知识青年生涯做思想底蕴，至少在对基层民众的情感方面不会有太大的落差亦可解释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