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美国CIA雇员斯诺登因为奋不顾身地披露美国国安局（NSA）“棱镜”监听项目，并揭露美国长期侵入中国网络的秘密，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斯诺登选择隐身香港大爆其料并寻求政治避难，或有利于暂时消解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但同时却为中美外交增添了一个不确定的负担和包袱。
斯诺登向《南华早报》公布证据称，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可以随时读取任何人的电邮。黑客方式通常是透过入侵巨型路由器，一举入侵成千上万台电脑。据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直接接入苹果、微软、谷歌、雅虎等九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同时也针对境外人士搜集情报，用户的电子邮件、在线聊天、信用卡信息等都无密可保。由此，全球网络用户始终被一只看不见的眼所笼罩着，全球网络巨头同时沦为国家机器的帮凶，在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沮丧的灰暗景象。
目前，斯诺登的形象在“个人英雄”与“国家叛徒”之间摇摆不定，其大胆的泄密爆料行为和个人的未来命运成功吸引了舆论焦点。尽管作为一名被雇佣者，他的泄密和背叛是否合理正在引发讨论，但斯诺登在公众社会已成了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代言人。不过，“棱镜门”事件的本质并不止于斯诺登的个人命运和中美可能发生的外交博弈，而在于当今时代如何界定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线、如何认清邪恶的国家机器对个人自由的彻底粉碎、如何甄别获取信息与恶用信息的区别、如何确立大数据时代规范有效的全球游戏规则，包括法律限制和道德约束。
斯诺登的出格行为和尴尬处境引发了出人意料的联想：一方面，斯诺登与爆料网站“维基解密”创始人、正在各处寻求政治避难的阿桑奇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另一方面，斯诺登选择避难中国香港与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斯诺登之所以选择藏身于香港，是因为“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个人去留交由香港人民决定”。斯诺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在抬升了尊重自由和法律的香港声望的同时，也为习奥会谈后期待良性发展的中美关系制造了难题。
目前，中国方面姿态从容，表现淡定，俨然已从备受指责的网络攻击者变成了切实的网络受害者。不过即使斯诺登足以成为中美博弈的一张牌，中方也无意让这起事件上升为外交风波，从而加深中美对立。分析指出，斯诺登泄密事件属于个人主义的“偶然性”爆发，是一个独立事件，其分量不足以成为撬动中美关系的杠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13日重申，中国面临着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和网络攻击行为。中方认为，网络安全是个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目前，中美已同意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建立网络工作组，希望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方认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美国人为了反恐需要，愿意牺牲一部分隐私权无可厚非。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不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隐私的情况下，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算是对网络监控问题给出一个勉强解释。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介入网络监控、获取海量个人信息，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恶用了相关信息。做一个类似的比喻，医生毫无疑问需要了解并掌握病人的生理和病理信息，但医生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或善用于诊断治病，或恶用于信息交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关于前者，即政府介入监控并获取信息，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每个国家都在做；对于后者，即如何使用网络信息，是否受到规则约束和法律监管，美国政府需要向国民、公众和世界做出解释。
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对于信息进行汇聚、管理、监控和处理，本是这个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存有时日，近年来更因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发展与个人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引起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因应大数据时代到来，纷纷成立网军，在海陆空和太空之外更开辟了第五战场，即网络战场，不容小觑。
无疑，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潜力。如何驾驭大数据、应用大数据，一方面与技术能力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确立技术伦理、建立大数据时代的全球游戏规则。本次斯诺登泄密事件，固然揭示出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尖锐对立、国家机器对个人自由的无情侵犯，但也提示了确立网络伦理和游戏规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此，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有所作为。
美国CIA雇员斯诺登因为奋不顾身地披露美国国安局（NSA）“棱镜”监听项目，并揭露美国长期侵入中国网络的秘密，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斯诺登选择隐身香港大爆其料并寻求政治避难，或有利于暂时消解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但同时却为中美外交增添了一个不确定的负担和包袱。
斯诺登向《南华早报》公布证据称，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可以随时读取任何人的电邮。黑客方式通常是透过入侵巨型路由器，一举入侵成千上万台电脑。据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直接接入苹果、微软、谷歌、雅虎等九大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同时也针对境外人士搜集情报，用户的电子邮件、在线聊天、信用卡信息等都无密可保。由此，全球网络用户始终被一只看不见的眼所笼罩着，全球网络巨头同时沦为国家机器的帮凶，在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沮丧的灰暗景象。
目前，斯诺登的形象在“个人英雄”与“国家叛徒”之间摇摆不定，其大胆的泄密爆料行为和个人的未来命运成功吸引了舆论焦点。尽管作为一名被雇佣者，他的泄密和背叛是否合理正在引发讨论，但斯诺登在公众社会已成了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代言人。不过，“棱镜门”事件的本质并不止于斯诺登的个人命运和中美可能发生的外交博弈，而在于当今时代如何界定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线、如何认清邪恶的国家机器对个人自由的彻底粉碎、如何甄别获取信息与恶用信息的区别、如何确立大数据时代规范有效的全球游戏规则，包括法律限制和道德约束。
斯诺登的出格行为和尴尬处境引发了出人意料的联想：一方面，斯诺登与爆料网站“维基解密”创始人、正在各处寻求政治避难的阿桑奇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另一方面，斯诺登选择避难中国香港与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斯诺登之所以选择藏身于香港，是因为“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个人去留交由香港人民决定”。斯诺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在抬升了尊重自由和法律的香港声望的同时，也为习奥会谈后期待良性发展的中美关系制造了难题。
目前，中国方面姿态从容，表现淡定，俨然已从备受指责的网络攻击者变成了切实的网络受害者。不过即使斯诺登足以成为中美博弈的一张牌，中方也无意让这起事件上升为外交风波，从而加深中美对立。分析指出，斯诺登泄密事件属于个人主义的“偶然性”爆发，是一个独立事件，其分量不足以成为撬动中美关系的杠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月13日重申，中国面临着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和网络攻击行为。中方认为，网络安全是个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目前，中美已同意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建立网络工作组，希望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方认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美国人为了反恐需要，愿意牺牲一部分隐私权无可厚非。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不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隐私的情况下，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算是对网络监控问题给出一个勉强解释。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介入网络监控、获取海量个人信息，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政府是否恶用了相关信息。做一个类似的比喻，医生毫无疑问需要了解并掌握病人的生理和病理信息，但医生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或善用于诊断治病，或恶用于信息交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关于前者，即政府介入监控并获取信息，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每个国家都在做；对于后者，即如何使用网络信息，是否受到规则约束和法律监管，美国政府需要向国民、公众和世界做出解释。
随着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对于信息进行汇聚、管理、监控和处理，本是这个时代的题中应有之意。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环境生态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融、通讯等行业存有时日，近年来更因互联网和信息行业的发展与个人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而引起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因应大数据时代到来，纷纷成立网军，在海陆空和太空之外更开辟了第五战场，即网络战场，不容小觑。
无疑，大数据时代对人类的数据驾驭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也为人们获得更为深刻、全面的洞察能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与潜力。如何驾驭大数据、应用大数据，一方面与技术能力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确立技术伦理、建立大数据时代的全球游戏规则。本次斯诺登泄密事件，固然揭示出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尖锐对立、国家机器对个人自由的无情侵犯，但也提示了确立网络伦理和游戏规则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对此，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