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时论
最近，东京知事猪濑直树、大阪市长桥下彻的“失言”相继曝光。这让人们思考，日本政治的常识与世界常识的距离，究竟为何如此之大？
今年4月14日至18日，猪濑访美。访美期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出对伊斯兰文明的蔑视。无独有偶，5月13日，大阪市长桥下彻在公开场合表示，从军慰安妇制度在当时确有必要。这两名日本地方政治首长的发言，其共同特点是无视二战之后世界形成的政治秩序、价值观体系，而这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则是日本政治现状的缩影。
在纽约时报访谈中，猪濑谈了一番东京如何具有申奥实力后，也讲了不少贬抑其他竞争对手城市的话。例如在谈到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只会争吵，他们共有的只是安拉，他们之间只会争吵”，“伊斯坦布尔缺乏良好的设备”，“土耳其人如果想长寿，就要学习日本文化”。4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猪濑发言后，他先是否认，此后一转承认并谢罪。
桥下5月13日发言遭到人权团体抗议后，他开始改口。5月16日桥下说，承认之前的“军队需要慰安妇”并建议驻日美军“利用日本风俗产业”的言论“不合适”，称“如果有人因此而受伤害我表示道歉”。他还说“如果说我犯下了一个大错的话，那就是对美国的风俗文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太缺乏国际感觉了。”
这两位地方首脑一东一西，镇守日本两大经济重镇。尽管如此，这两位地方首脑，其表达的政治常识与世界标准的差距，令人吃惊。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战后日本建立的民主制度，很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政治。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尤其是这样。我们知道，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类似美国选举，地方议员与地方首长分别由自治体内民众选出，地方议会对地方首长的制约很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选民支持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首长倾向明显；而在景气恶化时，那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受到追捧。民粹主义主张往往容易在地方选举更容易在地方受到追捧，这是因为地方的议题设定简单明了。
其次，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与国外的交流往往停留在形式上，地方对世界的大势存在很大隔膜。这让地方政治家存在一种错觉，以为日本与世界距离很远，因此在地方政治中，与外国的交往成为一种装饰。
另外，外国也往往对日本地方首脑挑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普遍价值观的言行无能为力。这也助长了日本地方政治家的肆无忌惮。
这次我们看到，猪濑道歉在前，桥下承认不合适在后，这在日本强势地方政治家中，已属难得。这说明什么呢？首先，两者挑战的对象都是美国。而且，如果他们不做某种程度退让，他们仕途前景可能难卜。
显然，外部因素是上述两名地方首脑低下高贵的头，对自己的发言道歉或承认“不合适”的主要压力。今年5月底猪濑要去彼得堡为东京申奥宣传，他很是看重这次访问。因为5月28日至6月2日，国际体育联合会将在彼得堡开会，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和东京的代表都将前往那里举办申奥活动。这次国际提议大会将有100多个世界主要体育组织的2000名代表参加，奥委会委员大约半数将出席这次会议。而大会特意为2020年奥运申办候补城市提供了演示与记者见面的机会。各申办城市开设展台，并将展示宣传各自城市的设施、城市魅力。借此机会，各申奥委还可会见奥委会委员。可以说，这是今年9月奥委会总会决定202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申奥机会。因此，猪濑必须切实为其“失言”灭火。
另一方面，共同社称，桥下的态度从之前的诡辩转为“反省”，可能是考虑到他下月访问美国的计划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他“反省”的动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桥下这种价值观恰与基督教伦理相悖，而正是这种基督教伦理才维系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民主制度的信仰。这说明，美国人并没有睡着，而是桥下小觑了美国价值观的确定性，也小觑了美国对世界价值秩序的影响。
不论猪濑还是桥下，在日本人中，他们均是相当优秀的人。一个原本是作家，另一个原本是律师。他们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也经历了长期的历练。以他们的学识、历练，本不应出现上述那些“低级错误”。其实如果说是“失言”，可能太低估他们了。从很多信息来看，他们的前述发言，都是他们做过精心准备的“作品”，而非一时走嘴。这说明什么了呢？
也许可以说，日本的政治与规定世界秩序的政治，距离还很遥远。
最近，东京知事猪濑直树、大阪市长桥下彻的“失言”相继曝光。这让人们思考，日本政治的常识与世界常识的距离，究竟为何如此之大？
今年4月14日至18日，猪濑访美。访美期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出对伊斯兰文明的蔑视。无独有偶，5月13日，大阪市长桥下彻在公开场合表示，从军慰安妇制度在当时确有必要。这两名日本地方政治首长的发言，其共同特点是无视二战之后世界形成的政治秩序、价值观体系，而这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则是日本政治现状的缩影。
在纽约时报访谈中，猪濑谈了一番东京如何具有申奥实力后，也讲了不少贬抑其他竞争对手城市的话。例如在谈到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只会争吵，他们共有的只是安拉，他们之间只会争吵”，“伊斯坦布尔缺乏良好的设备”，“土耳其人如果想长寿，就要学习日本文化”。4月2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猪濑发言后，他先是否认，此后一转承认并谢罪。
桥下5月13日发言遭到人权团体抗议后，他开始改口。5月16日桥下说，承认之前的“军队需要慰安妇”并建议驻日美军“利用日本风俗产业”的言论“不合适”，称“如果有人因此而受伤害我表示道歉”。他还说“如果说我犯下了一个大错的话，那就是对美国的风俗文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太缺乏国际感觉了。”
这两位地方首脑一东一西，镇守日本两大经济重镇。尽管如此，这两位地方首脑，其表达的政治常识与世界标准的差距，令人吃惊。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几点值得思考。
首先，战后日本建立的民主制度，很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政治。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尤其是这样。我们知道，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类似美国选举，地方议员与地方首长分别由自治体内民众选出，地方议会对地方首长的制约很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选民支持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首长倾向明显；而在景气恶化时，那些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受到追捧。民粹主义主张往往容易在地方选举更容易在地方受到追捧，这是因为地方的议题设定简单明了。
其次，中央集权制度下，地方与国外的交流往往停留在形式上，地方对世界的大势存在很大隔膜。这让地方政治家存在一种错觉，以为日本与世界距离很远，因此在地方政治中，与外国的交往成为一种装饰。
另外，外国也往往对日本地方首脑挑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普遍价值观的言行无能为力。这也助长了日本地方政治家的肆无忌惮。
这次我们看到，猪濑道歉在前，桥下承认不合适在后，这在日本强势地方政治家中，已属难得。这说明什么呢？首先，两者挑战的对象都是美国。而且，如果他们不做某种程度退让，他们仕途前景可能难卜。
显然，外部因素是上述两名地方首脑低下高贵的头，对自己的发言道歉或承认“不合适”的主要压力。今年5月底猪濑要去彼得堡为东京申奥宣传，他很是看重这次访问。因为5月28日至6月2日，国际体育联合会将在彼得堡开会，伊斯坦布尔、马德里和东京的代表都将前往那里举办申奥活动。这次国际提议大会将有100多个世界主要体育组织的2000名代表参加，奥委会委员大约半数将出席这次会议。而大会特意为2020年奥运申办候补城市提供了演示与记者见面的机会。各申办城市开设展台，并将展示宣传各自城市的设施、城市魅力。借此机会，各申奥委还可会见奥委会委员。可以说，这是今年9月奥委会总会决定202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申奥机会。因此，猪濑必须切实为其“失言”灭火。
另一方面，共同社称，桥下的态度从之前的诡辩转为“反省”，可能是考虑到他下月访问美国的计划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他“反省”的动因之一。值得思考的是，桥下这种价值观恰与基督教伦理相悖，而正是这种基督教伦理才维系了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对民主制度的信仰。这说明，美国人并没有睡着，而是桥下小觑了美国价值观的确定性，也小觑了美国对世界价值秩序的影响。
不论猪濑还是桥下，在日本人中，他们均是相当优秀的人。一个原本是作家，另一个原本是律师。他们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也经历了长期的历练。以他们的学识、历练，本不应出现上述那些“低级错误”。其实如果说是“失言”，可能太低估他们了。从很多信息来看，他们的前述发言，都是他们做过精心准备的“作品”，而非一时走嘴。这说明什么了呢？
也许可以说，日本的政治与规定世界秩序的政治，距离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