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二期）
转发程乃珊最后的文章之二
一
“喏，”房管所一位十分斯文的女职员，虽然已不穿旗袍也不化妆了，但那种委婉客气的态度让人感到很亲切。她说着用钥匙一转，笨重的黑色橡木大门被推开，空荡荡的单元内，玻璃窗擦得锃亮，细条柳桉木地板蜡打得光可鉴人，只是内里空无一物，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不知为什么，我向来怕看空房子，确切地讲，那种看不到一丝生命活动痕迹的，没有一点人气的空房子。
妈妈和爸爸跟着那位女职员踱进去。
“地板倒仍旧蛮好，细条柳桉的。这水汀还装着做啥，根本长远没有暖气供应了……”对任何事都十分挑剔的妈妈一开口就是不满意。
“这就叫派头嘛。”爸爸似乎对单元里嵌在窗台下的几只水汀很中意，“到底是花园公寓，很英国。”爸爸说。
“如果像他们49室的房型，装几只水汀是蛮有派头的。他们有一百五十平方呢。阿拉这搭连一百平方都没有，还要让几只水汀占去地方……我们又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将来大起来，两兄妹再睡一间房总归不方便，还是再等等吧……”妈妈说的49室，是同住花园公寓的我们叔叔的家。
“喏，程同志潘同志，”女职员很知心地说，“将来事体将来再讲了。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公私合营了，花园公寓的空房子都由政府统一分配，搬进来的都是老干部，因为你们老太爷是花园公寓的股东老板，所以才给你们特殊照顾。我们房管所现在手里就只有这套空房子……原先住的是一个英国人，在亚细亚石油公司做的，1952年回英国了，”她再向我们对门42室努努嘴，“他们邓医生一家就搬到这套房子来了，房子也没有住热，对面42室房子又空出来了，这套房子倒是有一百五十个平方。阿晓得原先的房客是啥人啊？”她神秘兮兮地说，“就是西伯利亚皮货店的老板！”“哦，那个白俄老头呀。”妈去香港前也是老在这条著名的时尚大街南京西路（那时称静安寺路）shopping的，对这里的每间铺子及其伙计都十分熟悉。
“听讲这白俄老头后来老潦倒——解放了，啥人再会穿皮草？他房租都欠了好几个月，先是卖家具，他的家具考究得来……他搬走了，对面42室的房子就空出来了，邓医生一家想再搬到42室，也有一番麻烦呢。讲一个老干部也看中了这套房子。不过，邓医生是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的院长，上海滩的名医，也就照顾一下了。他们搬过去了，这套房子才空出来……有好多人看中呢，现在解放了，住大房子太招摇，而且地价税又这样贵，再加上许多人家要紧缩开支，这种小悠悠的公寓最热门了……我们房管所这个房子也捏得很牢的。这次肯松手完全是看你们老太爷的面子。”
这位邓医生，就是老协和出身的历任华山医院院长的海上名医邓青山。我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就是取材自邓青山的外孙女在“文革”中的遭遇。至于那位西伯利亚皮货店的白俄老板，他的店铺门面就开在现今中信泰富广场，与“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无关。
妈妈还在犹豫不决，爸爸却似乎已经拿定主意了，这是他极少地违抗妈妈意愿：“将来的事体将来再说了，现在两个孩子还这么小，到他们长大了再换房子嘛。”
那位女职员关上门，闷闷的一声。
“花园公寓的房子就是好。看看，这大门多结实！的的刮刮橡木料！”看来，爸已对这套房子默认了。他指指门上擦得锃锃亮的铜牌“43”，对哥哥和我说：“记住啦，屋里的门牌：南京西路花园公寓X号43室。”
这时我念五年级，刚从香港回来不久，还住在新闸路1048号，过着四世同堂的生活。但妈妈是很会作的，哪过得惯这种吃饭坐下来要开两大桌、不回来吃晚饭还要事先请假的大家庭生活？一直就吵着要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
听说，早在结婚前妈就不想住福煦路931号（今延安中路931号）过大家庭生活，但逼于传统——爸是大儿子，怎可以婚后住出去开这样的先例？
1949年全家南下香港，妈的这个心结倒解决了。自由了那么多年，再叫妈重过大家庭生活，她自然不开心，而花园公寓一直是妈妈最合心思的居所。好容易盼到有这么个机会，所以妈也就不坚持了。
就这样，我们搬进了花园公寓，虽然是祖父的物业，因为已经公私合营了，所以我们房租照付，租金为二十四元七角三分，这在当时属高价了。就这样，直到现在我的户口还挂在那里。
父母亲一直感谢那位女职员的劝解，如果当时真的再等一等的话，怕真的没机会住进花园公寓了。
花园公寓十分英国。许多初学英语者都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何非要将二楼说成一楼（The First Floor），将三楼说成二楼（The Second Floor）……只要去花园公寓实地看一看你就明白了，那是因为英式房子即便一楼也要走好几级台阶，可能因为英伦空气比较潮湿的原因。连花园公寓孩子玩的游戏也是很英国的：比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就是由两个孩子双手举起搭成拱形，其他的孩子从下面穿过，大家一起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my fair lady……”（歌词大意：伦敦大桥要坍下来了，坍下来了，那被抓住的就是我的可人儿）这首歌实际上带着非常浓烈的西方色彩，而且游戏规则原定是两个男孩和一群女孩子一起玩的，但当时我们也不懂歌词的意思，就这样玩得也很开心；还有一种叫“Stop”的游戏，其实是一种追逃的游戏，被追的一方眼看要被抓住，就可以抱住双肩大叫一声“Stop”，追的一方就不能来抓你了，但你就此被囚在原地不能动，必须要等到你的盟友来解救你……现在看来这些游戏都带有很强烈的殖民色彩，这可能是因为这里原属于英租界，再加上花园公寓长期一直为英国侨民所居住的原因吧。不过后来发现整个上海的小朋友都在玩这样的游戏，只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变成它的中文谐音“麻林当”，“Stop”变成“水蜜桃”但是游戏内容和规则完全是一样的，可见上海东西文化的交融，已经渗透到小孩子的游戏中了。
说来也巧了，就在我写到这段文字时（2012年11月下旬），上海电台的新闻中播了一则家长投诉幼儿园的事例：说是女儿在幼儿园学了一首英文歌“伦敦大桥塌了”，从头到尾只有一句歌词“伦敦大桥塌了”（其实这位家长弄错了，应该有两句歌词），因而觉得幼儿园教了这么一首无聊的英文歌，水平太低了。这位年轻的家长不知道，这首歌就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一首如“铃儿响叮当”一样的全球儿童的“国际歌”！至今不少西方的婚礼上，那些已步入成年队列的宾客，还会大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助兴。当今家长都十分注重孩子的英文教育，但忽略了，学习一门外语不仅要学它的语法和单词，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文化。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但我从小就喜欢英文，包括英文老歌儿歌和英语版童话如《小红帽》、《睡美人》之类，其实初中时我们读的是俄语，我在妈妈辅导下自习英语已能阅读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小妇人》等英文原版，以至到高中我进入英语班时（当时上海的中学约百分之三十学英语，百分之七十学俄语），我的俄语成绩平平，但英语与我的作文一样，至少在全年级中属名列前茅。我想其中除了因为我的启蒙教育是在香港开始的，更因为我的少年成长期在花园公寓。虽说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下期，英伦余韵在这里已很淡薄了，但街道和社区都是有生命的，印叠层层的生命轮回，几代的民生人情积淀在同一空间，便会发酵，滋生出一缕缕特定的对城市和生活的质感和体验，从而形成一种很个人的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情愫。不过时代在变迁，我在花园公寓里受到熏陶的是老派的英式文化，文艺地说，已是帝国斜阳下的余晖，那时连披头士都没有问世呢。在我们搬进花园公寓时，四层楼的筒子楼还未加建，公寓楼之间的绿化带还未被砍掉造起全民炼钢的高炉，那时弄内尚有两户西侨。一户就住在我们家楼下，是一个单身的半老头子，还有一户住在七号楼 室，门口的白铜信箱擦得铮亮，镂刻着一行花妙的古典草体英文：爱德门爵士。他是英资惠罗公司在旧上海的第一掌门人，不明白他为啥一直不回国，直到1968年才携家回英国老家。但凡花园公寓的老住户，都知道他在这里已住了好几十年了！太平洋战事后，上海全面沦陷，他与太太及孩子被投入集中营，期间太太死在集中营。好在旧时他家的一个小保姆（从前上海人称小大姐）十分仗义，常带了香烟、罐头去探望他。抗战胜利了，他儿女回英国了，他重新回惠罗公司主持业务，那位小大姐仍回来帮佣，并与爱德门生活在一起。花园公寓的弄堂笃底，是两排二层楼的房子，底楼是汽车间，楼上是间隔成白鸽笼样的小房间，专供前面公寓住户的司机和保姆居住，大家习惯称之为后弄堂。说起来，这批专为外国人做家政的上海人，多为本地人，似是世袭的。这位小大姐娘家就住在后弄堂，她的父亲也是在弄堂里外国人家做的，即上海人称Boy（西崽）的。不久，小大姐怀孕了，生了个混血女儿玛丽，为了怕玛丽孤单，后来又领养了个上海女孩玛琪。爱德门十分疼爱两个女儿，常见他拥着两个打扮得洋娃娃一样的女儿坐在三轮车上出出进进，但极少见他与孩子的妈妈挽臂同行。直到1968年他们合家离沪返英时，街坊间才传出：原来他们一直未办过登记，此次为携带她一起去英国才办了结婚登记。如同许多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女人都特别和刻意地“中国”一样，这位小大姐也一样，一笼发髻周边插着一把月亮型玳瑁梳，一身窄袖紧身大襟短衫，令这个既不漂亮也没有啥文化的小保姆倒也别显几分风情。因为她是外国人家里的人，这样打扮不会有人非议，反而公寓里那些正宗的太太们，倒不敢像她这样张扬妖娆！都讲这昔日小大姐十分有良心，跟了爱德门后还常常去后弄堂看看旧街坊和娘家人，好像也不大听见街坊对她有什么非议。她去英国后也回来过几次，但公寓住户老死不相往来的特点，令我们也不知道她何时来何时走。据说她十分能干，学开车学电脑反正很快赶上时代，并悉心照顾老爱德门。听说老爱德门回到祖家英国后，对这位早年就效忠大英帝国在远东奋发的公民，政府并无什么特殊照顾，生活平平，反而缺乏一份他在上海时，人民政府对外侨的特别照顾和作为一名白种人在东方社会的天然优越感。爱德门的小女儿玛琪是我们的玩伴，上世纪90年代她带着全家回花园公寓寻旧，可惜我不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
与住在我们楼下的那位外侨一样，他们每天都在手肘部挂着一顶卷叠得像手杖一样精巧的雨伞，戴着礼帽，外穿一件如今上海白领十分钟爱的米黄色面子内为经典格子里子的英国名牌的风衣（而今这只经典英国品牌已卖给日本了！在历史的灯影里，再次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迟暮），每天有三轮车接送他们，遇见邻居，他们都会在三轮车上微微抬抬帽檐，微笑着点点头，很绅士，很英国。
楼下的那位在我们搬进去不久就回英国了，但爱德门一直住到1968年。爱德门要比他“上海”。听他太太说，回英国后，他孜孜不忘的是，上海的红烧嵌宝（肉）河鲫鱼。
说起来，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花园公寓一带马路上，特别在近南京西路的陕西北路上，常会见到个别头戴蛋壳式小圆帽，身穿《北非谍影》中那种老式西裙的手拎硕大购物袋的外国老太太，擦着猩红的唇膏，在大冷天也在寒风中勇敢地裸露出一对瘦骨伶仃的双腿……在我小时候，她们应该还不算太老，她们与花园公寓那两个外国人一样，可谓建国后外侨中的“前朝遗民”。与新中国的国际友人和外宾，虽同为金发碧眼，却完全是两回事。这些外国人与香港的“西人”更是天壤之别。在社会主义的上海，她们是谦卑、淡然和低调的。她们大都住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带公寓。为什么要说“她们”？可能因为男人寿命没有女人长，因此独见外国老太太。那时的“上海咖啡馆”和“凯司令”等，为上海少数的尚现几分洋派的场所，却已根本见不到这些外国老太太，唯在陕北菜场（旧称西摩路小菜场）附近，常见到她们淡漠的踽踽独行的身影。因为在陕北菜场二楼，有独设的外侨供应专柜，有新鲜小牛肉、奶酪、红菜头、莴苣等当时一般上海人听都未听闻的洋食品。哪怕在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政府仍如此善待这批“前朝洋遗民”，可见上海博大的胸怀！
十分迷惑她们为啥不回老家？是因为在故乡没有人盼着她们的回归，还是因为坚守着一份无望的诺言，才无奈地接受他乡为故乡的事实？
这些面对大江东去的现实，仍留在上海执著恪守着残存的那可怜丁点的西方生活方式的“前朝洋遗民”，尤如一堆已泛黄的黑白照片储存在我记忆中，是我所认识的十分感性的另一种“洋相”。
二
花园公寓，位于今南京西路近陕西路口，弄堂口正对着现今的中信泰富广场。与花园公寓隔一条陕西北路的西面、切着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拐角处一栋咖啡色圆弧形的八层建筑，在当时的上海已属高层，就是平安大楼，曾是这一带的著名地标，底层曾经是平安电影院。我青少年时代的课余时间大部分就消磨在这个电影院里。张爱玲的《色戒》中，王佳芝就是在这里被戒严截住，就此走上不归之路。原先在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的十字路口，有一个高高的警察岗亭，四面各嵌着一口大钟，老远就能望到，觉得异常亲切。特别在暮秋的黄昏，放学回家的路上，马路两侧已亮起了灯光，远远看到那口熟悉的大钟，就像亲人迎盼着我的目光，小小的我都会感到心里很温暖。后来这个岗亭连带那口大钟给拆了，我还很难过了一阵，但我从来没和人说过这种感受。大人总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小孩子的世界更敏感，更坦真。
花园公寓建造于1926年，是英资惠罗（WHITE WAY）公司的物业。惠罗公司是上海最老牌的英国百货公司，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是由东往西延伸的，当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因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矗立而日渐繁华喧嚣，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大街之时，南京路的西段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仍是一派幽静雅然，是沪上豪宅大公馆集中之处，如哈同花园、颜料大王奚润如的公馆（今梅龙镇酒家）、华人第一地产大王人称程麻皮的公馆（今静安分局）、盛宣怀公馆（原址在南京西路成都路拐角处，解放后曾做过时代中学校址）都聚集在静安寺路。或者因为当时地皮还没有暴涨，因此这些公馆都拥有硕大的花园。惠罗公司也不失时机，选择沿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围威海路一圈地皮，毗邻1918年建造的荣家大宅，造了花园公寓。取名花园公寓（Garden Apartment）名副其实。众所周知，英国人对园艺的投入是全世界出名的。花园公寓共有四排连体公寓，楼与楼的间隔都有一个阔落的绿化，此外还划出人行道和汽车道，这得拜谢当时的地价尚未暴升，才有这样奢华的空间设计。与花园公寓毗邻的一边是荣家大宅，另一边就是颜料大王奚润如的公馆，今天的安乐坊、重华新村（张爱玲在重华新村沿街的公寓里住过，而且就趴在窗口看着解放军入城的）那时还没建造，是奚家公馆花园的一部分。那时连静安别墅都还没造。后来随着城市往西发展，这里的地皮开始金贵起来了，奚家开始将花园缩小，把地皮卖给了发展商，才造起这些钢窗蜡地，有煤气卫生间设施的新式里弄房子。主楼一直保持到现在，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梅龙镇酒家。到了上世纪30年代，应该说上海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立，及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的先后问世，加速了静安寺路的时尚化和现代化。特别是30年代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涌入，他们中不少是犹太人，由于他们根本已挤不进大马路了，就纷纷把目光瞄准这片豪宅和高尚住宅集中的静安寺路，导致这里的地价也水涨船高。针对这特殊的消费群，他们将欧洲的Boutique（专卖店形式，即为精致的强调个性的注重个体服务的经营特色）概念带到这里，以区别百货公司的同款式大批量供应的模式。至此，大马路和静安寺路同为南京路，人称中华第一街，但东端的大马路和西首的静安寺路风格各异。或者可以说，东端的多点市井味，西端的成为公认的时尚方向盘。也有人笑称大马路为上海的男人街，因为那里洋行银行钱庄和各种写字楼林立，出入的自然都是先生们，因此那边的商号也大多是以这批上海先生作为主要客源，如王星记扇庄、朵云轩、鹤鸣鞋帽公司（这是专卖男装的鞋帽店）、著名的莲香茶楼、五芳斋等点心店都集中在那一带，连带那边的西餐厅如德大和MARS（今东海西餐馆）的装修格局都带有很浓重的行政味道，方便企业与客户的应酬。还有，置身在中央商场的吉美西餐店内里为清一色的原木白坯卡座，其实就是现今的快餐店形式，方便这里的写字间先生进餐。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吉美的草莓冰淇淋和香浓咖啡仍是其金字招牌。著名老作家任溶溶老师专门撰文介绍过这家西餐厅。而位于中华第一街西段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则名店林立，优皮味十足，时尚风浓烈，这里集中了全上海最有名的美发店如南京、白玫瑰、百乐……最著名的时装店如绿屋时装夫人沙龙、鸿翔、贯一、造寸……最著名的皮鞋店蓝棠、博步、保罗森、瑞士……这里还集中了远东最出名的游乐场所和娱乐场所如大光明电影院、仙乐斯舞厅、新仙林夜花园、百乐门舞厅……连带这里的西餐厅与东段的西餐厅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其布置充满了温馨和浪漫，如沙利文（Hot Chocolate）、DDS（甜甜丝）、飞达（就开在平安大楼的裙房低层），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恋爱中的情侣、洋派的教会学校的男女大学生，所以这里也是全上海最时髦的女性集中之处，这里被冠以“女人街”也十分恰当。花园公寓置身其中，正合着地产界的那句名言：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不过在日本人进租界前，花园公寓清一色为英国侨民所居住，没有中国住户，这批远离家园的外国侨民在上海英租界过得如鱼得水。
好景不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进租界，花园公寓一夜之间变成炼狱，里面的侨民全部被赶到集中营去，日军占据了花园公寓，据说这里曾做过日军医院。直到抗战胜利，花园公寓又回到惠罗公司手里。经过战争的劫难，在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惠罗职员，无心再在异国他乡逗留，惠罗的业务一时也恢复不起来，便决定将花园公寓公开出售，以套现。这时，祖父和他几位银行家好友获得这个消息，以九十万美金合资平摊将整条花园公寓弄堂购下。祖父是十分相信命理的，他每年都要去批命书。据说，他命中是不该置房产的，但作为银行家对经济的敏感度，花园公寓的地理位置，包括沿街那些旺铺，对他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他竟然不顾命理，断然合股买下花园公寓。那是1946年。作为投资，几个股东老板再把花园公寓出租，从此才有中国住户入住，住户结构以当时的海归为多，大部分为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还有著名诗人王辛迪老师和中国首批芭蕾舞蹈家胡蓉蓉，都是这里的元老住户；也有低调地过着寓公生活的前朝遗老，如赵四小姐的姐姐赵二小姐、屈臣氏（解放后并入正广和）的股东老板……祖父留了一套自用，主要用于招呼朋友，有如私人会所，那就是49室。后来我叔叔结婚，就给他住了。1956年花园公寓公私合营，经资产核算，国家每季度颁发祖父定息合人民币八千元。按当时政策，国家会履约支付十五年定息，但后来“文革”开始，也不了了之。在五六十年代，八千元或许是天价（当时国际饭店三十元一桌的酒席已相当不错），但与当时的投入相比微乎其微，且只是个利息还不是本。祖父常常半开玩笑地说：“看来算命真的有道理，我命中真是不应该（有）房产。”为此，祖父再三告诫后代，千万不要置房产，有啥风吹草动搬也搬不走，藏也藏不掉。祖父的话在我们家里向来如圣旨一样，乃至影响到我，也迟迟没有购房，错过了购房的最好时机。不过话说回来，花园公寓也成了我们的庇护所。上海解放后，我们家一部分随祖父祖母南迁香港，还有一部分仍留在福熙路931号老宅内。后来，931号为政府某机关所用，幸亏当时花园公寓还属私人物业，所以还有退路。因此，整个花园公寓，我们家叔叔、姑姑住了好几套，逢年过节一呼百应，十分热闹。而那每季度八千元定息，祖父母真可谓是舐犊情深，除留一部分作为他们回沪及人情往来的开销外，均贴补给他们留沪的各房子女，令我们得以过比一般市民优越得多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花园更怀一番别样的感情——就像一位照顾我们多年的老保姆一样！不过世上任何事都犹如钱币的两面，“文革”开始，这笔定息也就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点——与剥削家庭有无划清界限？到抄家时一塌刮之给你连锅端！祖父对此却十分看得开；他一再告诫我们对政府要感恩，如果我们是生活在沙俄时代，早被苏维埃政府流放或者处死，或者就像流落在上海的那些潦倒的白俄。
三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讲过：“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是城市的血脉。正所谓，世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街道是路加上建筑物再加上人，人们代代在这里生活，所以街道也是一座舞台，盛载太多的人间传奇，象征着一段公共记忆，铭刻着城市和人文的进化史。
我对上海的街道其实不太熟悉，只除了家门口的这截南京西路及周邻的大街小巷，但对我认识上海的城市人文史，我想这条南京西路已教会我很多……
我热爱南京西路，说到底，是因这里蕴藏着自己亲临穿梭其中的岁月。
因为拐出弄堂就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西路，因此荡马路成了我们家（其实可以说大部分花园公寓住户）的指定休闲节目。说实在的，从陕西北路段到石门二路段是南京西路的精华所在，也是一段很怡人的shopping之路。我喜欢与爸爸妈妈一起去逛马路，更喜欢与外公外婆一起逛马路，我觉得与他们一起逛马路的乐趣不单只是看看橱窗的乐趣，而是听着他们边聊天边逛马路，令我每次都对这条熟悉的街道有深一层的了解。妈妈叫得出每一家店铺以前的外国名字，还认得出而今已是中年的售货员当年做小学徒的模样。
“这家店从前叫金发纽扣店……这家益昌从前叫波士顿，专卖女式手提包和手套，是个英籍犹太人开的。喏，现在站在店堂里的就是他们的私方，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学徒，一身灰布长衫一副聪明相，做事情十分卖力，后来外国老板进集中营了，把这家店交给他，他也打理得像模像样，抗战胜利以后外国人把这家店半卖半送盘给他了，他就做起现成老板，公私合营后他倒霉了，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不然就是个无产阶级……”
妈妈清楚记得当时外国人开的Boutique都是小小的一间，可能是因为房租太贵的关系，但都布置得十分雅典，坐镇店堂都是中年的既没身段也没容貌的洋太太，讲得一口洋里洋腔的上海话，让年轻的女顾客一进门就信心百倍。店里没有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连橱窗也布置得十分简约，往往只有一件时装配一瓶鲜花，却有各种样式的成衣照片和衣料的样板，供客人选择，当场量身度体，你只需约定日子来试样到时来取货。如果是熟客，女老板还会请你喝下午茶。
著名的蓝棠皮鞋店就开在我们花园公寓的沿街，后门打开就是我们弄堂，我们这里几乎女住户的皮鞋都在这里定制，所以与他们的店员都十分熟悉，妈妈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常有事没事去店里望望，聊聊天，倚老卖老一番：“……我是看着蓝棠开张的，你们的老板，姓张的，不容易……”妈妈说，这老板从前也是南京西路上保罗森皮鞋店的学徒，1947年出来自己做，最早只是在南京西路勒唐纳（LA.DONNA）洋行租只柜台做，后来生意做大了，1948年就在南京西路平安电影院的裙房底层向一位白俄商人顶下一只门面，顶费就要十几根大条子（金条）。正式挂牌开张，取名蓝棠，就是LA.DONNA的谐音。店堂虽小只一间门面，却装修得十分富丽堂皇，光一条波斯羊毛地毯就要两根大条子……我很惊异妈妈怎么这样八卦，样样都知道，妈就说：“蓝棠开张时，报上新闻做得好大，陈云裳等大明星都来捧场，倒是到了公私合营后，蓝棠才搬到现在的店面，大了交关（许多）……”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妈妈只是闲话一番，却也是一段城市典故。几年前，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蓝棠的老板张履安先生。原来，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吃萝卜干的学徒，他是民立中学高中毕业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三大番菜店之一——理查饭店的总经理，家境不俗。“但在上海要生存，就必须要有一手好本事，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绝’。”张老这样说。某种程度上说，张老先生应该属当时的时尚设计师，他选择的服务对象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审美的高尚女性，所以他设计的鞋楦与众不同，特别纤秀，鞋跟很大方，因为上层女性不会像舞女那样穿细脚伶仃的高跟鞋。适当高度的鞋跟，再配上舒适的拱形，令蓝棠的鞋子穿起来既美观大方又十分舒适。众所周知，皮匠可是一门累活，虽然张履安是搞设计的，但他深知，不明白整个制作基本流程，就学不到好手艺，也无法设计出受顾客宠爱的样式。要学到好手艺，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从底层做起，所以这位家境不俗又受过相当西式教育的张老板才能在南京西路成就一个传奇。张履安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健在。说起蓝棠，他十分无奈：除了“蓝棠”两个字是一样的，其他都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而今的年轻人怕吃苦，不肯脚踏实地地学一点手艺。
去梅龙镇酒家吃饭大人们又常常会提到：“这就是颜料大王奚润如的老家，还没有发迹时的虞洽卿从乡下来上海投奔瑞康颜料行的老板奚润如，半路上下起暴雨，虞洽卿心疼母亲给做的一双新鞋，就把鞋脱下一左一右的夹在腋下，谁知因脚湿地滑，刚见到奚老板没来得及请安就仰天一跤，奚老板见状便拍手叫好，‘财神菩萨来了’，原来隔夜奚老板做了梦，财神菩萨赤着一双脚，左右手各夹着一个金元宝进入他店堂仰天一跤，这个梦果然灵，虞洽卿真的成了奚老板的财神菩萨，把他的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可惜奚老板的后代不争气，最后把诺大的一栋洋房抵押给虞洽卿。”恰巧的是奚家的第四代与我是同学和好友，令我就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清晰地看到一个家族的演变。
那次与外公一起，从南京西路铜仁路的上海咖啡馆出来，信步踱到常德路口一条叫春平坊的弄堂，我每次上下学天天都要走过，这是一条上海处处可见的比较好的石库门弄堂，装有厚厚的木质百叶窗，临街是很讲究的雕着很欧洲的图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小阳台。外公无意中自言自语了一句：“哟，春平坊。”我就问了一句：“哪能？”外公说：“这几日无线电播得老闹猛的评弹《黄慧如和陆根荣》的故事，就发生在春平坊。富家小姐和家里的包车夫私奔了。”原来这是真的事呀！这个新闻后来被改成文明戏在上海大大地热闹了一番。我不解地问了外公一句：“这个包车夫一定非常优秀，否则为啥这个千金小姐会看中他？”外公轻轻咕噜了一句：“这个包车夫根本就是个流氓！自己在乡下有老婆有小人，还常常问黄慧如讨铜钿……”但评弹将他讲得很好，勤劳、善良、淳朴……长大一点我就明白了，那是为了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形象而做了艺术加工。事实原型是，黄慧如自小与沪上大户贝家的族亲订了亲，这位贝家少年后来赴美留学，坚决要求退这门亲。那时女子遭人退亲是很没有颜面的事，黄慧如就此整日以泪洗面，数度自杀未遂，家里就让男仆陆根荣成日劝解他、看护着他，就这样生出一段孽缘。黄慧如后来被家人强送入北京的某个尼姑庵，直到上世纪50年代哥哥和母亲都亡故了，她才出来到上海辗转了解到陆根荣下落。原来陆根荣就在陕西北路近南京西路口的陕北菜场一家熟食店工作。黄慧如找到了陆根荣，还想与他从头来过，但陆根荣已心如死水，毅然斩断情缘。陕北菜场也是我熟悉的（就是现今的中信泰富广场部分），我还清晰记得，菜场底层沿街白瓷砖砌成的熟食店，小时候我常去那边买熟菜，说不定我还见过陆根荣呢，就不知道谁是他！
紧邻平安大楼裙房的沧州饭店（现文华酒店）原来也有故事。那次我们阖家在这里为祖父做生日，祖父用牙签点点桌面，说：“你们知道吗？当年宋美龄举行婚礼前夕突然被绑架，就是被软禁在这家沧州饭店。宋美龄的娘家就在前面陕西北路369号，临结婚了，新娘子不见了，一夜未归，不是急煞人的事啊？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后来查明绑架的策划者刘某人就是宋美龄的前男友。听讲，蒋介石亲自出马与他谈判，不久刘某人就出任了南京市市长。这种大人物讲条件，筹码就大了……”大人们立时哄堂大笑，我当时还听得似懂非懂。
从来觉得历史是一位很严峻很死板的老人，对小孩子来说更是特别遥远，但行走在南京西路上，少小的我就有一种感觉，每走一次都会对她的历史有深一层的了解，就像一年一度落下的秋叶，层层叠叠默默地化成泥土，滋润着大地。原来历史离我那么近，就在我身边，甚至就在脚下。
四
英式公寓清一色格局为一梯两户，一个门洞内共六户人家。我们这个门洞内，一楼38室住的是颇有名气的“天鹅阁”咖啡馆老板曹国荣一家。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咖啡馆。它就开在淮海中路襄阳路拐角上，靠近襄阳公园，小悠悠的一间门面带只二层阁，布置得十分典雅优皮，店面外墙贴着黑色大理石贴面，上方是一只缀着碎玻璃的展翅飞翔的天鹅，这就是“天鹅阁”的唛头。同样是以天鹅为唛头，施华洛世奇的天鹅是沉静孤傲的，而这只天鹅则充满了动感，甚至有点张扬，这似乎很像她的创办人曹国荣的个性。令人寻味的是，当这只天鹅在一片梧桐绿荫中，时隐时现时，却很有一种俏也不争春的低调。咖啡馆作为一种西方引进的餐饮形式，或多或少都带几分洋气，特别名字如沙利文、DDS（甜甜丝）、飞达、Rosemary……唯“天鹅阁”一点洋气也不沾，很中国，我不知是不是因此得福：1949年以后，所有带上这种洋名的咖啡馆都相继歇业了，唯有“天鹅阁”顽强又委婉地守在那里，与著名的老字号西餐业“凯司令”、“老大昌”、“红房子”、“东海”等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摧残，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只天鹅终于悄然离去！
而今一些怀旧文章，一提到老上海咖啡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红房子”。其实，与之相比，“天鹅阁”堪为风景这边独好。之所以现今上海少有人记得她，是因为她太冷傲！我觉得这同样也很像曹国荣先生。虽然我们做邻居的时候，我只是个黄毛小丫头，我们之间见面时我最多叫他一声“曹家伯伯”，与他也根本没什么交流，然当我力图从与他们这家有限的交往中搜索出一切细节可以帮我完成这幅记忆的素描时，我越来越感受到我好像很了解他！
说“天鹅阁”冷傲，并非价位和装修。“天鹅阁”门面很小，进门一边是一个账台，账台后就是一排火车座，顶多四五个卡位，再进去就是小巧的楼梯直通楼上，也是小悠悠的。上下店堂两边都是深栗色的橡木护壁板，错落地挂着各种油画和手工彩绘瓷盘，角橱架里也放置着各种西洋瓷器，既不上锁也无专人看管。想想那时的社会公德，真好！最了不起的是，进门就是一幅海上大师吴湖帆的墨宝：“天天天鹅阁，吃吃吃健康”的对联，一直挂到“文革”“破四旧”，不知这对稀世之宝后来命运如何？！
“天鹅阁”的金牌菜是奶油鸡丝焗面，售价仅为四角五分，与凯司令、老大昌同价。“天鹅阁”另一个金牌产品是没有面粉的核桃蛋糕，这是曹太太的绝招。曹太太还很慷慨地将这个方子抄给朋友，所以我家婆婆也有一张配方，我们也做过，好像颇成功，但是与“天鹅阁”的就是不一样。须知，人生许多事并不是凭一张配方就能完成并复制成功这么简单。从生意经角度讲，“天鹅阁”的市口好像太静僻太冷落。其实，现在想来，只有如此的氛围，才烘托得起这样一只清新脱俗、富有个性的天鹅。
我一直认为，“天鹅阁”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餐饮领域。
说起创办人曹国荣夫妇，可以讲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夫妇俩好像都是沪江大学毕业的。曹国荣颇神似电影皇帝金焰，只是比金焰还要多几分绅士味，还多了一撇小胡子。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穿过蓝布人民装，领带是不扎了，而是春秋为浅色的舍味呢两用衫，冬天为黑白人字呢三夸特大衣（中大衣），后领微微翻起，手里还握着个烟斗，好帅啊！太太乔彩贞女士与妹妹以美貌出众而在上海上层社交圈中被称为“双乔姐妹花”。此美誉出自一次化妆舞会上，两姐妹化装成双妹牌花露水的唛头后而得。但凡party，只要有曹先生和双乔姐妹花出席，就是美轮美奂，传为美谈。据说，曹国荣是孔祥熙的干儿子，抗战时在陪都重庆，曹国荣任孔祥熙的英文秘书。我的忘年交——今年九十五岁的方守成老先生回忆，他当时也在重庆，先后在英国军事代表团和丹麦驻重庆的中国别动团任职，专门协调英国、丹麦方面与重庆政府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运动。二战胜利后，英皇乔治二世授予他元佐勋章（MBE勋章）、丹麦皇授予他自由勋章。在重庆时，他和曹氏夫妇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回忆，重庆曹氏夫妇的家已是各路文化人和抗日民主人士相聚的沙龙，曹太太与乔冠华的前妻龚澎女士私交笃深。
抗战胜利后，曹氏夫妇回到上海，就住在花园公寓。虽然有孔祥熙这个干爹作为靠山，但他们脱离政坛，更没随之迁去台湾，就开设了“天鹅阁”咖啡馆，只是想为朋友圈子营造一个文化的、舒适的环境，因此，这里一直是海上艺术家，特别是画家的聚集之地。
公寓的住客独门独户，一门关煞，邻居向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少串门，更没有出来乘风凉的习俗，特别后来政治空气越来越严峻了，大家见面只是点头一笑而已，所以做了多年邻居，我从未去过曹家。但听曹家常客方老先生说，他们的家布置得十分典雅，这我完全相信，连一爿店堂都布置得那样精心，更何况他们的家！
曹太太画得一手好工笔画，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总觉得那时的淑女是真正的名副其实，是有才有艺、持家有道、教子有方的女性，而不是用名牌和金钱或是傍着有钱的丈夫和老爸包装出来的。曹先生是学经济的，但受过专业声学训练，每天都要练声，伴奏的当然是太太。他们有两个儿子，按上海习惯称大弟、小弟，也学钢琴。小弟因患肺病休学在家，就苦练钢琴，所以每天准时准点，都能听到他的琴声。
“天鹅阁”公私合营了，餐饮业不像工厂和房地产业，资产只有几把椅子、桌子，最多再加点厨具，资产核算不会很高，因此所获的定息一定也不多。然“天鹅阁”的文化价值，岂是数字能核算得出的！曹国荣作为私方老板，一样穿着白号衣与其他员工一起做起服务生，不少顾客都是老朋友老客人，见到了只是会心地一笑，许多知心话已不便在这里讲。或者正是因为有他作为私方经理的亲自坐镇，“天鹅阁”的底蕴还是原汁原味。直到曹氏夫妇南迁香港，“天鹅阁”的余韵还是浓浓的。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连带鱼都上了西餐桌，“天鹅阁”的门口一样也排起长龙，但这支饥饿的队伍却是斯斯文文、衣冠楚楚！现在想来，真令人十分心酸。不过即使这样，在饥肠辘辘的年代，“天鹅阁”仍不显一点潦倒和残败。这里还得拜谢自然灾害开始不久，以陈云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提出了高价路线：有经济能力的市民（如当时领定息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高级干部），只需花比计划供应的物品多几倍乃至更高的价格，就可敞开享受各种食品和物质供应。在当时，这种高价政策既满足了有消费能力的市民的需要，稳定了社会，也令资金及时回笼国库，对特殊时代的经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时“天鹅阁”一客公司餐（包括一客红汤或白汤、奶油鸡丝焗面及饭后甜品）售价五元。
“文革”开始了，“天鹅阁”改成卖大饼、油条、粢饭团的大排档，那璀璨闪亮、展翅飞翔的天鹅给砸了，黑大理石墙上留下光秃秃毛喇喇的一摊，用水泥粗糙地补上，就像瘌痢头的疤痕一样，看着让人难过。“天鹅阁”能够迈过三年自然灾害这道坎，仍保留着自身的优雅和倨傲，却跨不过十年“文革”的摧残。直至80年代，“天鹅阁”又恢复了，但已伤了元气，不仅门面装饰与老“天鹅阁”完全不同，连带那只闪烁发亮、展翅飞翔的天鹅也没有了，更遑论招牌奶油鸡丝焗面的味道了，那没有面粉的胡桃蛋糕更是不见了踪影。如此，勉强支撑了一阵便歇业了。就此，这只优雅低调的天鹅从上海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文革”时，曹氏一家已南迁香港了，或许可以说，他们逃过了一劫。去港后，他们在九龙重开了一家“天鹅阁”。遗憾的是，这只天鹅不服潮湿闷热的香港水土，犹如张爱玲去了美国后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小说，犹如著名的圣诞歌《白色圣诞节》（The White Christmas）的流落美国的白俄作曲家，那原本为人们所盼望的会给节日增添气氛的一场大雪，入了他的眼，就化成这样一串充满沧桑和思乡的旋律……曹氏夫妇悉心呵护经营的“天鹅阁”，汇集了上海滩文化雅士的灵气，却适应不了远离故土的他乡。尽管不少南下香港的上海移民是“天鹅阁”的老客人，但事过境迁，他们再也不是当年那批有闲钱有闲时的上海人，就是有心帮衬，也力不从心。至于当地香港人，口味完全不同，他们更喜欢那种歌厅，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种热热闹闹、五光十色的氛围。后来，曹家移民加拿大了，走得离上海越来越远了！自从60年代离开后，曹家好像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欣慰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小弟，就是当年那位天天苦练钢琴的少年，果然成为一位音乐专业人才，曾出任过香港中文大学音乐馆馆长，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经常回内地采风讲学任客座教授，现已退休。很幸运地，笔者在香港与他邂逅。老邻居相遇时，一点不觉得他是少年时代就离开上海，又在异国他乡生活了那么长一段时日，仍是一口糯软的老派上海话，一派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上海先生派头——与父亲很不一样。
曹国荣已在近年以九十好几高龄去世。他的儿子讲，进入暮年的父亲还是不肯安分，仍然喜欢绘画、DIY做小工艺品，甚至在九十好几高龄还热衷飙车，他驾的是一辆跑车。在曹国荣去世已快一周时，有警察来敲门，是小弟去接待的，警察拿了一叠照片和一张罚单，两天前凌晨发生一起非法飙车事件，肇事车辆撞毁他人之车并逃之夭夭，突然在摄像头中消失了，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幸好摄像头拍下照片。经调查，肇事者是曹国荣。“不可能！”小弟说：“我父亲已在一周前故世了。”不过待他接过照片，顿时五雷轰顶：儿子对父亲的车实在太熟悉了，虽然车子已撞得伤痕累累，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明摆着就是父亲的车吗？
大弟带着警察打开车房，父亲那架跑车静静地停在那里，一点破损也没有，但车牌号、车型乃至车身的一切细节，都与照片中一摸一样，连几位见多识广的警察都面面相觑，倒抽几口冷气！中国读者朋友或者觉得没什么——克隆车。但是在国外克隆车的事极少有，而且也犯不着费尽精力去克隆一辆老式跑车。
我听得毛骨悚然，却又有几分凄然！我百分之百相信这是真的，这才是曹国荣的个性！我是相信灵异之说的，我们对世界所知的太少了，对许多奇异的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能一概以迷信加以否决。
本来，“天鹅阁”完全可以成为城市的一则典故、一道风景，但上海辜负了她！正如曹国荣，相信他的梦想不只是进入中产阶层，而是要做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所以才脱离官场一番苦心地经营着“天鹅阁”，但命运没有给他机会。相信他对此是会耿耿于怀。
曹国荣九十多年传奇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我想他是不甘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似醒似梦，幽冥与光明的轮回交接之间，在他的灵魂目送自己的躯壳被送进一场熊熊大火中之时，他对他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是依依不舍的，所以，他竭尽所有的仅余的那点能量，像一丛悲情的烟花，短暂燃烧之后就永远地沉默了。与他的“天鹅阁”一样，虽不可能在上海的历史画卷上定格，但也如一瓣枯萎的玫瑰被遗留在史册的某一页上，就这样，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个优雅的身影消逝了，但他不忘记转身默默地提点我们：在我们为上海的高度和深度尽力时，请不要忘记，上海的精度也需要我们付出。
转发程乃珊最后的文章之二
一
“喏，”房管所一位十分斯文的女职员，虽然已不穿旗袍也不化妆了，但那种委婉客气的态度让人感到很亲切。她说着用钥匙一转，笨重的黑色橡木大门被推开，空荡荡的单元内，玻璃窗擦得锃亮，细条柳桉木地板蜡打得光可鉴人，只是内里空无一物，让人看着很不舒服。不知为什么，我向来怕看空房子，确切地讲，那种看不到一丝生命活动痕迹的，没有一点人气的空房子。
妈妈和爸爸跟着那位女职员踱进去。
“地板倒仍旧蛮好，细条柳桉的。这水汀还装着做啥，根本长远没有暖气供应了……”对任何事都十分挑剔的妈妈一开口就是不满意。
“这就叫派头嘛。”爸爸似乎对单元里嵌在窗台下的几只水汀很中意，“到底是花园公寓，很英国。”爸爸说。
“如果像他们49室的房型，装几只水汀是蛮有派头的。他们有一百五十平方呢。阿拉这搭连一百平方都没有，还要让几只水汀占去地方……我们又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将来大起来，两兄妹再睡一间房总归不方便，还是再等等吧……”妈妈说的49室，是同住花园公寓的我们叔叔的家。
“喏，程同志潘同志，”女职员很知心地说，“将来事体将来再讲了。老实告诉你们，现在公私合营了，花园公寓的空房子都由政府统一分配，搬进来的都是老干部，因为你们老太爷是花园公寓的股东老板，所以才给你们特殊照顾。我们房管所现在手里就只有这套空房子……原先住的是一个英国人，在亚细亚石油公司做的，1952年回英国了，”她再向我们对门42室努努嘴，“他们邓医生一家就搬到这套房子来了，房子也没有住热，对面42室房子又空出来了，这套房子倒是有一百五十个平方。阿晓得原先的房客是啥人啊？”她神秘兮兮地说，“就是西伯利亚皮货店的老板！”“哦，那个白俄老头呀。”妈去香港前也是老在这条著名的时尚大街南京西路（那时称静安寺路）shopping的，对这里的每间铺子及其伙计都十分熟悉。
“听讲这白俄老头后来老潦倒——解放了，啥人再会穿皮草？他房租都欠了好几个月，先是卖家具，他的家具考究得来……他搬走了，对面42室的房子就空出来了，邓医生一家想再搬到42室，也有一番麻烦呢。讲一个老干部也看中了这套房子。不过，邓医生是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的院长，上海滩的名医，也就照顾一下了。他们搬过去了，这套房子才空出来……有好多人看中呢，现在解放了，住大房子太招摇，而且地价税又这样贵，再加上许多人家要紧缩开支，这种小悠悠的公寓最热门了……我们房管所这个房子也捏得很牢的。这次肯松手完全是看你们老太爷的面子。”
这位邓医生，就是老协和出身的历任华山医院院长的海上名医邓青山。我的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就是取材自邓青山的外孙女在“文革”中的遭遇。至于那位西伯利亚皮货店的白俄老板，他的店铺门面就开在现今中信泰富广场，与“第一西伯利亚皮货店”无关。
妈妈还在犹豫不决，爸爸却似乎已经拿定主意了，这是他极少地违抗妈妈意愿：“将来的事体将来再说了，现在两个孩子还这么小，到他们长大了再换房子嘛。”
那位女职员关上门，闷闷的一声。
“花园公寓的房子就是好。看看，这大门多结实！的的刮刮橡木料！”看来，爸已对这套房子默认了。他指指门上擦得锃锃亮的铜牌“43”，对哥哥和我说：“记住啦，屋里的门牌：南京西路花园公寓X号43室。”
这时我念五年级，刚从香港回来不久，还住在新闸路1048号，过着四世同堂的生活。但妈妈是很会作的，哪过得惯这种吃饭坐下来要开两大桌、不回来吃晚饭还要事先请假的大家庭生活？一直就吵着要搬出去过小家庭生活。
听说，早在结婚前妈就不想住福煦路931号（今延安中路931号）过大家庭生活，但逼于传统——爸是大儿子，怎可以婚后住出去开这样的先例？
1949年全家南下香港，妈的这个心结倒解决了。自由了那么多年，再叫妈重过大家庭生活，她自然不开心，而花园公寓一直是妈妈最合心思的居所。好容易盼到有这么个机会，所以妈也就不坚持了。
就这样，我们搬进了花园公寓，虽然是祖父的物业，因为已经公私合营了，所以我们房租照付，租金为二十四元七角三分，这在当时属高价了。就这样，直到现在我的户口还挂在那里。
父母亲一直感谢那位女职员的劝解，如果当时真的再等一等的话，怕真的没机会住进花园公寓了。
花园公寓十分英国。许多初学英语者都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何非要将二楼说成一楼（The First Floor），将三楼说成二楼（The Second Floor）……只要去花园公寓实地看一看你就明白了，那是因为英式房子即便一楼也要走好几级台阶，可能因为英伦空气比较潮湿的原因。连花园公寓孩子玩的游戏也是很英国的：比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就是由两个孩子双手举起搭成拱形，其他的孩子从下面穿过，大家一起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my fair lady……”（歌词大意：伦敦大桥要坍下来了，坍下来了，那被抓住的就是我的可人儿）这首歌实际上带着非常浓烈的西方色彩，而且游戏规则原定是两个男孩和一群女孩子一起玩的，但当时我们也不懂歌词的意思，就这样玩得也很开心；还有一种叫“Stop”的游戏，其实是一种追逃的游戏，被追的一方眼看要被抓住，就可以抱住双肩大叫一声“Stop”，追的一方就不能来抓你了，但你就此被囚在原地不能动，必须要等到你的盟友来解救你……现在看来这些游戏都带有很强烈的殖民色彩，这可能是因为这里原属于英租界，再加上花园公寓长期一直为英国侨民所居住的原因吧。不过后来发现整个上海的小朋友都在玩这样的游戏，只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变成它的中文谐音“麻林当”，“Stop”变成“水蜜桃”但是游戏内容和规则完全是一样的，可见上海东西文化的交融，已经渗透到小孩子的游戏中了。
说来也巧了，就在我写到这段文字时（2012年11月下旬），上海电台的新闻中播了一则家长投诉幼儿园的事例：说是女儿在幼儿园学了一首英文歌“伦敦大桥塌了”，从头到尾只有一句歌词“伦敦大桥塌了”（其实这位家长弄错了，应该有两句歌词），因而觉得幼儿园教了这么一首无聊的英文歌，水平太低了。这位年轻的家长不知道，这首歌就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一首如“铃儿响叮当”一样的全球儿童的“国际歌”！至今不少西方的婚礼上，那些已步入成年队列的宾客，还会大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助兴。当今家长都十分注重孩子的英文教育，但忽略了，学习一门外语不仅要学它的语法和单词，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文化。我的英语水平不高，但我从小就喜欢英文，包括英文老歌儿歌和英语版童话如《小红帽》、《睡美人》之类，其实初中时我们读的是俄语，我在妈妈辅导下自习英语已能阅读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小妇人》等英文原版，以至到高中我进入英语班时（当时上海的中学约百分之三十学英语，百分之七十学俄语），我的俄语成绩平平，但英语与我的作文一样，至少在全年级中属名列前茅。我想其中除了因为我的启蒙教育是在香港开始的，更因为我的少年成长期在花园公寓。虽说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下期，英伦余韵在这里已很淡薄了，但街道和社区都是有生命的，印叠层层的生命轮回，几代的民生人情积淀在同一空间，便会发酵，滋生出一缕缕特定的对城市和生活的质感和体验，从而形成一种很个人的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情愫。不过时代在变迁，我在花园公寓里受到熏陶的是老派的英式文化，文艺地说，已是帝国斜阳下的余晖，那时连披头士都没有问世呢。在我们搬进花园公寓时，四层楼的筒子楼还未加建，公寓楼之间的绿化带还未被砍掉造起全民炼钢的高炉，那时弄内尚有两户西侨。一户就住在我们家楼下，是一个单身的半老头子，还有一户住在七号楼 室，门口的白铜信箱擦得铮亮，镂刻着一行花妙的古典草体英文：爱德门爵士。他是英资惠罗公司在旧上海的第一掌门人，不明白他为啥一直不回国，直到1968年才携家回英国老家。但凡花园公寓的老住户，都知道他在这里已住了好几十年了！太平洋战事后，上海全面沦陷，他与太太及孩子被投入集中营，期间太太死在集中营。好在旧时他家的一个小保姆（从前上海人称小大姐）十分仗义，常带了香烟、罐头去探望他。抗战胜利了，他儿女回英国了，他重新回惠罗公司主持业务，那位小大姐仍回来帮佣，并与爱德门生活在一起。花园公寓的弄堂笃底，是两排二层楼的房子，底楼是汽车间，楼上是间隔成白鸽笼样的小房间，专供前面公寓住户的司机和保姆居住，大家习惯称之为后弄堂。说起来，这批专为外国人做家政的上海人，多为本地人，似是世袭的。这位小大姐娘家就住在后弄堂，她的父亲也是在弄堂里外国人家做的，即上海人称Boy（西崽）的。不久，小大姐怀孕了，生了个混血女儿玛丽，为了怕玛丽孤单，后来又领养了个上海女孩玛琪。爱德门十分疼爱两个女儿，常见他拥着两个打扮得洋娃娃一样的女儿坐在三轮车上出出进进，但极少见他与孩子的妈妈挽臂同行。直到1968年他们合家离沪返英时，街坊间才传出：原来他们一直未办过登记，此次为携带她一起去英国才办了结婚登记。如同许多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女人都特别和刻意地“中国”一样，这位小大姐也一样，一笼发髻周边插着一把月亮型玳瑁梳，一身窄袖紧身大襟短衫，令这个既不漂亮也没有啥文化的小保姆倒也别显几分风情。因为她是外国人家里的人，这样打扮不会有人非议，反而公寓里那些正宗的太太们，倒不敢像她这样张扬妖娆！都讲这昔日小大姐十分有良心，跟了爱德门后还常常去后弄堂看看旧街坊和娘家人，好像也不大听见街坊对她有什么非议。她去英国后也回来过几次，但公寓住户老死不相往来的特点，令我们也不知道她何时来何时走。据说她十分能干，学开车学电脑反正很快赶上时代，并悉心照顾老爱德门。听说老爱德门回到祖家英国后，对这位早年就效忠大英帝国在远东奋发的公民，政府并无什么特殊照顾，生活平平，反而缺乏一份他在上海时，人民政府对外侨的特别照顾和作为一名白种人在东方社会的天然优越感。爱德门的小女儿玛琪是我们的玩伴，上世纪90年代她带着全家回花园公寓寻旧，可惜我不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
与住在我们楼下的那位外侨一样，他们每天都在手肘部挂着一顶卷叠得像手杖一样精巧的雨伞，戴着礼帽，外穿一件如今上海白领十分钟爱的米黄色面子内为经典格子里子的英国名牌的风衣（而今这只经典英国品牌已卖给日本了！在历史的灯影里，再次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迟暮），每天有三轮车接送他们，遇见邻居，他们都会在三轮车上微微抬抬帽檐，微笑着点点头，很绅士，很英国。
楼下的那位在我们搬进去不久就回英国了，但爱德门一直住到1968年。爱德门要比他“上海”。听他太太说，回英国后，他孜孜不忘的是，上海的红烧嵌宝（肉）河鲫鱼。
说起来，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花园公寓一带马路上，特别在近南京西路的陕西北路上，常会见到个别头戴蛋壳式小圆帽，身穿《北非谍影》中那种老式西裙的手拎硕大购物袋的外国老太太，擦着猩红的唇膏，在大冷天也在寒风中勇敢地裸露出一对瘦骨伶仃的双腿……在我小时候，她们应该还不算太老，她们与花园公寓那两个外国人一样，可谓建国后外侨中的“前朝遗民”。与新中国的国际友人和外宾，虽同为金发碧眼，却完全是两回事。这些外国人与香港的“西人”更是天壤之别。在社会主义的上海，她们是谦卑、淡然和低调的。她们大都住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带公寓。为什么要说“她们”？可能因为男人寿命没有女人长，因此独见外国老太太。那时的“上海咖啡馆”和“凯司令”等，为上海少数的尚现几分洋派的场所，却已根本见不到这些外国老太太，唯在陕北菜场（旧称西摩路小菜场）附近，常见到她们淡漠的踽踽独行的身影。因为在陕北菜场二楼，有独设的外侨供应专柜，有新鲜小牛肉、奶酪、红菜头、莴苣等当时一般上海人听都未听闻的洋食品。哪怕在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政府仍如此善待这批“前朝洋遗民”，可见上海博大的胸怀！
十分迷惑她们为啥不回老家？是因为在故乡没有人盼着她们的回归，还是因为坚守着一份无望的诺言，才无奈地接受他乡为故乡的事实？
这些面对大江东去的现实，仍留在上海执著恪守着残存的那可怜丁点的西方生活方式的“前朝洋遗民”，尤如一堆已泛黄的黑白照片储存在我记忆中，是我所认识的十分感性的另一种“洋相”。
二
花园公寓，位于今南京西路近陕西路口，弄堂口正对着现今的中信泰富广场。与花园公寓隔一条陕西北路的西面、切着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拐角处一栋咖啡色圆弧形的八层建筑，在当时的上海已属高层，就是平安大楼，曾是这一带的著名地标，底层曾经是平安电影院。我青少年时代的课余时间大部分就消磨在这个电影院里。张爱玲的《色戒》中，王佳芝就是在这里被戒严截住，就此走上不归之路。原先在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的十字路口，有一个高高的警察岗亭，四面各嵌着一口大钟，老远就能望到，觉得异常亲切。特别在暮秋的黄昏，放学回家的路上，马路两侧已亮起了灯光，远远看到那口熟悉的大钟，就像亲人迎盼着我的目光，小小的我都会感到心里很温暖。后来这个岗亭连带那口大钟给拆了，我还很难过了一阵，但我从来没和人说过这种感受。大人总以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小孩子的世界更敏感，更坦真。
花园公寓建造于1926年，是英资惠罗（WHITE WAY）公司的物业。惠罗公司是上海最老牌的英国百货公司，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是由东往西延伸的，当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因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矗立而日渐繁华喧嚣，已发展为成熟的商业大街之时，南京路的西段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仍是一派幽静雅然，是沪上豪宅大公馆集中之处，如哈同花园、颜料大王奚润如的公馆（今梅龙镇酒家）、华人第一地产大王人称程麻皮的公馆（今静安分局）、盛宣怀公馆（原址在南京西路成都路拐角处，解放后曾做过时代中学校址）都聚集在静安寺路。或者因为当时地皮还没有暴涨，因此这些公馆都拥有硕大的花园。惠罗公司也不失时机，选择沿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围威海路一圈地皮，毗邻1918年建造的荣家大宅，造了花园公寓。取名花园公寓（Garden Apartment）名副其实。众所周知，英国人对园艺的投入是全世界出名的。花园公寓共有四排连体公寓，楼与楼的间隔都有一个阔落的绿化，此外还划出人行道和汽车道，这得拜谢当时的地价尚未暴升，才有这样奢华的空间设计。与花园公寓毗邻的一边是荣家大宅，另一边就是颜料大王奚润如的公馆，今天的安乐坊、重华新村（张爱玲在重华新村沿街的公寓里住过，而且就趴在窗口看着解放军入城的）那时还没建造，是奚家公馆花园的一部分。那时连静安别墅都还没造。后来随着城市往西发展，这里的地皮开始金贵起来了，奚家开始将花园缩小，把地皮卖给了发展商，才造起这些钢窗蜡地，有煤气卫生间设施的新式里弄房子。主楼一直保持到现在，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梅龙镇酒家。到了上世纪30年代，应该说上海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立，及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的先后问世，加速了静安寺路的时尚化和现代化。特别是30年代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涌入，他们中不少是犹太人，由于他们根本已挤不进大马路了，就纷纷把目光瞄准这片豪宅和高尚住宅集中的静安寺路，导致这里的地价也水涨船高。针对这特殊的消费群，他们将欧洲的Boutique（专卖店形式，即为精致的强调个性的注重个体服务的经营特色）概念带到这里，以区别百货公司的同款式大批量供应的模式。至此，大马路和静安寺路同为南京路，人称中华第一街，但东端的大马路和西首的静安寺路风格各异。或者可以说，东端的多点市井味，西端的成为公认的时尚方向盘。也有人笑称大马路为上海的男人街，因为那里洋行银行钱庄和各种写字楼林立，出入的自然都是先生们，因此那边的商号也大多是以这批上海先生作为主要客源，如王星记扇庄、朵云轩、鹤鸣鞋帽公司（这是专卖男装的鞋帽店）、著名的莲香茶楼、五芳斋等点心店都集中在那一带，连带那边的西餐厅如德大和MARS（今东海西餐馆）的装修格局都带有很浓重的行政味道，方便企业与客户的应酬。还有，置身在中央商场的吉美西餐店内里为清一色的原木白坯卡座，其实就是现今的快餐店形式，方便这里的写字间先生进餐。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吉美的草莓冰淇淋和香浓咖啡仍是其金字招牌。著名老作家任溶溶老师专门撰文介绍过这家西餐厅。而位于中华第一街西段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则名店林立，优皮味十足，时尚风浓烈，这里集中了全上海最有名的美发店如南京、白玫瑰、百乐……最著名的时装店如绿屋时装夫人沙龙、鸿翔、贯一、造寸……最著名的皮鞋店蓝棠、博步、保罗森、瑞士……这里还集中了远东最出名的游乐场所和娱乐场所如大光明电影院、仙乐斯舞厅、新仙林夜花园、百乐门舞厅……连带这里的西餐厅与东段的西餐厅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其布置充满了温馨和浪漫，如沙利文（Hot Chocolate）、DDS（甜甜丝）、飞达（就开在平安大楼的裙房低层），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恋爱中的情侣、洋派的教会学校的男女大学生，所以这里也是全上海最时髦的女性集中之处，这里被冠以“女人街”也十分恰当。花园公寓置身其中，正合着地产界的那句名言：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不过在日本人进租界前，花园公寓清一色为英国侨民所居住，没有中国住户，这批远离家园的外国侨民在上海英租界过得如鱼得水。
好景不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进租界，花园公寓一夜之间变成炼狱，里面的侨民全部被赶到集中营去，日军占据了花园公寓，据说这里曾做过日军医院。直到抗战胜利，花园公寓又回到惠罗公司手里。经过战争的劫难，在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惠罗职员，无心再在异国他乡逗留，惠罗的业务一时也恢复不起来，便决定将花园公寓公开出售，以套现。这时，祖父和他几位银行家好友获得这个消息，以九十万美金合资平摊将整条花园公寓弄堂购下。祖父是十分相信命理的，他每年都要去批命书。据说，他命中是不该置房产的，但作为银行家对经济的敏感度，花园公寓的地理位置，包括沿街那些旺铺，对他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他竟然不顾命理，断然合股买下花园公寓。那是1946年。作为投资，几个股东老板再把花园公寓出租，从此才有中国住户入住，住户结构以当时的海归为多，大部分为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还有著名诗人王辛迪老师和中国首批芭蕾舞蹈家胡蓉蓉，都是这里的元老住户；也有低调地过着寓公生活的前朝遗老，如赵四小姐的姐姐赵二小姐、屈臣氏（解放后并入正广和）的股东老板……祖父留了一套自用，主要用于招呼朋友，有如私人会所，那就是49室。后来我叔叔结婚，就给他住了。1956年花园公寓公私合营，经资产核算，国家每季度颁发祖父定息合人民币八千元。按当时政策，国家会履约支付十五年定息，但后来“文革”开始，也不了了之。在五六十年代，八千元或许是天价（当时国际饭店三十元一桌的酒席已相当不错），但与当时的投入相比微乎其微，且只是个利息还不是本。祖父常常半开玩笑地说：“看来算命真的有道理，我命中真是不应该（有）房产。”为此，祖父再三告诫后代，千万不要置房产，有啥风吹草动搬也搬不走，藏也藏不掉。祖父的话在我们家里向来如圣旨一样，乃至影响到我，也迟迟没有购房，错过了购房的最好时机。不过话说回来，花园公寓也成了我们的庇护所。上海解放后，我们家一部分随祖父祖母南迁香港，还有一部分仍留在福熙路931号老宅内。后来，931号为政府某机关所用，幸亏当时花园公寓还属私人物业，所以还有退路。因此，整个花园公寓，我们家叔叔、姑姑住了好几套，逢年过节一呼百应，十分热闹。而那每季度八千元定息，祖父母真可谓是舐犊情深，除留一部分作为他们回沪及人情往来的开销外，均贴补给他们留沪的各房子女，令我们得以过比一般市民优越得多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花园更怀一番别样的感情——就像一位照顾我们多年的老保姆一样！不过世上任何事都犹如钱币的两面，“文革”开始，这笔定息也就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点——与剥削家庭有无划清界限？到抄家时一塌刮之给你连锅端！祖父对此却十分看得开；他一再告诫我们对政府要感恩，如果我们是生活在沙俄时代，早被苏维埃政府流放或者处死，或者就像流落在上海的那些潦倒的白俄。
三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讲过：“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是城市的血脉。正所谓，世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街道是路加上建筑物再加上人，人们代代在这里生活，所以街道也是一座舞台，盛载太多的人间传奇，象征着一段公共记忆，铭刻着城市和人文的进化史。
我对上海的街道其实不太熟悉，只除了家门口的这截南京西路及周邻的大街小巷，但对我认识上海的城市人文史，我想这条南京西路已教会我很多……
我热爱南京西路，说到底，是因这里蕴藏着自己亲临穿梭其中的岁月。
因为拐出弄堂就是车水马龙的南京西路，因此荡马路成了我们家（其实可以说大部分花园公寓住户）的指定休闲节目。说实在的，从陕西北路段到石门二路段是南京西路的精华所在，也是一段很怡人的shopping之路。我喜欢与爸爸妈妈一起去逛马路，更喜欢与外公外婆一起逛马路，我觉得与他们一起逛马路的乐趣不单只是看看橱窗的乐趣，而是听着他们边聊天边逛马路，令我每次都对这条熟悉的街道有深一层的了解。妈妈叫得出每一家店铺以前的外国名字，还认得出而今已是中年的售货员当年做小学徒的模样。
“这家店从前叫金发纽扣店……这家益昌从前叫波士顿，专卖女式手提包和手套，是个英籍犹太人开的。喏，现在站在店堂里的就是他们的私方，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学徒，一身灰布长衫一副聪明相，做事情十分卖力，后来外国老板进集中营了，把这家店交给他，他也打理得像模像样，抗战胜利以后外国人把这家店半卖半送盘给他了，他就做起现成老板，公私合营后他倒霉了，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不然就是个无产阶级……”
妈妈清楚记得当时外国人开的Boutique都是小小的一间，可能是因为房租太贵的关系，但都布置得十分雅典，坐镇店堂都是中年的既没身段也没容貌的洋太太，讲得一口洋里洋腔的上海话，让年轻的女顾客一进门就信心百倍。店里没有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连橱窗也布置得十分简约，往往只有一件时装配一瓶鲜花，却有各种样式的成衣照片和衣料的样板，供客人选择，当场量身度体，你只需约定日子来试样到时来取货。如果是熟客，女老板还会请你喝下午茶。
著名的蓝棠皮鞋店就开在我们花园公寓的沿街，后门打开就是我们弄堂，我们这里几乎女住户的皮鞋都在这里定制，所以与他们的店员都十分熟悉，妈妈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常有事没事去店里望望，聊聊天，倚老卖老一番：“……我是看着蓝棠开张的，你们的老板，姓张的，不容易……”妈妈说，这老板从前也是南京西路上保罗森皮鞋店的学徒，1947年出来自己做，最早只是在南京西路勒唐纳（LA.DONNA）洋行租只柜台做，后来生意做大了，1948年就在南京西路平安电影院的裙房底层向一位白俄商人顶下一只门面，顶费就要十几根大条子（金条）。正式挂牌开张，取名蓝棠，就是LA.DONNA的谐音。店堂虽小只一间门面，却装修得十分富丽堂皇，光一条波斯羊毛地毯就要两根大条子……我很惊异妈妈怎么这样八卦，样样都知道，妈就说：“蓝棠开张时，报上新闻做得好大，陈云裳等大明星都来捧场，倒是到了公私合营后，蓝棠才搬到现在的店面，大了交关（许多）……”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妈妈只是闲话一番，却也是一段城市典故。几年前，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蓝棠的老板张履安先生。原来，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吃萝卜干的学徒，他是民立中学高中毕业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三大番菜店之一——理查饭店的总经理，家境不俗。“但在上海要生存，就必须要有一手好本事，正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绝’。”张老这样说。某种程度上说，张老先生应该属当时的时尚设计师，他选择的服务对象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审美的高尚女性，所以他设计的鞋楦与众不同，特别纤秀，鞋跟很大方，因为上层女性不会像舞女那样穿细脚伶仃的高跟鞋。适当高度的鞋跟，再配上舒适的拱形，令蓝棠的鞋子穿起来既美观大方又十分舒适。众所周知，皮匠可是一门累活，虽然张履安是搞设计的，但他深知，不明白整个制作基本流程，就学不到好手艺，也无法设计出受顾客宠爱的样式。要学到好手艺，就要不怕苦、不怕累，从底层做起，所以这位家境不俗又受过相当西式教育的张老板才能在南京西路成就一个传奇。张履安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健在。说起蓝棠，他十分无奈：除了“蓝棠”两个字是一样的，其他都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而今的年轻人怕吃苦，不肯脚踏实地地学一点手艺。
去梅龙镇酒家吃饭大人们又常常会提到：“这就是颜料大王奚润如的老家，还没有发迹时的虞洽卿从乡下来上海投奔瑞康颜料行的老板奚润如，半路上下起暴雨，虞洽卿心疼母亲给做的一双新鞋，就把鞋脱下一左一右的夹在腋下，谁知因脚湿地滑，刚见到奚老板没来得及请安就仰天一跤，奚老板见状便拍手叫好，‘财神菩萨来了’，原来隔夜奚老板做了梦，财神菩萨赤着一双脚，左右手各夹着一个金元宝进入他店堂仰天一跤，这个梦果然灵，虞洽卿真的成了奚老板的财神菩萨，把他的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可惜奚老板的后代不争气，最后把诺大的一栋洋房抵押给虞洽卿。”恰巧的是奚家的第四代与我是同学和好友，令我就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清晰地看到一个家族的演变。
那次与外公一起，从南京西路铜仁路的上海咖啡馆出来，信步踱到常德路口一条叫春平坊的弄堂，我每次上下学天天都要走过，这是一条上海处处可见的比较好的石库门弄堂，装有厚厚的木质百叶窗，临街是很讲究的雕着很欧洲的图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小阳台。外公无意中自言自语了一句：“哟，春平坊。”我就问了一句：“哪能？”外公说：“这几日无线电播得老闹猛的评弹《黄慧如和陆根荣》的故事，就发生在春平坊。富家小姐和家里的包车夫私奔了。”原来这是真的事呀！这个新闻后来被改成文明戏在上海大大地热闹了一番。我不解地问了外公一句：“这个包车夫一定非常优秀，否则为啥这个千金小姐会看中他？”外公轻轻咕噜了一句：“这个包车夫根本就是个流氓！自己在乡下有老婆有小人，还常常问黄慧如讨铜钿……”但评弹将他讲得很好，勤劳、善良、淳朴……长大一点我就明白了，那是为了要维护劳动人民的形象而做了艺术加工。事实原型是，黄慧如自小与沪上大户贝家的族亲订了亲，这位贝家少年后来赴美留学，坚决要求退这门亲。那时女子遭人退亲是很没有颜面的事，黄慧如就此整日以泪洗面，数度自杀未遂，家里就让男仆陆根荣成日劝解他、看护着他，就这样生出一段孽缘。黄慧如后来被家人强送入北京的某个尼姑庵，直到上世纪50年代哥哥和母亲都亡故了，她才出来到上海辗转了解到陆根荣下落。原来陆根荣就在陕西北路近南京西路口的陕北菜场一家熟食店工作。黄慧如找到了陆根荣，还想与他从头来过，但陆根荣已心如死水，毅然斩断情缘。陕北菜场也是我熟悉的（就是现今的中信泰富广场部分），我还清晰记得，菜场底层沿街白瓷砖砌成的熟食店，小时候我常去那边买熟菜，说不定我还见过陆根荣呢，就不知道谁是他！
紧邻平安大楼裙房的沧州饭店（现文华酒店）原来也有故事。那次我们阖家在这里为祖父做生日，祖父用牙签点点桌面，说：“你们知道吗？当年宋美龄举行婚礼前夕突然被绑架，就是被软禁在这家沧州饭店。宋美龄的娘家就在前面陕西北路369号，临结婚了，新娘子不见了，一夜未归，不是急煞人的事啊？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后来查明绑架的策划者刘某人就是宋美龄的前男友。听讲，蒋介石亲自出马与他谈判，不久刘某人就出任了南京市市长。这种大人物讲条件，筹码就大了……”大人们立时哄堂大笑，我当时还听得似懂非懂。
从来觉得历史是一位很严峻很死板的老人，对小孩子来说更是特别遥远，但行走在南京西路上，少小的我就有一种感觉，每走一次都会对她的历史有深一层的了解，就像一年一度落下的秋叶，层层叠叠默默地化成泥土，滋润着大地。原来历史离我那么近，就在我身边，甚至就在脚下。
四
英式公寓清一色格局为一梯两户，一个门洞内共六户人家。我们这个门洞内，一楼38室住的是颇有名气的“天鹅阁”咖啡馆老板曹国荣一家。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咖啡馆。它就开在淮海中路襄阳路拐角上，靠近襄阳公园，小悠悠的一间门面带只二层阁，布置得十分典雅优皮，店面外墙贴着黑色大理石贴面，上方是一只缀着碎玻璃的展翅飞翔的天鹅，这就是“天鹅阁”的唛头。同样是以天鹅为唛头，施华洛世奇的天鹅是沉静孤傲的，而这只天鹅则充满了动感，甚至有点张扬，这似乎很像她的创办人曹国荣的个性。令人寻味的是，当这只天鹅在一片梧桐绿荫中，时隐时现时，却很有一种俏也不争春的低调。咖啡馆作为一种西方引进的餐饮形式，或多或少都带几分洋气，特别名字如沙利文、DDS（甜甜丝）、飞达、Rosemary……唯“天鹅阁”一点洋气也不沾，很中国，我不知是不是因此得福：1949年以后，所有带上这种洋名的咖啡馆都相继歇业了，唯有“天鹅阁”顽强又委婉地守在那里，与著名的老字号西餐业“凯司令”、“老大昌”、“红房子”、“东海”等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摧残，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只天鹅终于悄然离去！
而今一些怀旧文章，一提到老上海咖啡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红房子”。其实，与之相比，“天鹅阁”堪为风景这边独好。之所以现今上海少有人记得她，是因为她太冷傲！我觉得这同样也很像曹国荣先生。虽然我们做邻居的时候，我只是个黄毛小丫头，我们之间见面时我最多叫他一声“曹家伯伯”，与他也根本没什么交流，然当我力图从与他们这家有限的交往中搜索出一切细节可以帮我完成这幅记忆的素描时，我越来越感受到我好像很了解他！
说“天鹅阁”冷傲，并非价位和装修。“天鹅阁”门面很小，进门一边是一个账台，账台后就是一排火车座，顶多四五个卡位，再进去就是小巧的楼梯直通楼上，也是小悠悠的。上下店堂两边都是深栗色的橡木护壁板，错落地挂着各种油画和手工彩绘瓷盘，角橱架里也放置着各种西洋瓷器，既不上锁也无专人看管。想想那时的社会公德，真好！最了不起的是，进门就是一幅海上大师吴湖帆的墨宝：“天天天鹅阁，吃吃吃健康”的对联，一直挂到“文革”“破四旧”，不知这对稀世之宝后来命运如何？！
“天鹅阁”的金牌菜是奶油鸡丝焗面，售价仅为四角五分，与凯司令、老大昌同价。“天鹅阁”另一个金牌产品是没有面粉的核桃蛋糕，这是曹太太的绝招。曹太太还很慷慨地将这个方子抄给朋友，所以我家婆婆也有一张配方，我们也做过，好像颇成功，但是与“天鹅阁”的就是不一样。须知，人生许多事并不是凭一张配方就能完成并复制成功这么简单。从生意经角度讲，“天鹅阁”的市口好像太静僻太冷落。其实，现在想来，只有如此的氛围，才烘托得起这样一只清新脱俗、富有个性的天鹅。
我一直认为，“天鹅阁”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餐饮领域。
说起创办人曹国荣夫妇，可以讲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夫妇俩好像都是沪江大学毕业的。曹国荣颇神似电影皇帝金焰，只是比金焰还要多几分绅士味，还多了一撇小胡子。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穿过蓝布人民装，领带是不扎了，而是春秋为浅色的舍味呢两用衫，冬天为黑白人字呢三夸特大衣（中大衣），后领微微翻起，手里还握着个烟斗，好帅啊！太太乔彩贞女士与妹妹以美貌出众而在上海上层社交圈中被称为“双乔姐妹花”。此美誉出自一次化妆舞会上，两姐妹化装成双妹牌花露水的唛头后而得。但凡party，只要有曹先生和双乔姐妹花出席，就是美轮美奂，传为美谈。据说，曹国荣是孔祥熙的干儿子，抗战时在陪都重庆，曹国荣任孔祥熙的英文秘书。我的忘年交——今年九十五岁的方守成老先生回忆，他当时也在重庆，先后在英国军事代表团和丹麦驻重庆的中国别动团任职，专门协调英国、丹麦方面与重庆政府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运动。二战胜利后，英皇乔治二世授予他元佐勋章（MBE勋章）、丹麦皇授予他自由勋章。在重庆时，他和曹氏夫妇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回忆，重庆曹氏夫妇的家已是各路文化人和抗日民主人士相聚的沙龙，曹太太与乔冠华的前妻龚澎女士私交笃深。
抗战胜利后，曹氏夫妇回到上海，就住在花园公寓。虽然有孔祥熙这个干爹作为靠山，但他们脱离政坛，更没随之迁去台湾，就开设了“天鹅阁”咖啡馆，只是想为朋友圈子营造一个文化的、舒适的环境，因此，这里一直是海上艺术家，特别是画家的聚集之地。
公寓的住客独门独户，一门关煞，邻居向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少串门，更没有出来乘风凉的习俗，特别后来政治空气越来越严峻了，大家见面只是点头一笑而已，所以做了多年邻居，我从未去过曹家。但听曹家常客方老先生说，他们的家布置得十分典雅，这我完全相信，连一爿店堂都布置得那样精心，更何况他们的家！
曹太太画得一手好工笔画，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总觉得那时的淑女是真正的名副其实，是有才有艺、持家有道、教子有方的女性，而不是用名牌和金钱或是傍着有钱的丈夫和老爸包装出来的。曹先生是学经济的，但受过专业声学训练，每天都要练声，伴奏的当然是太太。他们有两个儿子，按上海习惯称大弟、小弟，也学钢琴。小弟因患肺病休学在家，就苦练钢琴，所以每天准时准点，都能听到他的琴声。
“天鹅阁”公私合营了，餐饮业不像工厂和房地产业，资产只有几把椅子、桌子，最多再加点厨具，资产核算不会很高，因此所获的定息一定也不多。然“天鹅阁”的文化价值，岂是数字能核算得出的！曹国荣作为私方老板，一样穿着白号衣与其他员工一起做起服务生，不少顾客都是老朋友老客人，见到了只是会心地一笑，许多知心话已不便在这里讲。或者正是因为有他作为私方经理的亲自坐镇，“天鹅阁”的底蕴还是原汁原味。直到曹氏夫妇南迁香港，“天鹅阁”的余韵还是浓浓的。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连带鱼都上了西餐桌，“天鹅阁”的门口一样也排起长龙，但这支饥饿的队伍却是斯斯文文、衣冠楚楚！现在想来，真令人十分心酸。不过即使这样，在饥肠辘辘的年代，“天鹅阁”仍不显一点潦倒和残败。这里还得拜谢自然灾害开始不久，以陈云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提出了高价路线：有经济能力的市民（如当时领定息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还有高级干部），只需花比计划供应的物品多几倍乃至更高的价格，就可敞开享受各种食品和物质供应。在当时，这种高价政策既满足了有消费能力的市民的需要，稳定了社会，也令资金及时回笼国库，对特殊时代的经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时“天鹅阁”一客公司餐（包括一客红汤或白汤、奶油鸡丝焗面及饭后甜品）售价五元。
“文革”开始了，“天鹅阁”改成卖大饼、油条、粢饭团的大排档，那璀璨闪亮、展翅飞翔的天鹅给砸了，黑大理石墙上留下光秃秃毛喇喇的一摊，用水泥粗糙地补上，就像瘌痢头的疤痕一样，看着让人难过。“天鹅阁”能够迈过三年自然灾害这道坎，仍保留着自身的优雅和倨傲，却跨不过十年“文革”的摧残。直至80年代，“天鹅阁”又恢复了，但已伤了元气，不仅门面装饰与老“天鹅阁”完全不同，连带那只闪烁发亮、展翅飞翔的天鹅也没有了，更遑论招牌奶油鸡丝焗面的味道了，那没有面粉的胡桃蛋糕更是不见了踪影。如此，勉强支撑了一阵便歇业了。就此，这只优雅低调的天鹅从上海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文革”时，曹氏一家已南迁香港了，或许可以说，他们逃过了一劫。去港后，他们在九龙重开了一家“天鹅阁”。遗憾的是，这只天鹅不服潮湿闷热的香港水土，犹如张爱玲去了美国后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小说，犹如著名的圣诞歌《白色圣诞节》（The White Christmas）的流落美国的白俄作曲家，那原本为人们所盼望的会给节日增添气氛的一场大雪，入了他的眼，就化成这样一串充满沧桑和思乡的旋律……曹氏夫妇悉心呵护经营的“天鹅阁”，汇集了上海滩文化雅士的灵气，却适应不了远离故土的他乡。尽管不少南下香港的上海移民是“天鹅阁”的老客人，但事过境迁，他们再也不是当年那批有闲钱有闲时的上海人，就是有心帮衬，也力不从心。至于当地香港人，口味完全不同，他们更喜欢那种歌厅，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种热热闹闹、五光十色的氛围。后来，曹家移民加拿大了，走得离上海越来越远了！自从60年代离开后，曹家好像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欣慰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小弟，就是当年那位天天苦练钢琴的少年，果然成为一位音乐专业人才，曾出任过香港中文大学音乐馆馆长，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经常回内地采风讲学任客座教授，现已退休。很幸运地，笔者在香港与他邂逅。老邻居相遇时，一点不觉得他是少年时代就离开上海，又在异国他乡生活了那么长一段时日，仍是一口糯软的老派上海话，一派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上海先生派头——与父亲很不一样。
曹国荣已在近年以九十好几高龄去世。他的儿子讲，进入暮年的父亲还是不肯安分，仍然喜欢绘画、DIY做小工艺品，甚至在九十好几高龄还热衷飙车，他驾的是一辆跑车。在曹国荣去世已快一周时，有警察来敲门，是小弟去接待的，警察拿了一叠照片和一张罚单，两天前凌晨发生一起非法飙车事件，肇事车辆撞毁他人之车并逃之夭夭，突然在摄像头中消失了，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幸好摄像头拍下照片。经调查，肇事者是曹国荣。“不可能！”小弟说：“我父亲已在一周前故世了。”不过待他接过照片，顿时五雷轰顶：儿子对父亲的车实在太熟悉了，虽然车子已撞得伤痕累累，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明摆着就是父亲的车吗？
大弟带着警察打开车房，父亲那架跑车静静地停在那里，一点破损也没有，但车牌号、车型乃至车身的一切细节，都与照片中一摸一样，连几位见多识广的警察都面面相觑，倒抽几口冷气！中国读者朋友或者觉得没什么——克隆车。但是在国外克隆车的事极少有，而且也犯不着费尽精力去克隆一辆老式跑车。
我听得毛骨悚然，却又有几分凄然！我百分之百相信这是真的，这才是曹国荣的个性！我是相信灵异之说的，我们对世界所知的太少了，对许多奇异的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不能一概以迷信加以否决。
本来，“天鹅阁”完全可以成为城市的一则典故、一道风景，但上海辜负了她！正如曹国荣，相信他的梦想不只是进入中产阶层，而是要做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所以才脱离官场一番苦心地经营着“天鹅阁”，但命运没有给他机会。相信他对此是会耿耿于怀。
曹国荣九十多年传奇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我想他是不甘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似醒似梦，幽冥与光明的轮回交接之间，在他的灵魂目送自己的躯壳被送进一场熊熊大火中之时，他对他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是依依不舍的，所以，他竭尽所有的仅余的那点能量，像一丛悲情的烟花，短暂燃烧之后就永远地沉默了。与他的“天鹅阁”一样，虽不可能在上海的历史画卷上定格，但也如一瓣枯萎的玫瑰被遗留在史册的某一页上，就这样，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个优雅的身影消逝了，但他不忘记转身默默地提点我们：在我们为上海的高度和深度尽力时，请不要忘记，上海的精度也需要我们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