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 旭

记得小时候，过年是很热闹的一件事。母亲的兄弟姐妹聚齐了，去住在郊区的外婆家，所谓的一家团圆。那个时候，我上学，很早就放了寒假，只等父母们放假，那心情是迫不及待，不仅仅是为了压岁钱。过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从里至外，全是新品。头发也被带去修剪了一番。那个时候，母亲喜欢带著我去做头发，她烫卷发我也烫。一个美妇人和一个演小丑的小孩。做完了头发接著便去照相馆拍照片。虽然多少年后，我翻到那些照片觉得惨不忍睹，可是当时，母亲觉得那只烫了头发的丑小鸭是世界上最美的天鹅。照片被母亲仔细收好，放在了金色童年的红相册子里，和父亲两人是翻了又翻，百看不厌。又都喜欢炫耀，把那些照片争相拿给亲戚们看，我当时就在旁边，只觉羞愧难当。那么丑的子女也敢拿出来显摆？又不是笑星大评比。

家族里唯一的两个女孩子，我和二姨妈家的小表妹。其余是清一色的光头党。当时，外婆特别喜欢我。因为在光头党里我是第一个到来的女孩子，外婆不胜欢喜。即使后来有了小表妹，外婆也还是喜欢我多一点。一是小表妹属于第二胎，二是小表妹和这边不亲。我算是外婆亲手带大的。父亲家那边重男轻女，我被嫌弃，可是外婆家这边我却是唯一。

父母向来比较宠爱我。平常就不缺零花钱的我，在过年的时候，更是财神爷来了。年三十的时候，说好全程无缺看春晚。可是每次总是不知不觉中睡著。半夜醒来，迷迷糊糊，手开始不安分地伸向枕头下，找红包，找到后还要打开来，数一下是几张。确定后才能接著再睡。每年的初一，我绝对是笑醒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母亲背后说我，带著自傲的笑。领完了压岁钱，初一要磕头，仍然有钱拿。我向来是两份。父母各一份。母亲也有份，父亲包的。他们老两口虽说是吵了这些年，可是年年红包是有的。我们家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年三十，父母一定要吵一架，不为事情，但总是要过两招。我被拉来当裁判，一般是拉偏架，母亲属于胜券在握，但也有失算的时候，父亲会用礼金收买我，提前塞了钱给我，我嘛，拿人手软，这个时候就会假惺惺安慰父亲两句，点名批评母亲，我批评的同时，父亲一脸得意地笑。我走后，父亲便会说，我说什么来著，我闺女，爱钱，谁有钱向著谁。

吵完架之后，俩人分工包饺子，我在旁边嗑瓜子。总觉得那个时候是最温馨的。初一，亲戚们聚一起打麻将。大人一桌，小孩一桌。父亲不会打，又怕输钱，他上麻将场，必须有条件，要么，母亲在，要么我在。四人里有我们家两个。要不，他绝不打。但又怕寂寞，一个人留守在家。一遍遍打电话给我，呼吁我回家，拿金钱引诱我。说，你回来，爸爸有钱给你。听到有钱拿，还数目不小，我当然回去，但是拿完钱后掉头就走。我也有长城筑，三缺一。多少年后，自己成了家，也觉得自己当年无情。人老了，总归会寂寞的。父亲当时无非是想找个说话的人。

在当时的小朋友中，我和小表弟属于大款。但我比小表弟差劲，我小气。小表弟不，豪放。我们吃羊肉串的钱，他全包。还请我们吃糖球，喝汽水，买甘蔗给我们吃，大冬天，愣是把我矫正牙的钢丝给啃断了，母亲都快气炸了。补钢丝又得花钱。当然，小表弟自己的钢丝也被啃断了。家族里，就我和他两个矫正牙。小时候，我喊他狗屎牙。他那个时候换牙，牙全掉光了，像老太太。我自从矫正了牙之后，他们喊我大钢牙，满嘴钢丝。我生气，喊小舅舅家的小表弟叫马克思，他姓马，算是反攻。大舅舅家的小表弟打麻将，输钱，不过牌品好，像大舅妈，决不拖拉。他爸爸和我母亲不愧是亲姐弟，牌品不好，一输就坐不住了。有时候我们故意伙起来赢小表弟的钱，让他请我们吃饭。他属于江湖中人，当然这点也像他妈，请客吃饭，豪爽得很。来者都是客。兄妹里唯一瞧不起的是大姨妈家的二表哥。大我6岁，大小的们更是一轮。他当时都20多了，上班族，让我们这些小兵张嘎请他吃饭。麻将场上骗我们的钱。后来，我们都不理他了。大人们也说，小二心术不正。果不其然，他这些年的铁公鸡，却依然是穷命。

一晃。来日十余载。过年，成了记忆里的片断。人越来越清淡，没了那气氛。对春晚的兴趣简直是倒退为零。小时候那么热切的盼望，随著人的成长，不当回事了。又没了母亲。母亲在哪，家就在哪。有时候，不看网络都不知道过年是几号。也是，入乡随俗，元旦，便是新年，虽然也淡得很。心中存有家人，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