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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什么喜欢红桥?
日期: 2013/01/30 14:38
张石


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过日本的庭园建设,日本的庭园以水墨画美学为构思方式,忌浓艳喜枯淡,小径通幽,草舍茅棚,竹篱古藤,还以岩为山、以砂代海,形成“枯山水”。尤其喜欢让苔痕藓迹铺天盖地,构成深红的夕阳下一片老绿的衬景,苍凉小道上一段古寂的诉说,断垣残阶上一缕安谧的乡愁,古屋茅葺上一叠厚重的时间……京都市西京区的临济宗天龙寺派的禅寺西芳寺,整个庭园被老苔覆盖,人称“苔寺”。

  但是在绿树老藤的掩映中,有许多庭园中都有一座红桥,东京小石川后乐园在一片浓绿中藏一座红桥,神奈川金泽文库苍老的古苔中有一座红桥,高松栗林公园唯一的红色就是那座红桥……无数庭园都有一座红桥。日本人非常喜欢红桥,千叶县木更津市有一个传说,说男子背着心爱的女子走过红桥--中岛大桥后,该男女就能喜结良缘。后来还根据这个传说拍了电影《木更津猫眼日本系列》,其编剧宫藤官九郎作词作曲的歌曲《红桥传说》在日本曾经非常流行。

  而日本庭园中这一点红又和中国的庭园不同,中国的庭园一定会有红色的叠加--雕梁画柱,楼观亭榭……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喜欢红桥?为什么这样喜欢枯淡的现代日本人如此对红桥情有独钟?而那么喜欢红色的现代中国人现在却很少把桥涂红,更没有万绿丛中只有红桥一点的庭园?查中国的古典和地理,红桥很少,吟红桥的诗也很少,只发现有清代李慈铭(1834-1894)《月夜待家慈近泛霞川》中有一首写红桥:“全家阑夜泛轻舠,烛影霞川五里遥。临水人家花夹岸,笛声吹月满红桥。”



台湾客庄有一座红桥,估计出于日本人之手,这座红桥建于1923年(日本大正12年),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1997年被列为台湾“百年古迹”,是该乡最引以为傲的建筑之一。长25公尺、高5公尺、桥面宽2公尺、桥墩为五个半圆拱门的红桥,所使用的建材,远从三角林砖场运来,尤其当年没有水泥,於是採用石灰膏掺以稀糯米来固定砖块,所以老一辈的本地人,又称它糯米桥, 但是在整个中国,红桥极少。

在那篇随笔中我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日本人更理解“禅的美学”,我写到:

传说有一次宋徽宗赵佶为了选拔优秀的画家,以一句诗“万绿丛中一点红”作为画题,请应试的画家作画。应试的画家们绞尽脑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画家让一片绿草地上开一朵红花;有的画家让浓绿的树丛中露一段红墙,有的则是一片松林之巅独立一只丹顶鹤……宋徽宗看了这些并不满意。而有两幅画使他眼睛一亮,一幅是翠楼上立着一位少女,倚栏沉思,周围是绿荫环绕,她的芳唇上轻点一滴生红;另一幅画的是万顷碧波中涌出一轮红日……

  从宋徽宗、宋钦宗一直到宋高宗,是禅文化影响最广泛的时代。建于北宋的南禅寺中的妙光塔,就是由宋徽宗赐名为“妙光”,可见宋钦宗对禅也有所倾倒。宋徽宗的艺术才能颇高,也颇有禅境,书法称“瘦金体”,传世画作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等,并能诗词。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万绿丛中一点红”是颇具禅意的画题。万紫千红总是春,绿海点红才是禅。红的极境不在于红的泛滥与红的堆砌,而在绿海翠云之中;绿的高潮不在绿的浓缩,而是一滴生红不安的摇动……

  这正是动中索静,水中取火,雪中觅阳春;南辕北辙,背心求心,面南望北斗的禅境。我觉得最能理解宋徽宗禅境的要属日本的造园了。

而最近我看中国的一些古画,对这个问题的疑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历来被公认为中国传世最早的一幅卷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这幅画著录可靠,流传有绪,品质完好,神韵独具,充分体现了中国山水画从雏形期到初创期的风格。

展子虔(约550-604)为北周末隋初杰出画家,汉族,渤海(今山东阳信县温店镇郭家楼村)人。他是现在唯一有画迹可考的隋代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游春图》是现存古代山水画的重要作品。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纵43厘米,横80.5厘米,绢本,青绿设色。在这幅画上,展子虔以圆劲的线条和浓丽的青绿色彩,描绘了在阳春三月、花红树绿、山青水碧的郊野中,贵族、仕女骑马泛舟、踏青赏春的优美景色。在画面的左边绘以山林茅屋,湖畔春意盎然,绿茵成行,人物站在江边赏景观水;画面的中间是一江春水,微波粼粼,广阔深远;画面的右边则是大片山石丛林,郁郁葱葱,一条江堤曲径通幽,蜿蜒伸入山洞,更在万绿丛中,有一座红桥,联结江水分流中的两座绿意盎然的小山。

我惶然大悟:原来日本红桥的源头在这里。虽然在距这座桥较远的景色中还有红色的建筑物,但它仍在一大片绿色背景中犹为突出,也勉强可以称之为“万绿丛中一点红”,而中国绘画中的红桥虽然似乎从此开始,但到清代以后就极少见了,可能是因为现实中的红桥越来越少了。台湾故宫博物馆藏传南朝陆探微的《归去来辞图》的南宋摹本中有一座桥,由于年代远久,说不清是浅绛还是红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李思训《御苑采莲图卷》的南宋摹本中有一座桥,红蓝相交,应该算作一座彩桥;南宋赵伯驹《汉宫春晓图》有一左座红桥,其弟南赵伯骕(款)的《金碧山水人物手卷中》有一座红桥,它存在于充满画面的青绿山水之中,那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明代文征明、仇英、朱端、李士达,清代徐扬、朗士宁的画中有红桥,费小楼的画中有红栏杆桥,但是清以后就很少见了。

宋徽宗“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画题,可能来源于王安石《咏石榴花》中“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一残句,而把此意象作为画题,是否也来源于《游春图》的启示?不得而知。宋徽宗对此画珍爱有加,这幅画卷前有宋徽宗手书“展子虔游春图”的题签,那劲健挺拔的行笔,疏朗秀劲的结体,腴润沉稳的墨色,不仅体现了他所独创的“瘦金体”的神韵与功力,也可能蕴含着他从这幅杰作中得到的深深的启迪。

而赵伯驹和赵伯骕画中的红桥,特别是赵伯骕画中的红桥,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呢?还是来源于“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画题的启示?赵氏兄弟的父亲赵令穰为宋太祖七世孙,与宋徽宗赵佶同属宋代皇家室宗,而且两人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切磋画技,他们与中国画中的红桥是否相关?很令人琢磨。

但至今仍在整个庭园中只留红桥一点的风景,则只能在日本的庭园中看到了,我想这一方面与日本人透彻理解,并创造性地继承了“万绿丛中一点红”美学意象有关,同时也可能是与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渡鹊桥这个美丽的传说有关。古代的七夕节还衍生出的乞巧风俗活动,主要因为织女是“天帝之女”,心灵手巧,为人间少女所崇拜。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荆梦岁时记》的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但是这种风景在中国早已看不见了。


据说七夕节是奈良时代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并流传至今。在七夕,织女不但要赐给孩子们巧手,还要负责满足各种愿望。每年这个时候,大人和孩子都会聚在一起,在五颜六色的长条诗笺上写下愿望和诗歌,不仅有爱情的,还祈求自家女孩“女红出众”的意味,他们把这些彩条连同用纸做的装饰品一起挂在自家院内的小竹子上,此外还要在院子里摆上玉米、梨等供品,以此请求织女星保佑自家女孩的书法、裁衣等手艺能有所进步,将来找个好郎君,相夫教子。看到七夕那一天,日本各处挂满红黄蓝绿,无光十色的彩条,让人想起中国的一首古老民歌:“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日本的七夕节,是把牵牛织女的故事和“红丝乞巧”最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节日,而日本庭园中万绿丛中的一点红桥,不仅是一种美学意象,更是一种物化的神话和卓越的联想,因为“桥是联系的象征,也就是说自人成复数之后它便成了人的象征。”(罗兰巴特《埃菲尔铁塔》),它产生于人又超越了人,它不仅联系了人与人,人与神,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也联系了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它是一种从墨绿的沉寂到鲜红的跃动的禅的进行时,又是瞬间与永恒的融和与对话∶一片鲜红只能让人想起“盛久必衰”的喧闹,而一点鲜红更让人感到支撑它的墨绿的深远,感到那一点鲜红来源于储存着无限生机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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