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各地就笼罩在浓郁的雾霾天气中，尤以北京为甚。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与恶劣的空气质量互为表里，印证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尽管在年后也少不了雨雪纷飞，但澄澈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总是让人安心。回想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环境问题也是非常扰人的。那么，如今日本的蓝天是怎样养成的，日本的环境的现状又能给中国提供哪些启发呢? 《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采访了在日华人环境问题专家、与环境工程相关的企业家和NPO法人代表等，他们的看法和经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也非常令人深思。
从红天黄水到蓝天绿水
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立命馆孔子学院名誉院长，知名能源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接受《中文导报》专访，给出了解读。
周玮生介绍说，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经历过“天空是红色的、海水是黄色的”时期，有历史照片为证。
当年在北九州、大阪等重工业地带集中了化工厂、发电厂、炼钢厂等，污染气体大量排放恶化了环境。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的象征，而不是环境污染。后来社会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市民频繁举行反污染抗议游行，促使政府在整治污染、保护环境方面有所行动。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自治体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市民社会携手合作，对环境展开综合治理，仅用十年时间就见成效了。
周玮生指出，日本的环境整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在政策方面，推行低硫政策。调整能源结构，尽量使用清洁能源，比如大量使用低硫煤炭、低硫重油、石油，以及含硫量为零的天然气，从排放源上减少污染；二、在技术方面，导入脱硫装置。无论是针对发电厂等固定发生源，还是针对汽车排放等移动发生源，都制定严格技术标准，强制导入脱硫，脱硝装置，在排放环节上实施环保措施；三、在物理手法上，把烟囱建高。利用日本周边都是大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特性，让污染气体尽快往周边海洋发散掉；四、在能效方面，展开系统节能。日本的单个项目能耗与中国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把制作过程、中间环节等整体流程加在一起，日本的系统能耗为世界最低，远不是中国可以比拟的。比如单项能耗，中国可能是日本的1.5倍，但整体性的系统能耗，中国可能达到日本的4-5倍，甚至更多。如下图所示，日本从1970年开始大量导入脱硫装置，直到90年代末还在装，但在80年代已见成效，空气的污染浓度大幅降低。日本从红天黄水回复到蓝天碧水，走过了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可见，中日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大。然而，遗憾的是，日本走过的弯路，中国正在走，令人担忧。
北京的污染问题由来已久，首先是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大、污染物重；其次是重污染企业虽然搬到了郊外，但北京四面环山，污染气体扩散后不易发散；其三，中国人的家庭厨房和饭店酒店等油烟排放量大、黏度高、发散难；其四，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比较，更不容易处理悬浮物污染等。所以，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发生长时期的雾霾，是气候与污染物的综合原因所致，需要综合治理才行。周玮生说：“治理环境没有什么神奇的做法，用数学公式都可以描述出污染物质的来源和如何减少污染物，关键是要下定决心控制污染源，但中国没有彻底去做。治理中国环境污染的根本办法在于老老实实，彻彻底底地控制污染源。”
现在周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正在为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目标，从空间（地上，地下）、时间（短期，长期）和对策（单项对策和综合对策）着手规划设计环境治理方案供中国参考。
多年来，周玮生教授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呼吁：在气候变化和公害问题上，中国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后发者利益，而不能重复别人的弯路。他表示，中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五大潜在内患，即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瓶颈问题；也面临两大潜在外患，即外来纷争和大规模气候变化。中国需要治理生态和环境问题，如沙漠化、冰川缩小、黄河干涸、长江洪水等，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也是实现两个百年，建设“美丽中国”的本意。周玮生提出建言报告呼吁中国改革分三步走战略。过去30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效率发展”。这是第1步；现在应建立政策特区（或叫行政特区），进入行政体制改革，让中国行政体制与世界接轨，以解决中国面临的腐败，公正，教育，福利等社会问题，以实现中国的“公平发展”。这是第2步；未来不可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中国的政体与国体，以实现中国的“永续发展”。
作为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也提出了石棉的公害问题。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棉使用国，石棉被广泛使用在建筑材料、汽车刹车片等众多领域。由于石棉粉尘吸入肺部会造成严重危害，且潜伏期长达30年，因此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将要承担的最大公害问题。目前，美国早已全面禁止使用石棉，企业曾经赔偿到倒闭；日本也已禁止使用石棉，企业也为此做出大量赔偿；加拿大生产石棉，但自己不使用，只卖给中国。周玮生呼吁：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将石棉问题划为职业病，而不是公害，今后肯定后悔。
普通生活中的环保意识
来日本生活已经20年的千叶县主妇石川佳子称她现在“患“有环保分垃圾洁癖。回顾刚到日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分垃圾，瓶子罐头塑料袋都放一个袋里，尽管所租住房子的房东总是告诉她要将垃圾分开，但有时候记得，忙着上学打工时就顾不上了，为此，她没少挨房东批评。而毕业就职并与日本丈夫结婚后，更是一次次聆听垃圾要分开的教育。时间一天天过，佳子说她已经养成了分垃圾的习惯，看见垃圾站别人没分好的垃圾，还会多管闲事地上去给人分好，就像当年房东为自己所做的那样。
养成细分垃圾习惯，佳子说与幼儿园分不开。由于和其他妈妈一起参加幼儿园活动，吃完饭后只见其他主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将一个饭盒里的塑料袋、盒子、筷子全都分开收集，而小孩子也学着大人样仔细分，这些事情触动佳子做一个给小孩以身作则的妈妈。
佳子一家所住的地区，其实是属于对垃圾分类比较笼统的，比如塑料汽水瓶子、买回鱼肉时的发泡塑料盒子，以及旧鞋子、皮包，都属于可燃垃圾。但超市门口则放有好几个资源回收箱，里面分别收集牛奶盒、塑料盒和塑料瓶。所以，喝完牛奶后，佳子要将牛奶纸盒洗干净然后按照统一的方法剪开，一张张叠起来，拿到超市门口去。塑料瓶子，也是撕掉包装纸后洗净，压扁，拿去扔进超市门口的资源回收箱。报纸和里面的宣传单也要分两个纸包，纳豆盒子也洗净回收。而去超市买菜时，当然是用环保袋。
在日本，环保袋已经相当普遍，如果你在超市购物后表示不要他们的塑料袋，就给你购物卡上增加一个点数，而有的超市的塑料袋是收费的，5日元一个，于是大多数人都自带购物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细分垃圾和携带环保袋，很多人都励行环保生活，并以此为荣。比如办公室或家中的空调温度夏天升高一两度，冬天则降低一两度。上班不开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有人骑自行车上下班。为了减少一次性方便筷使用量，自带筷子，称为“我筷族”的人越来越多。冬天不再每家都将空调开足，通过商场摆放销售着各种尺寸材质的“汤婆子”便可见一斑。
学习日本 为中国环境事业做贡献
不少在日华人，受日本环保意识与技术的启发，为中国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特定非营利法人“NPO绿色生命” 理事长易解放1987年留学并移居日本。2002年12月12日在日本发起成立了绿色生命组织，开始在中国沙漠中植树造林。
2003年她回国考察，把植树的地点选在了通辽市库伦旗塔敏查干沙漠。在塔敏查干沙漠种下了第一批1万棵树苗，“NPO绿色生命”将在中国植树活动坚持了10年，目前已在中国植树150万棵。
面对现在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易解放对《中文导报》记者说:现在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建立“美丽中国”，而有这么严重的雾霾和沙尘暴，中国就美丽不起来。
我们坚持在中国植树10年，从我们的经验看沙尘暴和环境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
现在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到了冬天，取暖排除的废气量剧增，再加上汽车大量增加，带来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剧增，这样的污染空气形成的大气层，裹住了我们的大地，使空气不能流通，而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通过绿色植物的净化作用完全可以解消，植物不仅对空气，一些植物对水也有净化作用。中国现在的植被面积只有20%，无法和这些这么多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抗争。如果我们国家的植被面积达到了50%，情况就会大大改观。
日本的经验对我们启示很大，日本全民都在保护绿色，增加绿色，几乎美家都养花、养草，地方再小，也要留出绿色植物的生存空间，又漂亮，又有利于环境。日本还大力发展屋顶花园，尽量在有限的空间尽量多增加绿色。日本在全民的努力下,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70%。
党的“十八大”呼吁建立“生态文明”，我希望这不是一句口号，更要有政策上的保障，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掀起一个全民植树的高潮。
中国的人力资源其实是最强大的，现在人们60岁就退休了，很多人整天在搓麻将，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每天搓麻将，他们说:没有事做嘛。其实退休的人中有许多人材，也有许多有爱心的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发展公共事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种树，告诉他们，种树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样环境一定很快就会得到改观。
2008年2月16日，在东京都的日中友好会馆，“NPO绿色生命”还主办了题为“日中NPO和ODA合作下的中国绿化”国际研讨会，与会中日两国代表讨论了中国绿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及日中NPO与ODA合作在中国绿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大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每秒钟就有78平方米的土地沙漠化，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已有一半处于沙漠化状态。每秒47公斤的黄沙飞往日本，每年飞到日本的有150万吨。保护环境，绿化中国已成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福泽科技（嘉兴）有限公司是由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卡斯米国际株式会社创立并由株式会社新日本科学控股的在中国浙江嘉兴依法投资设立的系统软件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把日本的环境技术介绍到中国并进行仪器维修与开发，为国内外客户承接了多项环境在线监控系统工程并在系统集成获得了成功经验。
该公司董事长丁如霞女士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我觉得了中国一些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日本有一家企业搞柴油防污系统很成功。我把这家公司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带到中国，在嘉兴对工地的柴油吊车等进行了实现，原来的吊车排除的烟是黑色的，使用了这个防污系统排除的烟就是白色透明的，但是在当地反响不大，企业一般首先会问仪器的价格，价格稍高一般都会拒绝安装。环保不产出利益，因此只要在环境检查过关，企业就不愿意花这个钱。但是从现在来看，中国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如果现在不提高企业和全民的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就来不及了。环境问题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企业和个人都要以环境问题与自己、与国家息息相关的意识来对待排污、防污问题。
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各地就笼罩在浓郁的雾霾天气中，尤以北京为甚。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与恶劣的空气质量互为表里，印证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差的时代”。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尽管在年后也少不了雨雪纷飞，但澄澈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总是让人安心。回想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年代，环境问题也是非常扰人的。那么，如今日本的蓝天是怎样养成的，日本的环境的现状又能给中国提供哪些启发呢? 《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采访了在日华人环境问题专家、与环境工程相关的企业家和NPO法人代表等，他们的看法和经验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也非常令人深思。
从红天黄水到蓝天绿水
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立命馆孔子学院名誉院长，知名能源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接受《中文导报》专访，给出了解读。
周玮生介绍说，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经历过“天空是红色的、海水是黄色的”时期，有历史照片为证。
当年在北九州、大阪等重工业地带集中了化工厂、发电厂、炼钢厂等，污染气体大量排放恶化了环境。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社会欣欣向荣的象征，而不是环境污染。后来社会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市民频繁举行反污染抗议游行，促使政府在整治污染、保护环境方面有所行动。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自治体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市民社会携手合作，对环境展开综合治理，仅用十年时间就见成效了。
周玮生指出，日本的环境整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在政策方面，推行低硫政策。调整能源结构，尽量使用清洁能源，比如大量使用低硫煤炭、低硫重油、石油，以及含硫量为零的天然气，从排放源上减少污染；二、在技术方面，导入脱硫装置。无论是针对发电厂等固定发生源，还是针对汽车排放等移动发生源，都制定严格技术标准，强制导入脱硫，脱硝装置，在排放环节上实施环保措施；三、在物理手法上，把烟囱建高。利用日本周边都是大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特性，让污染气体尽快往周边海洋发散掉；四、在能效方面，展开系统节能。日本的单个项目能耗与中国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把制作过程、中间环节等整体流程加在一起，日本的系统能耗为世界最低，远不是中国可以比拟的。比如单项能耗，中国可能是日本的1.5倍，但整体性的系统能耗，中国可能达到日本的4-5倍，甚至更多。如下图所示，日本从1970年开始大量导入脱硫装置，直到90年代末还在装，但在80年代已见成效，空气的污染浓度大幅降低。日本从红天黄水回复到蓝天碧水，走过了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可见，中日在环保节能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大。然而，遗憾的是，日本走过的弯路，中国正在走，令人担忧。
北京的污染问题由来已久，首先是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大、污染物重；其次是重污染企业虽然搬到了郊外，但北京四面环山，污染气体扩散后不易发散；其三，中国人的家庭厨房和饭店酒店等油烟排放量大、黏度高、发散难；其四，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比较，更不容易处理悬浮物污染等。所以，北京乃至整个中国发生长时期的雾霾，是气候与污染物的综合原因所致，需要综合治理才行。周玮生说：“治理环境没有什么神奇的做法，用数学公式都可以描述出污染物质的来源和如何减少污染物，关键是要下定决心控制污染源，但中国没有彻底去做。治理中国环境污染的根本办法在于老老实实，彻彻底底地控制污染源。”
现在周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正在为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目标，从空间（地上，地下）、时间（短期，长期）和对策（单项对策和综合对策）着手规划设计环境治理方案供中国参考。
多年来，周玮生教授在国内外多个场合呼吁：在气候变化和公害问题上，中国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后发者利益，而不能重复别人的弯路。他表示，中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五大潜在内患，即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瓶颈问题；也面临两大潜在外患，即外来纷争和大规模气候变化。中国需要治理生态和环境问题，如沙漠化、冰川缩小、黄河干涸、长江洪水等，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也是实现两个百年，建设“美丽中国”的本意。周玮生提出建言报告呼吁中国改革分三步走战略。过去30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效率发展”。这是第1步；现在应建立政策特区（或叫行政特区），进入行政体制改革，让中国行政体制与世界接轨，以解决中国面临的腐败，公正，教育，福利等社会问题，以实现中国的“公平发展”。这是第2步；未来不可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符合中国的政体与国体，以实现中国的“永续发展”。
作为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也提出了石棉的公害问题。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棉使用国，石棉被广泛使用在建筑材料、汽车刹车片等众多领域。由于石棉粉尘吸入肺部会造成严重危害，且潜伏期长达30年，因此这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将要承担的最大公害问题。目前，美国早已全面禁止使用石棉，企业曾经赔偿到倒闭；日本也已禁止使用石棉，企业也为此做出大量赔偿；加拿大生产石棉，但自己不使用，只卖给中国。周玮生呼吁：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将石棉问题划为职业病，而不是公害，今后肯定后悔。
普通生活中的环保意识
来日本生活已经20年的千叶县主妇石川佳子称她现在“患“有环保分垃圾洁癖。回顾刚到日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分垃圾，瓶子罐头塑料袋都放一个袋里，尽管所租住房子的房东总是告诉她要将垃圾分开，但有时候记得，忙着上学打工时就顾不上了，为此，她没少挨房东批评。而毕业就职并与日本丈夫结婚后，更是一次次聆听垃圾要分开的教育。时间一天天过，佳子说她已经养成了分垃圾的习惯，看见垃圾站别人没分好的垃圾，还会多管闲事地上去给人分好，就像当年房东为自己所做的那样。
养成细分垃圾习惯，佳子说与幼儿园分不开。由于和其他妈妈一起参加幼儿园活动，吃完饭后只见其他主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袋子，将一个饭盒里的塑料袋、盒子、筷子全都分开收集，而小孩子也学着大人样仔细分，这些事情触动佳子做一个给小孩以身作则的妈妈。
佳子一家所住的地区，其实是属于对垃圾分类比较笼统的，比如塑料汽水瓶子、买回鱼肉时的发泡塑料盒子，以及旧鞋子、皮包，都属于可燃垃圾。但超市门口则放有好几个资源回收箱，里面分别收集牛奶盒、塑料盒和塑料瓶。所以，喝完牛奶后，佳子要将牛奶纸盒洗干净然后按照统一的方法剪开，一张张叠起来，拿到超市门口去。塑料瓶子，也是撕掉包装纸后洗净，压扁，拿去扔进超市门口的资源回收箱。报纸和里面的宣传单也要分两个纸包，纳豆盒子也洗净回收。而去超市买菜时，当然是用环保袋。
在日本，环保袋已经相当普遍，如果你在超市购物后表示不要他们的塑料袋，就给你购物卡上增加一个点数，而有的超市的塑料袋是收费的，5日元一个，于是大多数人都自带购物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细分垃圾和携带环保袋，很多人都励行环保生活，并以此为荣。比如办公室或家中的空调温度夏天升高一两度，冬天则降低一两度。上班不开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有人骑自行车上下班。为了减少一次性方便筷使用量，自带筷子，称为“我筷族”的人越来越多。冬天不再每家都将空调开足，通过商场摆放销售着各种尺寸材质的“汤婆子”便可见一斑。
学习日本 为中国环境事业做贡献
不少在日华人，受日本环保意识与技术的启发，为中国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特定非营利法人“NPO绿色生命” 理事长易解放1987年留学并移居日本。2002年12月12日在日本发起成立了绿色生命组织，开始在中国沙漠中植树造林。
2003年她回国考察，把植树的地点选在了通辽市库伦旗塔敏查干沙漠。在塔敏查干沙漠种下了第一批1万棵树苗，“NPO绿色生命”将在中国植树活动坚持了10年，目前已在中国植树150万棵。
面对现在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易解放对《中文导报》记者说:现在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建立“美丽中国”，而有这么严重的雾霾和沙尘暴，中国就美丽不起来。
我们坚持在中国植树10年，从我们的经验看沙尘暴和环境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
现在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到了冬天，取暖排除的废气量剧增，再加上汽车大量增加，带来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剧增，这样的污染空气形成的大气层，裹住了我们的大地，使空气不能流通，而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通过绿色植物的净化作用完全可以解消，植物不仅对空气，一些植物对水也有净化作用。中国现在的植被面积只有20%，无法和这些这么多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抗争。如果我们国家的植被面积达到了50%，情况就会大大改观。
日本的经验对我们启示很大，日本全民都在保护绿色，增加绿色，几乎美家都养花、养草，地方再小，也要留出绿色植物的生存空间，又漂亮，又有利于环境。日本还大力发展屋顶花园，尽量在有限的空间尽量多增加绿色。日本在全民的努力下,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70%。
党的“十八大”呼吁建立“生态文明”，我希望这不是一句口号，更要有政策上的保障，充分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掀起一个全民植树的高潮。
中国的人力资源其实是最强大的，现在人们60岁就退休了，很多人整天在搓麻将，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每天搓麻将，他们说:没有事做嘛。其实退休的人中有许多人材，也有许多有爱心的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发展公共事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种树，告诉他们，种树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样环境一定很快就会得到改观。
2008年2月16日，在东京都的日中友好会馆，“NPO绿色生命”还主办了题为“日中NPO和ODA合作下的中国绿化”国际研讨会，与会中日两国代表讨论了中国绿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及日中NPO与ODA合作在中国绿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大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每秒钟就有78平方米的土地沙漠化，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已有一半处于沙漠化状态。每秒47公斤的黄沙飞往日本，每年飞到日本的有150万吨。保护环境，绿化中国已成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福泽科技（嘉兴）有限公司是由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卡斯米国际株式会社创立并由株式会社新日本科学控股的在中国浙江嘉兴依法投资设立的系统软件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把日本的环境技术介绍到中国并进行仪器维修与开发，为国内外客户承接了多项环境在线监控系统工程并在系统集成获得了成功经验。
该公司董事长丁如霞女士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我觉得了中国一些企业还没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日本有一家企业搞柴油防污系统很成功。我把这家公司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带到中国，在嘉兴对工地的柴油吊车等进行了实现，原来的吊车排除的烟是黑色的，使用了这个防污系统排除的烟就是白色透明的，但是在当地反响不大，企业一般首先会问仪器的价格，价格稍高一般都会拒绝安装。环保不产出利益，因此只要在环境检查过关，企业就不愿意花这个钱。但是从现在来看，中国的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如果现在不提高企业和全民的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就来不及了。环境问题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企业和个人都要以环境问题与自己、与国家息息相关的意识来对待排污、防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