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行政作为改革首选的理论
唐亦农
一、行政滞后的课题
旅日台籍友人Y君与大陆女子L様相爱有年，前不久打电话给笔者就是征询去大陆办理结婚的程序。本人远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能积极作答也仅是自认对大陆应更熟悉一些的归属感在起作用。Y君最终是按网页提示的那样带着相关证明飞抵大陆的，先到南方L様的工作地与之会和，遂又双双飞往东北边陲按规定在女方的出生地办理结婚手续。顺序说，在她的家乡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被解读为涉外婚姻，故按规定只能返回省城到一个专门机构去办理登记；他们照办了、但接撞而来的却是出自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公证材料因有中华民国的字样出现，故最终被拒绝受理。
得到消息后笔者也重新对相关网页做了浏览，从揭示出的规定来看受理单位的做法本无可挑剔，但通览全篇尽管诸多内容并非都出自官方，而类似经历者一样的问答虽然涉猎很广却难免不让人感觉置身在云里雾里！具体到本案，应该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更多地体现为大陆方面的主张，但在实际对处上却把台湾划为涉外对象显然绝非常情可理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允许台湾在主权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其驻外机构在普通民间事务中所具的公信力该是两回事，而把复杂且很难涉及的民间事务硬性涵盖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当然既不客观也很难说合乎逻辑。事实是公证的目的无非焦点在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资格一点，故文件的出自即便敏感至多也不过是第二位的东西。
应Y君的请求笔者也和对方的承办人员通过话，其间甚至还发生过争执。例如在台湾何以被划为涉外对象的问题上，对方仅以‘上级规定’的回答就很落伍，而其居然把港澳至今仍属于涉外地区当做理据来比照，只能说想发火也让人没了脾气！诚然，在回答‘一个普通的结婚手续为什么被当局搞得这么复杂’时，‘为保护当事人’的理由不能说不到位，不过继而面对‘集中审批何以比一般民政机关更能保护当事人’的提问对方却是哑然的。其实审批本身就包含了保护的意味该是行政管理的通念，只是具体到国内，却不知行政为什么特别热衷双轨制的东西！可以说政策或行政命令仅是对法的补充，但关键是不能与法律相抵，而具体到婚姻，重点无疑是当事者的自由而不是同行政当局的关系。
仅以日本为例，住民在现居住地履行结婚手续该是常识。即不管你出身北海道还是九州，即便是外国人也无须被要求到其一方的出生地去登记。在这里‘便民’即是原则，属于现代行政的核心内容，但可见的却是这在宗教国度和顺延至今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国家还远未得到贯彻，尽管如此、过程中伴随了‘卡’的内涵却仅是我国行政的特色。其实民主国家也常有因手续不备令人无功而返的事情发生，不过尽量让事情得到解决却体现为当事人和公共机关的共同目的。行政观念滞后自然要关联到制度，如民主国家即便有行政规定出炉，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对的却是体制内部“杯葛”；至于我们，世风之下的“敬业精神”自然有待究明，而疑问所在则依然焦点在专家和行政部门的极尽统一。
由Y君遭遇透视出的该是国内行政观念的僵化，即在这里与时俱进的要求等同笑话，而条款的封闭性也类同毛时代那样仍把人固定在原地。这自然和电脑时代的要求极不协调，与人口流动反衬出的国内发展趋势也相当对立！而从国内交通远未同人口形成比例来看，由此形成的巨大内耗也足以用反动二字来定义。诚然对内刻薄就注定对外懦弱不该是定律，但类似“牧民”一般的行政理念至少会招致外部世界的鄙夷。可否说曾经的锁国让我们在外人眼里确是多了一层神秘感，但折射给我们自己的则是自卑。在这里自晚清开始就同所谓洋人拉开的差距感不容小视，然而崇洋作为官方文化却始终置身在共和国的外交行政里。例如对等体现的既是国家尊严也是外交常识，但面对先进工业国家的歧视性政策，却不知在给对方落地签证这一单方优遇的问题上是谁给了外交部此一既丧权又辱国的权力！
二、面对比照的挑战
前不久希拉里撰文称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其论据主要集中在国人因无信仰而不懂得回馈社会、视家庭利益为核心的狭隘境界以及起于金钱至上而愈加冷酷淡漠的人际关系，以及类如盲目发展的短视、不顾后人的近乎疯狂一般地对资源的掠夺和消耗、官员和有产阶级举世无双的移民倾向等。只是其对深度腐败和社会严重不公的指摘也源于行政，故与本文的关心恰好重叠。
其实在观点上可与希拉里连接的还有一个有着留学中国经验的日本人，而其写给国人的网文里首先批评的就是我们对外国人恭善有加、但对同胞却异常残酷且毫无情意，认为我们在战争赔款问题上未像以色列对德国那样不依不饶，就等同放弃的是自己应有的价值和权利。其指我们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但在造假方面却无人能敌；指我们好大喜功的根据就在于几百亿的工程说干就干，对失业的增加和农民的低收入以及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却全不放在眼里。他觉得韩国人更有血有肉，举国上下不惜玉碎的做法就同我们无关痛痒的抗议形成对比。其也辩称参拜神社或在教科书上动作不断是勿忘历史的表现，指我们囿于党争而把历史改写得比敌人还模糊则更无耻或更可悲！
不能说这些认识就代表了外部世界的全部看法，但笔者也不认为囿于观点的出自我们就可继续在是非方面敷衍自己。事实是温总早在今春两会之际就针对腐败和社会不公采用过‘政熄人亡’的字眼，至于民间，前不久900亿的行政费和超过百亿的三公支出即令舆论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抨击确很刻薄，但反衬出的无不是行政作为的危机。腾讯一位刘姓网友就感言道：“这就是经济最虚、文化最烂、外交最弱、军事最熊、房价最高、医药最贵、教育最差、就业最难、犯罪最狠、假货最多、污染最重、环境最劣、工人最苦、农民最穷、物价最高、工资最低、旗帜最红、口号最响、实干最少、官员最贪的中国特色！”而另一位自喻是‘笑傲老师’的网友也紧跟着撰文用近乎绝望的笔墨抨击说：“民有钱你贪，民有女你奸，民有房你拆，民有地你卖！民有话你删，民有冤你关，民有事你推，民有疑你编！民有产你搬、民有苦你蹿，民有孕你流，民有摊你掀，民骂你是王八蛋，你却自称是民的父母官！”
可以肯定的是前指远非个案，只是如若较真起来即便是结论也要面对普遍程度的检验。例如“民有女你奸”就是零星现象，虽然行为者中不乏官员，而不管女方是被迫还是主动都牵扯到社会主义体制的脸面，但强奸和卖身到底还有区别；而鉴于超负荷的人口压力，“民有孕你流”的针砭也至少不会得到笔者的支持。然而问题却在于从责任归属和危机意识的观点出发，遑论前指仅为零星现象，倒不如关心一下被侵蚀了的共和国肌体。在这里平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感受俨然是对立的，如成龙近前就感慨说眼下是中华五千年难得的盛世，但一位自喻为“感冒药”的网友却在叫板党和政府时言道：“谈民主、直选总统你不敢；谈公平、三权分立你不敢；谈公正、信息公开你不敢；谈公开、民办媒体你不敢；谈历史、还原真相你不敢；谈腐败、公布财产你不敢；谈尊严、收复钓鱼岛你不敢；谈爱民、全民医保你不敢；谈安全、立法问责你不敢；谈扫黄、取消二奶你不敢；谈鱼肉百姓、这个你敢！”对照之下可否说前述文艺界大腕类似商女一样的发声，完全没有涵盖到国内下层阶级的真实情感。
据此揭示出的该是被治者和治者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着眼到中央“维稳”政策的出炉，亦不失找到了无以回避的现实根据。只是理论上如把这焦点到权力和支配，正确解读的重点该集中在政治权力在依赖物理强制力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如何唤起被治者的积极服从。在这里调节服从的最好方法就是致力于把价值在被治者中进行公平分配，以令支配服从关系呈内面化，进而超越利害遂令服从成为自发，亦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权力才被赋予权威而使现代意义上的支配接近完成并趋于合理。至此政治改革自然要被置于台面，只是鉴于国内的矛盾远非阶级重组那么简单，故为避免社会分裂可先从行政改革入手，权把政治改革当做终极阶段的重点和目的。在这里指造就不公的是不受制衡的权力应该没错，关键却在于即便忽略可能的代价，仅重制度形式而不计整个社会环境所遭受的深度腐蚀，可以肯定的该是巨大社会震动而后的变革即便成功，也依然不会超越所谓新兴民主国家的历史轨迹。
三、权威行政的历史文脉
鉴于我国古代吏治的发达，行政法历史之久远是举世闻名的，只是在向近代靠拢的过程中呈现的却是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在党有条件开发自己的行政空间时也没得到改变，甚至受制于社会母体的影响，在铲除等级差别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作为。例如王实味就是因为批判了延安的等级制度以及风靡在中央机构内部的萎靡风气才被杀头的，而江青在枕榻上洗漱或用餐的生活方式虽然起始于窑洞，但毕竟是在延安。这同行政没有直接关连，从中却能窥视出党同其理念之间的差距。据说毛泽东对苏联那套保卫措施也很反感，但另一个事实却是在同旧体制决裂方面远不如苏联那么彻底。李志绥医生曾揭露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连用惯的马桶也是随身带去的，想必这一与无产阶级领袖完全不相符的做法该不是老人家的直接授意，但属下远超求全的主动既符合人情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体现为规律。
纵深到意识层次寻找根源，党能把太平天国作为近代革命的起点就极具点缀意义。即在封建、迷信、腐败、荒谬，以及反科学、反人伦、反传统、反人性方面太平天国都堪称前无古人，其能受能到新中国的推崇，足以从逻辑上证明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大跃进和文革都绝难回避。毛泽东早已作古，想了解他的本意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全凭推测，但从党内高层只有彭总还敢谏言来看，民权自然在其眼里全无存身之地。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之下，可谓毛的谬误也注定被全党捍卫成真理。想了解党的这一思维方式何以确立，王明夫人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反弹应表达的最为具体。即在饱受围攻的过程中，当听到王明起草的南昌起义的宣言也被记到康生的名下时，这位夫人站了起来，大声抗议说“康生、你可以说“八一宣言”不是王明写的，但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你写的？！”进而对会场疾呼道“同志们、难道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就可以无耻吗？！”说完便一头扎进毛泽东怀里大哭求其主持公道，而这时的毛泽东却和康生一样都是以沉默作为回应的。
‘革命无罪’曾影响到几代人，但视富有即为原罪到底还缺乏科学根据。党内寄希望以大破坏来实现‘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思潮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出现，这没被党正式接受是事实，但建国后还是树立了刘文彩这个典型，用财富与罪恶区分出一个本已降服了的阶级。其实正是劳动致富才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得以绵延，且作为一种文化不仅被曾经的富裕阶层所恪守，甚至作为此一传统的主体其在致力于社会和谐方面远比今天的暴发户更接近道义。鉴于历史重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该否说“打土豪分田地”成全的仅是党，而为失误买单的却是社会和人民全体呢？事实是革命即便抽象为合理掠夺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即当生活资料、行为方式、思想、以及人的基本权利一旦于生产资料之后也被视为剥夺或可规范的内容时，革命本身也早已沦为成最不可理喻的东西。
把前述思维比喻成一种党文化，其影响该无处不在，但在这个问题上本文还是习惯把共和国打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在做处女行之际便葬身东海作为实证引申。亦即首航日本即便作为新闻也早在国外见报了，但我们的管理机构却连首航地点还对船员保密，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赶在出航前就有近二分之一的干部和熟练船员因出身而被从熟悉的岗位调离。这在事后被周恩来批评为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和瞎指挥作怪，但刻意绕过的却是党早把自己同社会做了切割的政治实际。也就是说具体到行政科学或责任，即便毛时代一旦有政策或行政法令出炉也会吸收专家把关，但结论要为政治服务却是关键；权利重新洗牌后的现体制对此一传统也有继承，所谓区别仅体现在行使权力时尤其大胆！
如温州高铁事件刚一发生便急于掩埋车头的做法即是如此，这究竟想掩盖怎样一种利益链至今仍未揭晓，但荒诞离奇的管理模式却不外乎绑架社会一道沉沦。例如本文的主角就对国内实名制购买火车票的做法很不理解，而面对城市轻轨也要照搬机场的安检模式，甚至嘲讽当局是否担心恐怖分子会把火车也劫持到国外去！所有这些自然是出于‘维稳’的需要，只是从不断推出双轨或多轨的行政措施来看突出的该是中央重塑统治基础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其很落后乃至很反动，但集中在期待上莫不如从怨声载道的事物根源处入手，以行政为杠杆把倾斜的天平搬回到公众认同的刻度上去！
四、以行政改革为先行的理论
应该说直到改革开放不管是政治还是行政，也不管是党内高层还是一般群众均在一种党文化作用下存在或互动是事实，且其源头也足可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这在党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是一种保障，但建国后进身到执政阶段就很难说合时宜了。问题却在于这被解释成与党性相关，所以即便贵为总理到头来也只能就事论事而不敢触及问题的表里。着眼其负面的社会存在，改革之前该以低效著称，而改革之后则集中体现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极不协调的官本位主义。如不计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就可解释为前者，而通过政策让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等级存在则贯穿了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
尽管做这样强调，但本文竭力回避的恰是以政治改革带动全般的理论。因为这样对社会震动太大，再就是世界各国至今也没出现过毕其功于仅做体制转换的先例。确实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都是以改变旧体制为主着眼点的成功典范，但革命在这里仅体现为旧体制被摧毁的一瞬，而成功且得以延绵至今的保证则是积社会风土、历史因袭、阶级关系等主要政治内容于一体的文化结晶。以党为主体的政权模式确是落后了，然而问题却在于：第一、不管国内还是海外都不存在有能力取代或改变现状的政治势力；第二也在于现体制中纵然有很反动的东西存在，但纲领指向毕竟也包括了很先进的成分，这该否是一种希望姑且不论，但全盘否定却完全不可取；第三、已由特殊利益衍生出新的阶级是事实，但政治转换却不应以社会撕裂为代价；最后就是体制转换即可令政治清明的讲法太过于一厢情愿，亦即再科学的政治制度焦点在继承方面都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为背依。
我们的文化确很优秀，但毕竟几经摧毁。在这点上集大成者当属老人家，只是总结近代始作俑者却还要扯进洪秀全和鲁迅。具体到一种新文化的创立，洪秀全却是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但反常伦的性格早在曾国藩的讨伐榜文中被批得遍览无余；鲁迅的特点仅在于刻薄和谩骂，就类似其文韬至多仅限于在小品文里打转那样，说到前瞻恐怕连新文化的轮廓也没敢触及。毛泽东对新文化建设染指的最广泛，核心是反古且远无止境的革命等同放弃物质享受故最终令人生厌。眼下的情况该是传统文化没有得到继承，而所谓的新文化又根本没有树立，形象一点说面对全社会痛恨腐败但具体到个人却不能在有条件腐败的时侯拒绝腐败的实际，没有人能说清我们现在究竟置身在怎样一种文化层面里？
焦点到本文的关心，在这里有必要强调即便民主政治其内涵也受时代制约该是常识。如透过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关联来探讨，‘权力分立’和‘代议制度’作为近代民主权利的基础何以在十九世纪因大众登场受挫，原因该就表现为立法思想与社会现实的不对应。意即随着社会事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加大，行政部门的政府立法、委任命令、自由裁量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补足，但随之引发的却是①国民自发性的减退、②行政利益化倾向的发生、③决定权向技术官僚转化、④中央政府机能在地方事务中不断增加等与民主理念全然对立的内容。亦即理念向社会实际妥协该是一种常态，例如而后行政国家所以拉开序幕服从的正是前述历史沿革的社会发展程序。另外到了上世纪后半，当巨大组织的管理层对政治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时，“管理者社会”随即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表明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影响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官僚，同时也包括企业和工会的管理精英。这刺激的是院外活动，亦令压力政治成为管理者国家的主要政治形态，而结果就是使以立法过程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成为过去。
这在解读上并不困难，即行政国家含带的就是寡头制民主的特色，而管理者国家则饱含了令民主政治徒具其表的风险。显然这些不能在理论上模糊掉我们同西方的差距，但却相应证明民主理念极具弹性，而顺应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观点同样也可凸显为民主政治的目的！其实国内政治生态留给西式民主的发展空间并不广泛，相反倒是趋于开明的左或右的思潮更占据主流。从公布官员财产这一在资本主义国度本不是难问的可行度来看，奢望中央接受一个至少在理念上还依然表现为对立的制度当然不切实际。据此如把群众期求的社会公正和生活保障作为各阶层都接受的最大公约内容来考量，那么可否说由国内主要矛盾折射出的时代的方位感提示的恰该是可绕开制度让改革从行政开始做起呢？！
五、结束语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本文的主角Y君，在经历了重返日本再到我们使馆做得公证之后，他遂又赶往哈尔滨，至今早已和他大陆籍的妻子办完了结婚手续。在谈及这段经历时，他类似解嘲那样是用‘无非多花了张机票钱’来做敷衍，然而对此遭遇忿忿不平的倒是他的妻子---那位受大陆涉外婚姻政策的被保护者。其实刺激笔者着手此文也全在于此，即无法弄懂我国的执政者为什么从不通过检讨或调整适得其反的行政规定而在行政作为中提高自己。例如早在第一次登记搁浅之际笔者就建议他们找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结果因民政局设在市政府大院里面，所以最终他们连大门也没允许跨进去。‘对台办’倒是有干部出来接待，但那仅是抗议的结果，且情况与前者用电话在传达室沟通没什么两样：当着满屋子的造访者叙说自己的遭遇，感觉上就像隐私是可以随便公开乃至理应受到刁难的东西！
在谈及自喻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机关却要用高墙和武警把人民乃至社会隔开时，执拗的Y君基于民主国家的惯行忍不住抱怨‘与一般群众团体本无区别的党怎可以毫无穷尽地享受公权力！’相反倒是那位妻显得更随和，虽然其纯朴得全无含蓄的一句‘不圈起来还不是等着让人报复’让人想到的是官民对立，但笔者能分辨出这位新娘子仅是就事论事，并没想在社会分裂程度方面多做发挥。后来Y君在谈到登记过程时描绘说，登记处被安置在一栋体面得堪称时尚的建筑内，里面设有身份受理与核实部门，也有负责指导的工作人员协助当事者填写相关文件，为保证当事人的真实性还专门设置了婚照部；按照程序过程中有监誓人员参加并指导填写书面誓词，一切告妥之后则由机构负责人把结婚证书郑重地发到当事者手里。总之、井然有序的审批过程、环节之间的有机啮合、以至人员配置上的合理程度都值得肯定，只是讲了一圈之后Y君还是笑了，那神情仿佛在说“这一切真的都很必要嘛？！”
没人质疑改革给社会注入的活力，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影响到政府的办事思路还是未知数。本文所及的内容如果还不足为证，但凡和官沾边就广受非议的范围也涵盖到国企就很能说明问题。用比照的观点来总结，类乎一夜之间掌管了国家权力的那代人习惯用战争时代的思维进行管理是事实，而在公权力被细分化的今天，部门主管也几乎都把工作所辖看作了权势的领地，在区别上前者表现出的该是不计社会成本，而凸显在后者身上的恰是蔑视权威。其实最能表明从体制到政治文化这一关联的该是警察在社会事务中的位置，即不涉及民间事务该是现代国家中警察行政的通例，但反观我们尽管城镇权力的末梢机关规定是街道，但居委会实际上接受的却是户籍警的指导。例如曾被戏称“小脚侦缉队”的积极分子在协警方面就曾猖獗，在这类乎警察统治的环境下谁能幻想人性化行政得以确立？
当然持相反意见的同样会大有人在，纵使在这里可把前述文艺界大腕的感叹看做戏子的呓语，但着眼到北大学院长玩弄女从业员的传闻以及地方官执意把“三陪”作为女下属的工作内容，就足以证明我国的道德观念早已顺从了权力。北大学院长的轶事所以不被笔者认为是空穴来风，全在于学术上的合作伙伴也曾有过近乎相同的经历：今年的早些时候，她与另一位同为教师的女性受到在某大学任团委书记的老同学邀请，直到赴宴后才发觉是由对方的大学校长和人事处长做东！也就是说这一切该是预先设计好的，尽管言指这位团委书记是为她的两个上级招妓等同侮辱受邀的两位女性，但情况却是饭局才进行到一半团委书记就想借故溜掉，至此笔者的课题伙伴因觉得这很不合常规还执意对她的老同学去奋力追堵，然而结果却是恰在这个当口那位独自留下来的女性便遭到了大学处长的强吻。
按照眼下国内的道德底线来审视，把友人或老同学当人情送礼该不足为奇，关键是意在承受的对象是校长，而亲自操盘的又是大学的团委书记。据此揭示的该是职务即是地位，而权势本身秉持的却不包括社会道义。这里寄身于体制的特征明显，即政治标准本身即为舍项，而利益链中干部必备的仅是双重应对能力。这在形成方面确已涉及到现行政治体制是否科学等多个内容，只是着眼到共青团与大学校长本不应在一个组织序列中出现，故在理论上拓宽的还是政治改革亦可从行政入手的根据。就效果而言这会更明了或更直接一些，故哪怕仅从凝聚民心出发也是无论如何很值得一试的东西。
唐亦农
一、行政滞后的课题
旅日台籍友人Y君与大陆女子L様相爱有年，前不久打电话给笔者就是征询去大陆办理结婚的程序。本人远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能积极作答也仅是自认对大陆应更熟悉一些的归属感在起作用。Y君最终是按网页提示的那样带着相关证明飞抵大陆的，先到南方L様的工作地与之会和，遂又双双飞往东北边陲按规定在女方的出生地办理结婚手续。顺序说，在她的家乡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被解读为涉外婚姻，故按规定只能返回省城到一个专门机构去办理登记；他们照办了、但接撞而来的却是出自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公证材料因有中华民国的字样出现，故最终被拒绝受理。
得到消息后笔者也重新对相关网页做了浏览，从揭示出的规定来看受理单位的做法本无可挑剔，但通览全篇尽管诸多内容并非都出自官方，而类似经历者一样的问答虽然涉猎很广却难免不让人感觉置身在云里雾里！具体到本案，应该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更多地体现为大陆方面的主张，但在实际对处上却把台湾划为涉外对象显然绝非常情可理喻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允许台湾在主权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其驻外机构在普通民间事务中所具的公信力该是两回事，而把复杂且很难涉及的民间事务硬性涵盖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当然既不客观也很难说合乎逻辑。事实是公证的目的无非焦点在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资格一点，故文件的出自即便敏感至多也不过是第二位的东西。
应Y君的请求笔者也和对方的承办人员通过话，其间甚至还发生过争执。例如在台湾何以被划为涉外对象的问题上，对方仅以‘上级规定’的回答就很落伍，而其居然把港澳至今仍属于涉外地区当做理据来比照，只能说想发火也让人没了脾气！诚然，在回答‘一个普通的结婚手续为什么被当局搞得这么复杂’时，‘为保护当事人’的理由不能说不到位，不过继而面对‘集中审批何以比一般民政机关更能保护当事人’的提问对方却是哑然的。其实审批本身就包含了保护的意味该是行政管理的通念，只是具体到国内，却不知行政为什么特别热衷双轨制的东西！可以说政策或行政命令仅是对法的补充，但关键是不能与法律相抵，而具体到婚姻，重点无疑是当事者的自由而不是同行政当局的关系。
仅以日本为例，住民在现居住地履行结婚手续该是常识。即不管你出身北海道还是九州，即便是外国人也无须被要求到其一方的出生地去登记。在这里‘便民’即是原则，属于现代行政的核心内容，但可见的却是这在宗教国度和顺延至今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共产”国家还远未得到贯彻，尽管如此、过程中伴随了‘卡’的内涵却仅是我国行政的特色。其实民主国家也常有因手续不备令人无功而返的事情发生，不过尽量让事情得到解决却体现为当事人和公共机关的共同目的。行政观念滞后自然要关联到制度，如民主国家即便有行政规定出炉，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对的却是体制内部“杯葛”；至于我们，世风之下的“敬业精神”自然有待究明，而疑问所在则依然焦点在专家和行政部门的极尽统一。
由Y君遭遇透视出的该是国内行政观念的僵化，即在这里与时俱进的要求等同笑话，而条款的封闭性也类同毛时代那样仍把人固定在原地。这自然和电脑时代的要求极不协调，与人口流动反衬出的国内发展趋势也相当对立！而从国内交通远未同人口形成比例来看，由此形成的巨大内耗也足以用反动二字来定义。诚然对内刻薄就注定对外懦弱不该是定律，但类似“牧民”一般的行政理念至少会招致外部世界的鄙夷。可否说曾经的锁国让我们在外人眼里确是多了一层神秘感，但折射给我们自己的则是自卑。在这里自晚清开始就同所谓洋人拉开的差距感不容小视，然而崇洋作为官方文化却始终置身在共和国的外交行政里。例如对等体现的既是国家尊严也是外交常识，但面对先进工业国家的歧视性政策，却不知在给对方落地签证这一单方优遇的问题上是谁给了外交部此一既丧权又辱国的权力！
二、面对比照的挑战
前不久希拉里撰文称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其论据主要集中在国人因无信仰而不懂得回馈社会、视家庭利益为核心的狭隘境界以及起于金钱至上而愈加冷酷淡漠的人际关系，以及类如盲目发展的短视、不顾后人的近乎疯狂一般地对资源的掠夺和消耗、官员和有产阶级举世无双的移民倾向等。只是其对深度腐败和社会严重不公的指摘也源于行政，故与本文的关心恰好重叠。
其实在观点上可与希拉里连接的还有一个有着留学中国经验的日本人，而其写给国人的网文里首先批评的就是我们对外国人恭善有加、但对同胞却异常残酷且毫无情意，认为我们在战争赔款问题上未像以色列对德国那样不依不饶，就等同放弃的是自己应有的价值和权利。其指我们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早已不见踪影，但在造假方面却无人能敌；指我们好大喜功的根据就在于几百亿的工程说干就干，对失业的增加和农民的低收入以及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却全不放在眼里。他觉得韩国人更有血有肉，举国上下不惜玉碎的做法就同我们无关痛痒的抗议形成对比。其也辩称参拜神社或在教科书上动作不断是勿忘历史的表现，指我们囿于党争而把历史改写得比敌人还模糊则更无耻或更可悲！
不能说这些认识就代表了外部世界的全部看法，但笔者也不认为囿于观点的出自我们就可继续在是非方面敷衍自己。事实是温总早在今春两会之际就针对腐败和社会不公采用过‘政熄人亡’的字眼，至于民间，前不久900亿的行政费和超过百亿的三公支出即令舆论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抨击确很刻薄，但反衬出的无不是行政作为的危机。腾讯一位刘姓网友就感言道：“这就是经济最虚、文化最烂、外交最弱、军事最熊、房价最高、医药最贵、教育最差、就业最难、犯罪最狠、假货最多、污染最重、环境最劣、工人最苦、农民最穷、物价最高、工资最低、旗帜最红、口号最响、实干最少、官员最贪的中国特色！”而另一位自喻是‘笑傲老师’的网友也紧跟着撰文用近乎绝望的笔墨抨击说：“民有钱你贪，民有女你奸，民有房你拆，民有地你卖！民有话你删，民有冤你关，民有事你推，民有疑你编！民有产你搬、民有苦你蹿，民有孕你流，民有摊你掀，民骂你是王八蛋，你却自称是民的父母官！”
可以肯定的是前指远非个案，只是如若较真起来即便是结论也要面对普遍程度的检验。例如“民有女你奸”就是零星现象，虽然行为者中不乏官员，而不管女方是被迫还是主动都牵扯到社会主义体制的脸面，但强奸和卖身到底还有区别；而鉴于超负荷的人口压力，“民有孕你流”的针砭也至少不会得到笔者的支持。然而问题却在于从责任归属和危机意识的观点出发，遑论前指仅为零星现象，倒不如关心一下被侵蚀了的共和国肌体。在这里平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感受俨然是对立的，如成龙近前就感慨说眼下是中华五千年难得的盛世，但一位自喻为“感冒药”的网友却在叫板党和政府时言道：“谈民主、直选总统你不敢；谈公平、三权分立你不敢；谈公正、信息公开你不敢；谈公开、民办媒体你不敢；谈历史、还原真相你不敢；谈腐败、公布财产你不敢；谈尊严、收复钓鱼岛你不敢；谈爱民、全民医保你不敢；谈安全、立法问责你不敢；谈扫黄、取消二奶你不敢；谈鱼肉百姓、这个你敢！”对照之下可否说前述文艺界大腕类似商女一样的发声，完全没有涵盖到国内下层阶级的真实情感。
据此揭示出的该是被治者和治者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着眼到中央“维稳”政策的出炉，亦不失找到了无以回避的现实根据。只是理论上如把这焦点到权力和支配，正确解读的重点该集中在政治权力在依赖物理强制力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如何唤起被治者的积极服从。在这里调节服从的最好方法就是致力于把价值在被治者中进行公平分配，以令支配服从关系呈内面化，进而超越利害遂令服从成为自发，亦即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权力才被赋予权威而使现代意义上的支配接近完成并趋于合理。至此政治改革自然要被置于台面，只是鉴于国内的矛盾远非阶级重组那么简单，故为避免社会分裂可先从行政改革入手，权把政治改革当做终极阶段的重点和目的。在这里指造就不公的是不受制衡的权力应该没错，关键却在于即便忽略可能的代价，仅重制度形式而不计整个社会环境所遭受的深度腐蚀，可以肯定的该是巨大社会震动而后的变革即便成功，也依然不会超越所谓新兴民主国家的历史轨迹。
三、权威行政的历史文脉
鉴于我国古代吏治的发达，行政法历史之久远是举世闻名的，只是在向近代靠拢的过程中呈现的却是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在党有条件开发自己的行政空间时也没得到改变，甚至受制于社会母体的影响，在铲除等级差别方面也没有表现出多少作为。例如王实味就是因为批判了延安的等级制度以及风靡在中央机构内部的萎靡风气才被杀头的，而江青在枕榻上洗漱或用餐的生活方式虽然起始于窑洞，但毕竟是在延安。这同行政没有直接关连，从中却能窥视出党同其理念之间的差距。据说毛泽东对苏联那套保卫措施也很反感，但另一个事实却是在同旧体制决裂方面远不如苏联那么彻底。李志绥医生曾揭露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连用惯的马桶也是随身带去的，想必这一与无产阶级领袖完全不相符的做法该不是老人家的直接授意，但属下远超求全的主动既符合人情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体现为规律。
纵深到意识层次寻找根源，党能把太平天国作为近代革命的起点就极具点缀意义。即在封建、迷信、腐败、荒谬，以及反科学、反人伦、反传统、反人性方面太平天国都堪称前无古人，其能受能到新中国的推崇，足以从逻辑上证明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大跃进和文革都绝难回避。毛泽东早已作古，想了解他的本意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全凭推测，但从党内高层只有彭总还敢谏言来看，民权自然在其眼里全无存身之地。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之下，可谓毛的谬误也注定被全党捍卫成真理。想了解党的这一思维方式何以确立，王明夫人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反弹应表达的最为具体。即在饱受围攻的过程中，当听到王明起草的南昌起义的宣言也被记到康生的名下时，这位夫人站了起来，大声抗议说“康生、你可以说“八一宣言”不是王明写的，但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是你写的？！”进而对会场疾呼道“同志们、难道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就可以无耻吗？！”说完便一头扎进毛泽东怀里大哭求其主持公道，而这时的毛泽东却和康生一样都是以沉默作为回应的。
‘革命无罪’曾影响到几代人，但视富有即为原罪到底还缺乏科学根据。党内寄希望以大破坏来实现‘彻底无产阶级化’的思潮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出现，这没被党正式接受是事实，但建国后还是树立了刘文彩这个典型，用财富与罪恶区分出一个本已降服了的阶级。其实正是劳动致富才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得以绵延，且作为一种文化不仅被曾经的富裕阶层所恪守，甚至作为此一传统的主体其在致力于社会和谐方面远比今天的暴发户更接近道义。鉴于历史重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该否说“打土豪分田地”成全的仅是党，而为失误买单的却是社会和人民全体呢？事实是革命即便抽象为合理掠夺也只能是一次性的，即当生活资料、行为方式、思想、以及人的基本权利一旦于生产资料之后也被视为剥夺或可规范的内容时，革命本身也早已沦为成最不可理喻的东西。
把前述思维比喻成一种党文化，其影响该无处不在，但在这个问题上本文还是习惯把共和国打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在做处女行之际便葬身东海作为实证引申。亦即首航日本即便作为新闻也早在国外见报了，但我们的管理机构却连首航地点还对船员保密，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赶在出航前就有近二分之一的干部和熟练船员因出身而被从熟悉的岗位调离。这在事后被周恩来批评为是官僚主义、神秘主义和瞎指挥作怪，但刻意绕过的却是党早把自己同社会做了切割的政治实际。也就是说具体到行政科学或责任，即便毛时代一旦有政策或行政法令出炉也会吸收专家把关，但结论要为政治服务却是关键；权利重新洗牌后的现体制对此一传统也有继承，所谓区别仅体现在行使权力时尤其大胆！
如温州高铁事件刚一发生便急于掩埋车头的做法即是如此，这究竟想掩盖怎样一种利益链至今仍未揭晓，但荒诞离奇的管理模式却不外乎绑架社会一道沉沦。例如本文的主角就对国内实名制购买火车票的做法很不理解，而面对城市轻轨也要照搬机场的安检模式，甚至嘲讽当局是否担心恐怖分子会把火车也劫持到国外去！所有这些自然是出于‘维稳’的需要，只是从不断推出双轨或多轨的行政措施来看突出的该是中央重塑统治基础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其很落后乃至很反动，但集中在期待上莫不如从怨声载道的事物根源处入手，以行政为杠杆把倾斜的天平搬回到公众认同的刻度上去！
四、以行政改革为先行的理论
应该说直到改革开放不管是政治还是行政，也不管是党内高层还是一般群众均在一种党文化作用下存在或互动是事实，且其源头也足可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这在党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是一种保障，但建国后进身到执政阶段就很难说合时宜了。问题却在于这被解释成与党性相关，所以即便贵为总理到头来也只能就事论事而不敢触及问题的表里。着眼其负面的社会存在，改革之前该以低效著称，而改革之后则集中体现为与广大人民利益极不协调的官本位主义。如不计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就可解释为前者，而通过政策让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等级存在则贯穿了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
尽管做这样强调，但本文竭力回避的恰是以政治改革带动全般的理论。因为这样对社会震动太大，再就是世界各国至今也没出现过毕其功于仅做体制转换的先例。确实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都是以改变旧体制为主着眼点的成功典范，但革命在这里仅体现为旧体制被摧毁的一瞬，而成功且得以延绵至今的保证则是积社会风土、历史因袭、阶级关系等主要政治内容于一体的文化结晶。以党为主体的政权模式确是落后了，然而问题却在于：第一、不管国内还是海外都不存在有能力取代或改变现状的政治势力；第二也在于现体制中纵然有很反动的东西存在，但纲领指向毕竟也包括了很先进的成分，这该否是一种希望姑且不论，但全盘否定却完全不可取；第三、已由特殊利益衍生出新的阶级是事实，但政治转换却不应以社会撕裂为代价；最后就是体制转换即可令政治清明的讲法太过于一厢情愿，亦即再科学的政治制度焦点在继承方面都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为背依。
我们的文化确很优秀，但毕竟几经摧毁。在这点上集大成者当属老人家，只是总结近代始作俑者却还要扯进洪秀全和鲁迅。具体到一种新文化的创立，洪秀全却是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但反常伦的性格早在曾国藩的讨伐榜文中被批得遍览无余；鲁迅的特点仅在于刻薄和谩骂，就类似其文韬至多仅限于在小品文里打转那样，说到前瞻恐怕连新文化的轮廓也没敢触及。毛泽东对新文化建设染指的最广泛，核心是反古且远无止境的革命等同放弃物质享受故最终令人生厌。眼下的情况该是传统文化没有得到继承，而所谓的新文化又根本没有树立，形象一点说面对全社会痛恨腐败但具体到个人却不能在有条件腐败的时侯拒绝腐败的实际，没有人能说清我们现在究竟置身在怎样一种文化层面里？
焦点到本文的关心，在这里有必要强调即便民主政治其内涵也受时代制约该是常识。如透过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关联来探讨，‘权力分立’和‘代议制度’作为近代民主权利的基础何以在十九世纪因大众登场受挫，原因该就表现为立法思想与社会现实的不对应。意即随着社会事务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加大，行政部门的政府立法、委任命令、自由裁量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补足，但随之引发的却是①国民自发性的减退、②行政利益化倾向的发生、③决定权向技术官僚转化、④中央政府机能在地方事务中不断增加等与民主理念全然对立的内容。亦即理念向社会实际妥协该是一种常态，例如而后行政国家所以拉开序幕服从的正是前述历史沿革的社会发展程序。另外到了上世纪后半，当巨大组织的管理层对政治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时，“管理者社会”随即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表明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影响的不单是政治家和官僚，同时也包括企业和工会的管理精英。这刺激的是院外活动，亦令压力政治成为管理者国家的主要政治形态，而结果就是使以立法过程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成为过去。
这在解读上并不困难，即行政国家含带的就是寡头制民主的特色，而管理者国家则饱含了令民主政治徒具其表的风险。显然这些不能在理论上模糊掉我们同西方的差距，但却相应证明民主理念极具弹性，而顺应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观点同样也可凸显为民主政治的目的！其实国内政治生态留给西式民主的发展空间并不广泛，相反倒是趋于开明的左或右的思潮更占据主流。从公布官员财产这一在资本主义国度本不是难问的可行度来看，奢望中央接受一个至少在理念上还依然表现为对立的制度当然不切实际。据此如把群众期求的社会公正和生活保障作为各阶层都接受的最大公约内容来考量，那么可否说由国内主要矛盾折射出的时代的方位感提示的恰该是可绕开制度让改革从行政开始做起呢？！
五、结束语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本文的主角Y君，在经历了重返日本再到我们使馆做得公证之后，他遂又赶往哈尔滨，至今早已和他大陆籍的妻子办完了结婚手续。在谈及这段经历时，他类似解嘲那样是用‘无非多花了张机票钱’来做敷衍，然而对此遭遇忿忿不平的倒是他的妻子---那位受大陆涉外婚姻政策的被保护者。其实刺激笔者着手此文也全在于此，即无法弄懂我国的执政者为什么从不通过检讨或调整适得其反的行政规定而在行政作为中提高自己。例如早在第一次登记搁浅之际笔者就建议他们找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结果因民政局设在市政府大院里面，所以最终他们连大门也没允许跨进去。‘对台办’倒是有干部出来接待，但那仅是抗议的结果，且情况与前者用电话在传达室沟通没什么两样：当着满屋子的造访者叙说自己的遭遇，感觉上就像隐私是可以随便公开乃至理应受到刁难的东西！
在谈及自喻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机关却要用高墙和武警把人民乃至社会隔开时，执拗的Y君基于民主国家的惯行忍不住抱怨‘与一般群众团体本无区别的党怎可以毫无穷尽地享受公权力！’相反倒是那位妻显得更随和，虽然其纯朴得全无含蓄的一句‘不圈起来还不是等着让人报复’让人想到的是官民对立，但笔者能分辨出这位新娘子仅是就事论事，并没想在社会分裂程度方面多做发挥。后来Y君在谈到登记过程时描绘说，登记处被安置在一栋体面得堪称时尚的建筑内，里面设有身份受理与核实部门，也有负责指导的工作人员协助当事者填写相关文件，为保证当事人的真实性还专门设置了婚照部；按照程序过程中有监誓人员参加并指导填写书面誓词，一切告妥之后则由机构负责人把结婚证书郑重地发到当事者手里。总之、井然有序的审批过程、环节之间的有机啮合、以至人员配置上的合理程度都值得肯定，只是讲了一圈之后Y君还是笑了，那神情仿佛在说“这一切真的都很必要嘛？！”
没人质疑改革给社会注入的活力，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影响到政府的办事思路还是未知数。本文所及的内容如果还不足为证，但凡和官沾边就广受非议的范围也涵盖到国企就很能说明问题。用比照的观点来总结，类乎一夜之间掌管了国家权力的那代人习惯用战争时代的思维进行管理是事实，而在公权力被细分化的今天，部门主管也几乎都把工作所辖看作了权势的领地，在区别上前者表现出的该是不计社会成本，而凸显在后者身上的恰是蔑视权威。其实最能表明从体制到政治文化这一关联的该是警察在社会事务中的位置，即不涉及民间事务该是现代国家中警察行政的通例，但反观我们尽管城镇权力的末梢机关规定是街道，但居委会实际上接受的却是户籍警的指导。例如曾被戏称“小脚侦缉队”的积极分子在协警方面就曾猖獗，在这类乎警察统治的环境下谁能幻想人性化行政得以确立？
当然持相反意见的同样会大有人在，纵使在这里可把前述文艺界大腕的感叹看做戏子的呓语，但着眼到北大学院长玩弄女从业员的传闻以及地方官执意把“三陪”作为女下属的工作内容，就足以证明我国的道德观念早已顺从了权力。北大学院长的轶事所以不被笔者认为是空穴来风，全在于学术上的合作伙伴也曾有过近乎相同的经历：今年的早些时候，她与另一位同为教师的女性受到在某大学任团委书记的老同学邀请，直到赴宴后才发觉是由对方的大学校长和人事处长做东！也就是说这一切该是预先设计好的，尽管言指这位团委书记是为她的两个上级招妓等同侮辱受邀的两位女性，但情况却是饭局才进行到一半团委书记就想借故溜掉，至此笔者的课题伙伴因觉得这很不合常规还执意对她的老同学去奋力追堵，然而结果却是恰在这个当口那位独自留下来的女性便遭到了大学处长的强吻。
按照眼下国内的道德底线来审视，把友人或老同学当人情送礼该不足为奇，关键是意在承受的对象是校长，而亲自操盘的又是大学的团委书记。据此揭示的该是职务即是地位，而权势本身秉持的却不包括社会道义。这里寄身于体制的特征明显，即政治标准本身即为舍项，而利益链中干部必备的仅是双重应对能力。这在形成方面确已涉及到现行政治体制是否科学等多个内容，只是着眼到共青团与大学校长本不应在一个组织序列中出现，故在理论上拓宽的还是政治改革亦可从行政入手的根据。就效果而言这会更明了或更直接一些，故哪怕仅从凝聚民心出发也是无论如何很值得一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