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鹏(东京都)

    我曾经读过一位大学老师的论文，其开文第一句便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人类若想自救，就必须找到共通点”。这句话于我有着一种很大的启发。

    我不是专门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对日本文化及日本人的认识尚有很多欠缺，我仅就个人的一些体会和思索在此对自己的日本观做一个梳理。

    曾看过一本个人游记似的书，名叫《愚蠢的人们，去中国看看吧》。书里讲述主人公游历中国各地的趣闻，谈到中国各地的人土风情，读来轻松畅意，有如沐春风之感。这本书最后一句话是“不应该把人和国家同样看待，这是我从这次旅游中的得到的最大收获”，落笔简单却深刻，透着强烈的人本位的精神。其实，“不应该把人和国家同样看待”应该是我们了解日本人，认识日本社会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看过很多有关文化论、社会论的论文，给我的印象是有些脱离“以人为本”的情绪化倾向。文化和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机体，文化论和社会论也是一个诺大的话题，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既则可，但试图得出某种一般论和概说来，则属至难。轻易地说某国国民性如何如何，某民族特性如何如何，颇有些牵强。

    了解日本，不仅需要深化对现象的评价，还需要对自我情绪的调整，以防先入为主的观念干扰自己的认知。这一点尤其重要。众所周知，由于历史问题的遗留，不少国家的民众对日本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存在相当程度的抵触甚至是全盘否定的心理现象。这一点可以理解，也必须理解，但无助于实现了解日本的愿望，也无助于和日本民众进行真切的交流。

    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始，日本学术论文的指向大多是将日本文化归为“耻文化”。其中有一篇论文是这样讲述的：“日本的文化和欧美‘罪’的文化之间可以说是有本质区别的。罪的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以道德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绝对准则，这样的文化的内在力量是对于良心的启发。信仰基督教的欧美文化强调罪意识对自我的约束力量，他们希望人们借助这种力量去自律，去实施善行。而当一个人犯了罪过的时候，通过告白也是可以一定程度减轻罪过的。而“耻文化”与此相反，在这样的文化状态下，没有绝对的是非，正确与否的判断取决于某种人际圈子，亦即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本不信奉基督教提倡的那种超越一切的神，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更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批评。他们依靠这种“外部的强制力”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他们更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批评。他们依靠这种‘外部的强制力’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日本人对耻辱的认知并不依据人类普遍的善恶标准。他们将名誉和体面割裂开来。”这样的日本观的产生自有其当时环境下的认知背景，但应该说是有缺陷的。自然，依据这样的观点来评判日本人的国民性是不可取的。

    从根本上说，“耻文化”也好，“罪文化”也好，都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其实真正的耻意识的产生基础恰恰是罪感意识，有罪感意识的耻意识是真正内省的意识。需要提及的是，这样分析的前提是首先肯定世界文化由“罪文化”和“耻文化”两大文化圈组成。然而，这样划分显得简单，有一刀切的片面性。目前，不少著作、论文或报道都试图通过剖析耻文化和罪文化的不同来论证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缺乏正义感、是非观以及内在反省意识，这是非常错误的。带着情绪化的思考方式去思考问题是不利于我们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我们应该切记，不要动不动就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日本人如何如何，这样的认知方式是很危险的。

    民国戴季陶曾在其著作《日本论》中谈及当时的赴日中国留学生不愿意研究日本，不愿意了解日本，身在日本不愿意学习日语，甚至不愿意和日本人打交道这一现象。戴季陶说的这种现象即使是在今天，依然存在。与其说是由于文化冲突在内心的作怪，不如说是根源于由来已久的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关于侵华问题，日本政界至今没有就反省道歉做出统一共识，这成为中日保持正常交往的重大鸿沟，日本民众对二战中日本的角色也不甚清楚，这些都导致国际社会对日本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又对日本文化和在这一文化下成长的日本民众产生强烈的不信任，不少人认为这一切归结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国民的问题。于是再次强化了人们对日本民众缺乏正义感，缺乏是非观念的评价。其实，除自身问题外，导致日本社会对二战中自我角色定位的失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这一点在此不作具体论述，以后再谈。

    总之，与其一味挖掘日本文化的“劣根性”，不如冷静下来，寻找更加客观认识日本民众的途径。“情绪化”的认知状态不利于了解并认知日本民众，同时也会间接妨碍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我们有必要再次思考一下戴季陶的话。

    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日本文化是异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来说，中国文化也属于异文化，以相对化的视点来对待异文化的存在，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考方式。这样至少不会感到寂寞和孤单。文化没有优劣之分，而且也并非完全对立，其核心理念也往往有共同的地方。找到这个共通点才是人类相互融合的最佳切合点。从另一个方面说，各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发展的历史经历不同，表现出的问题也不尽一样，自然有令人头疼的地方，也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地方，但理智告诉我们，国与国的交流最直接的是人与人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实在在地构成着人们认识他人的桥梁，也能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重视个体之间的交流是人文精神得以体现的重要途径。中国民众和日本民众相互之间互相学习对方长处是很好的交流途径。只有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才能不断升华对自己的了解，对人生的认知。

    我曾在日本的产院看到许多可爱的、刚出生的婴儿。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人类共通的东西，即，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某种文化状态下的人。做为人，我们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有着共同的义理人情，也有着共同的敬老精神等等。中日两国民众的伦理观很多很相似，我们应该立足这些共同点，本着重视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交流的精神去实践“和为贵”的精神，这应成为我们每个人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社会论和文化论有一种扔掉人们的个性研究倾向，这一点务必需要警惕。

    以上，可以说是我的日本观，也是我人生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活中有许多门，为了打开通向光明的那一扇，我们应慎重地选择每把钥匙。”这是我在1994年出版的《河南省中学生阅读(高中生版)》中的“花季心声”栏目中发表的一句话。对于我来说，正确认识日本民众也是打开通向光明之门的一把贵重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