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海观）
黄文炜
最近读了一本日本的政治学者樱田淳的书《从汉书学习“正确的战争”》，不得不为作者深厚的汉文功底而叹服，作者很好地领会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书中列举分析《汉书．魏相丙吉传》提到的五个类型的战争及其结局。汉书中记载魏相向皇帝上谏书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作者根据“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这五种类型的战争结合当代国际军事局势加以分析，比如从“贪兵”联想到历史的教训，从“骄兵”引申到怎样认识军事的效用和界限，从“忿兵”验证安全保障和舆论的关系，从“应兵”思考国家利益和军事同盟所需要的条件，论证当代的“义兵”面临怎样的试练，怎样保持正义和和平。这些论点体现了部分日本学者的战争观。阅读这样的书，对于了解当代日本学者的军事思想有一定的帮助。当代日本学者的军事智慧来自于中国古典著作，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看来日本学者更熟谙知己知彼的道理。
从阅读这本书，联想到在日本，多年来一直深切感受日本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敬意，《三国志》、《论语》等书籍一直是很畅销的。就算舆论调查表明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怎样下降，但现实中学中文的日本人，看中国古典名著的日本人还是在不断增加。
日本人的“三国情结”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故事的电子游戏层出不穷；在横滨中华街等地有三国志餐厅；三国文化商品大量开发，三国地图、三国旅游线路、三国志智力竞赛等应有尽有；NHK电视台花6年时间，费24亿日元，制作了最壮观的大河电视剧《三国志》，已于今年4月播出。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日本人，即使对今天的中国不甚了解的人，对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充满厌恶的人，却对中国的古典名著充满挚爱，有杂志编辑告诉笔者：最爱读的书就是《史记》，从这部巨著里可以找到任何人生的答案。
追溯到到明治维新前，当时能够“默记论语，吟咏汉诗”的人就是被当作日本社会典范。明治维新期间，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的涩泽荣一就以《论语》作为经商的教材，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
日本多位政治家与中国古典文学有颇深的渊源，据前首相麻生太郎所著《祖父吉田茂的流派》记载，吉田茂在少年时代，就到藤泽的汉学塾“耕余义塾”学习，在那里学到了丰富的汉文知识，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积累了厚实的汉文素养，从此吉田茂认定人与人之间的交涉之术，都可以到汉书中寻找答案。麻生太郎与祖父相比，文学素养要差了一大截了，导致首相在任期间发生读错汉字的笑话。
前首相宫泽喜一汉学功底亦是十分深厚，1984年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以“中原逐鹿，功名谁复论”来表达夺取政权的强烈愿望，而在引退的时候，用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表达心境。
近年日本首相频繁更换，而在这之前小泉纯一郎当了五年的首相，可以说，他是十几年来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最好的一位日本首相。他的座右铭是“无信不立”。此言出自《论语》中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小泉执政时，在国会演讲、辩论乃至接受媒体采访时，他都能出口成章地引用《孟子》、《墨子》中的章节。他在为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辩解时，引用了孔子的话“恨罪不恨人”。相当多的中国人批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可能对小泉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和思想根源缺乏了解。
40年前，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际，毛泽东送给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的礼物是《楚辞集注》，当时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关注，中日领导人彼此对汉字文化圈和古典文学的认同感深入人心。从历史回到现实，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只是站在走廊里扳著脸谈十来分钟，离实现共同价值观的距离十分遥远。重新以互利互惠的原则以及共通的文化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是值得探讨的事。
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之际，日本人还在静悄悄地阅读中国古典，从中吸取思想精华。NHK电视台也照播中国电影《赤壁》。而在中国，却一时把日本作家的书从书店的架子上撤下了，这是让人十分费解和遗憾的事。越是在中日关系险峻之际，越是需要读懂对方，愤怒的口号无济于事，光喊“钓鱼岛是我们”，是无法战胜对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