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综合报道组
从最早人们将留学归来者称作“海龟”（谐音“海归”），到现在将国内外频繁往来者叫“海鸥”，中国的“海产”家族成员不断扩大，每个新成员的登场，也都代表了出国潮与回国群体的状态变化。中国第一本重点研究海归群体回国创业及发展的蓝皮书日前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显示，超过四成中国海归人才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他们已经未必是彻头彻尾的“海龟”，而是业务跨越东西方，在中国内外飞来飞去的“海鸥”。
这份名为《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的蓝皮书，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共同完成。蓝皮书显示，在中国海归人才中，20.8%已成为外国公民，23.2%持外国永久居留权，24.4%拥有长期居留签证，31.6%拥有短期居留签证。
该书指出，这组数据说明，参与该项调查的海归大多有国外长期合法居留证件，而这些高端海归人才不一定是彻底归国的“海龟”，而是在中国与国外接轨的大背景下，往返于国内外的“海鸥”。
1978年至2011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81.84万人，许多回国者成为促进祖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已有一些地方专门为吸引“海鸥”来工作而推出各种优惠政策，被称为“海鸥计划”。2011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了18万6200人，比2010年增长38.08%，可以预见未来回国创业人数还将不断增多。
在日华人中也有很多“海鸥”，他们有的乐在其中，也有的吃尽苦头，作为一种新生族群，他们既提示着一种新的生活与事业的方式，也展示了文化的适应与再适应的艰难。
乐此不疲的“海鸥”们
旅日华人中也有不少海鸥。他们的特点是在拿到归化或永住签证后，大胆开拓事业，构建中日两地之间的桥梁。但由于两地生活和教育情况等问题，很多人都将家庭安顿在日本，而自己则在两地间飞来飞去。
今年36岁的夏军来自上海，在拿到永住签证后，他努力开办公司，现在在大连设立了IP电话公司，但机器则放在日本，这就需要他在两地之间来回。夏军一家住在台场，小孩已经3岁了。他说这样的海鸥状态还将继续下去。
旅日华人摄影家周剑生也是一名“海鸥”。由于酷爱摄影，在拿到永住后他就辞去了在日本公司就职的工作，前往世界各地去拍摄世界遗产。刚开始全都是自掏腰包。近年来他的摄影成就有目共睹，在国内外都享有了一定名气。目前他的生活状态是3分之一在日本，3分之一在中国，三分之一在其他国家拍摄。与各国孔子学院以及日本驻中国的全日空、索尼这些企业都有合作业务的周剑生，近年来一直是飞来飞去的“海鸥”状态。比如说索尼公司推出一款新相机，就邀请他使用新相机去国外拍摄，随后在发布新商品时展示他用该改款相机拍摄的作品。将拍摄世界遗产视为毕生乐事的周剑生，家也在日本。妻子在日本的企业工作，女儿已经入读初中。据他妻子介绍道，周剑生仿佛与生命赛跑，拿到一架新相机，独自四处去拍摄，很多时候餐风露宿，很不安全，她很希望丈夫尽快结束“海鸥”生活。
开办日语学校“亚细亚学友会”的叶维英校长，这两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由于她熟识贸易和打开市场的工作，因此在上海开设了咨询公司，专门帮助日本企业进入中国。而回到日本，她既是语言学校的校长，也是化妆品公司的顾问。在两地之间忙碌地飞行。
40岁的陈先生是东北人，做软件行业，在上海和大连设有公司。据说这一行存在不少“海鸥”，特点是在日本接单，回国内订做。
在日“海鸥”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人的家都安在日本，即使有时候全家去了中国，但一到小孩要升学时，考虑到教育的连贯性，常常要忍受家人分离，由妻子带小孩回日本定居。
陈先生家住横滨，有上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孩子。由于大半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一度是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但眼看小的孩子要上学了，而考虑到中国的课业压力，还是让妻儿回日本生活。
陈先生告诉记者，海归人员逐渐形成“海鸥”趋势，一个是国内大城市房价太高，考虑到居住和生活环境，很多人不具备在国内安一个舒适的家的条件。另一个就是小孩的教育问题。比较了两地的教育之后，感觉还是日本更人性化，更宽松，可以让小孩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很多家庭选择了家在日本，事业在中国。
“候鸟生活”越来越自由
老顾原在日本一家地方大学里教书，收入也算丰厚。但是在日本教书久了，觉得现在的日本学生对学问没有热情，也没有好奇心，教书完全是一种单向传授，学生们对他的教授没有什么反映，不论怎样认真备课，都得不到回应，因此他觉得很没劲儿。
正好中国广东有一家新建大学招揽人才，老顾就去应聘，经过考察，老顾觉得这家大学对自己更加适应，大学也同意聘他为该大学教授。于是老顾决定回国。
但是毕竟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有种种留恋，也希望有机会能来日本观光、交流，同时他也在日本拿到永住资格，因此他在日本留下了住址，保留了永住资格。
这样做对老顾来说显得很方便，他一有空就可以带着家眷来日本玩。像海鸥一样飞来飞去。同时他也在中国大显身手，成为他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很强烈，对他的教学热心提问，积极讨论，老顾也觉得自己回国教书为正解，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在学生中找到了众多知音。
由于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老顾虽然身为“海鸥”，但却很久没去日本，颇有“乐不思蜀”的感觉。
有一次，老顾要到日本去搞学术交流，他还以为会像以前一样来去无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他被告知再入国许可的有效期限过期了，永住资格已经无效。
老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机场入国管理局对他还比较照顾，又给了他三年的在留资格，总算成全了老顾的这次学术交流。
“永住”变“三年”，使老顾感到有些后悔，后悔忘掉了在日本的驻华领使馆去更新再入国手续。
随着中国到日本旅游客人的不断增多，日本开始不断放宽中国人来日签证。
日本政府在2009年7月1日对中国部分省市公民开放个人旅游签证，但申请人年收入必须在25万元人民币以上，或通过其他严格的经济条件审核。
2010年，日本政府将中国个人游申请条件“必须年收入在25万元人民币”改为是否持有信用卡为标准，日本政府还增加了办理赴日旅游签证申请的机构，除了以前的驻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使领馆外，又增加了驻沈阳、大连、青岛和重庆的总领馆，并将可办理赴日旅游签证的旅行社由约50个增至约300个。
2011年7月1日起，对访问冲绳的中国人个人游客中有充分经济能力的个人及其家属发给数次签证。发行旅游数次签证在日本还属首次。 这个数次签证的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可以多次自由访日，每次滞在期间为90天，比以往的个人旅游签证(15天)大大延长。
从今年7月1日起，日本政府面向赴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等东日本大地震灾区观光的中国游客，正式开始办理多次往返签证手续。
这些旅日签证的大大放宽，也使老顾很振奋，凭他的经济条件，拿到访日旅游签证和多次签证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他想当“海鸥”，再也不需要在日本保留永住资格，也不用留地址办签证，政策变宽，“海鸥”的“候鸟生活”也更加自由了。
留日“海鸥”遭遇第二次文化冲击
随着中国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大幅开放、中日往来手续不断简便，留日“海龟”变“海鸥”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不胜枚举。不过，希望成为在中日之间自由迁徙、如鱼得水的“海鸥”，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的。这需要适应中日两国的国情和文化大环境，也需要了解中日两国具体工作单位的小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要看“海鸥”自身的性格、人生观、心态和适应能力。
事实上，留日“海鸥”兴致勃勃的选择回国，却在快速变化的中国遭遇到第二次文化冲击，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日本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已经成为“海龟”变“海鸥”过程中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新变数。
李治平(化名)80年代来日留学，是新华人中的留学前辈。他在日学成后，踌躇满志之余有了回国效力的念头。李治平在海归潮刚刚兴起的1999年应邀回到东北某省，出任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领风气之先。李先生当初干劲十足，以在日本学到的细腻办事方式给行政部门提出了改善意见，但是这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基本上行不通。李治平提出的改革方案石沉大海，或如拳击手击中了海绵，无声无息，不痛不痒。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李治平终于读懂了周围的空气：留学日本，取得学位，又怎么样？别以为海归就可以把自己当个腕，在这里没人把你当根葱。
李治平曾经向日本的导师吐露过这些烦恼，导师叫他不如重回日本，还是到学校里教学研究比较轻松。但李治平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只是个例，自己在追求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应该有用武之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经过联系，李治平又在邻省找到了工作，希望能够施展抱负。但是，情况依然不如人意——作为“海龟”被引进的李治平有侃侃而谈的讲台，却没有半点脚踏实地干活的平台。实践证明，在日本浸淫日久的李治平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官场风气和做事方式，他的终极角色不过是地方政府引进高级人才的国际化点缀，而不是可以施展拳脚的独行侠。
当李治平从第二次文化冲击中觉醒过来时，他不得不选择飞回日本。2007年，他回到日本，却因导师已经退休而难以重回大学校园。李治平海归八年，也浪费了人生中最有干劲和抱负的八年。目前，他在日本开设了一家小公司，安身没有问题，但要做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立命，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看来都不容易。从“海归”到“海鸥”，李治平的感触是“做事先做人”，到哪里都一样吧。
宋文慧(化名)小姐在日留学、工作八年，受到日本长期停滞与压抑社会环境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受够了。她在2008年选择回国，希望重新呼吸家乡那熟悉的自由气息，感受越冬的活力。不过，宋小姐回国后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周围环境很喧嚣，大家都急着赚钱，再也感受不到在日本那种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的气氛。在中国的同龄人和同学们大都结婚了，宋文慧日益感到缺少知心玩伴，形单影孤。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年过30的宋文慧受到父母和家人“逼婚”，仿佛女人剩在这个世界上如同犯罪，在中国剩女难当啊。
为了尽快摆脱中国式的人情围剿和生活空间上的压抑，宋小姐进了一家国际企业，并在去年被派回日本分社工作。重回日本后，宋文慧如释重负，重新感受到日本人不给他人添麻烦、不多管他人闲事的处世之道的好处。在中国，虽然社会大环境看起来天高任鸟飞，但是人人互相攀比之风让人颇感压抑；在日本，虽然社会大环境看起来有些压抑，但是人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又让人感到自由。宋小姐从“海龟”重回“海鸥”，她感到人生需要重新定位了。
从最早人们将留学归来者称作“海龟”（谐音“海归”），到现在将国内外频繁往来者叫“海鸥”，中国的“海产”家族成员不断扩大，每个新成员的登场，也都代表了出国潮与回国群体的状态变化。中国第一本重点研究海归群体回国创业及发展的蓝皮书日前在北京发布。蓝皮书显示，超过四成中国海归人才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他们已经未必是彻头彻尾的“海龟”，而是业务跨越东西方，在中国内外飞来飞去的“海鸥”。
这份名为《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的蓝皮书，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共同完成。蓝皮书显示，在中国海归人才中，20.8%已成为外国公民，23.2%持外国永久居留权，24.4%拥有长期居留签证，31.6%拥有短期居留签证。
该书指出，这组数据说明，参与该项调查的海归大多有国外长期合法居留证件，而这些高端海归人才不一定是彻底归国的“海龟”，而是在中国与国外接轨的大背景下，往返于国内外的“海鸥”。
1978年至2011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81.84万人，许多回国者成为促进祖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已有一些地方专门为吸引“海鸥”来工作而推出各种优惠政策，被称为“海鸥计划”。2011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了18万6200人，比2010年增长38.08%，可以预见未来回国创业人数还将不断增多。
在日华人中也有很多“海鸥”，他们有的乐在其中，也有的吃尽苦头，作为一种新生族群，他们既提示着一种新的生活与事业的方式，也展示了文化的适应与再适应的艰难。
乐此不疲的“海鸥”们
旅日华人中也有不少海鸥。他们的特点是在拿到归化或永住签证后，大胆开拓事业，构建中日两地之间的桥梁。但由于两地生活和教育情况等问题，很多人都将家庭安顿在日本，而自己则在两地间飞来飞去。
今年36岁的夏军来自上海，在拿到永住签证后，他努力开办公司，现在在大连设立了IP电话公司，但机器则放在日本，这就需要他在两地之间来回。夏军一家住在台场，小孩已经3岁了。他说这样的海鸥状态还将继续下去。
旅日华人摄影家周剑生也是一名“海鸥”。由于酷爱摄影，在拿到永住后他就辞去了在日本公司就职的工作，前往世界各地去拍摄世界遗产。刚开始全都是自掏腰包。近年来他的摄影成就有目共睹，在国内外都享有了一定名气。目前他的生活状态是3分之一在日本，3分之一在中国，三分之一在其他国家拍摄。与各国孔子学院以及日本驻中国的全日空、索尼这些企业都有合作业务的周剑生，近年来一直是飞来飞去的“海鸥”状态。比如说索尼公司推出一款新相机，就邀请他使用新相机去国外拍摄，随后在发布新商品时展示他用该改款相机拍摄的作品。将拍摄世界遗产视为毕生乐事的周剑生，家也在日本。妻子在日本的企业工作，女儿已经入读初中。据他妻子介绍道，周剑生仿佛与生命赛跑，拿到一架新相机，独自四处去拍摄，很多时候餐风露宿，很不安全，她很希望丈夫尽快结束“海鸥”生活。
开办日语学校“亚细亚学友会”的叶维英校长，这两年有一半时间在上海。由于她熟识贸易和打开市场的工作，因此在上海开设了咨询公司，专门帮助日本企业进入中国。而回到日本，她既是语言学校的校长，也是化妆品公司的顾问。在两地之间忙碌地飞行。
40岁的陈先生是东北人，做软件行业，在上海和大连设有公司。据说这一行存在不少“海鸥”，特点是在日本接单，回国内订做。
在日“海鸥”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数人的家都安在日本，即使有时候全家去了中国，但一到小孩要升学时，考虑到教育的连贯性，常常要忍受家人分离，由妻子带小孩回日本定居。
陈先生家住横滨，有上初中和小学的两个孩子。由于大半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一度是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但眼看小的孩子要上学了，而考虑到中国的课业压力，还是让妻儿回日本生活。
陈先生告诉记者，海归人员逐渐形成“海鸥”趋势，一个是国内大城市房价太高，考虑到居住和生活环境，很多人不具备在国内安一个舒适的家的条件。另一个就是小孩的教育问题。比较了两地的教育之后，感觉还是日本更人性化，更宽松，可以让小孩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很多家庭选择了家在日本，事业在中国。
“候鸟生活”越来越自由
老顾原在日本一家地方大学里教书，收入也算丰厚。但是在日本教书久了，觉得现在的日本学生对学问没有热情，也没有好奇心，教书完全是一种单向传授，学生们对他的教授没有什么反映，不论怎样认真备课，都得不到回应，因此他觉得很没劲儿。
正好中国广东有一家新建大学招揽人才，老顾就去应聘，经过考察，老顾觉得这家大学对自己更加适应，大学也同意聘他为该大学教授。于是老顾决定回国。
但是毕竟在日本生活多年，对日本有种种留恋，也希望有机会能来日本观光、交流，同时他也在日本拿到永住资格，因此他在日本留下了住址，保留了永住资格。
这样做对老顾来说显得很方便，他一有空就可以带着家眷来日本玩。像海鸥一样飞来飞去。同时他也在中国大显身手，成为他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很强烈，对他的教学热心提问，积极讨论，老顾也觉得自己回国教书为正解，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在学生中找到了众多知音。
由于工作顺利，心情舒畅，老顾虽然身为“海鸥”，但却很久没去日本，颇有“乐不思蜀”的感觉。
有一次，老顾要到日本去搞学术交流，他还以为会像以前一样来去无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他被告知再入国许可的有效期限过期了，永住资格已经无效。
老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机场入国管理局对他还比较照顾，又给了他三年的在留资格，总算成全了老顾的这次学术交流。
“永住”变“三年”，使老顾感到有些后悔，后悔忘掉了在日本的驻华领使馆去更新再入国手续。
随着中国到日本旅游客人的不断增多，日本开始不断放宽中国人来日签证。
日本政府在2009年7月1日对中国部分省市公民开放个人旅游签证，但申请人年收入必须在25万元人民币以上，或通过其他严格的经济条件审核。
2010年，日本政府将中国个人游申请条件“必须年收入在25万元人民币”改为是否持有信用卡为标准，日本政府还增加了办理赴日旅游签证申请的机构，除了以前的驻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使领馆外，又增加了驻沈阳、大连、青岛和重庆的总领馆，并将可办理赴日旅游签证的旅行社由约50个增至约300个。
2011年7月1日起，对访问冲绳的中国人个人游客中有充分经济能力的个人及其家属发给数次签证。发行旅游数次签证在日本还属首次。 这个数次签证的有效期为3年，在此期间可以多次自由访日，每次滞在期间为90天，比以往的个人旅游签证(15天)大大延长。
从今年7月1日起，日本政府面向赴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等东日本大地震灾区观光的中国游客，正式开始办理多次往返签证手续。
这些旅日签证的大大放宽，也使老顾很振奋，凭他的经济条件，拿到访日旅游签证和多次签证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他想当“海鸥”，再也不需要在日本保留永住资格，也不用留地址办签证，政策变宽，“海鸥”的“候鸟生活”也更加自由了。
留日“海鸥”遭遇第二次文化冲击
随着中国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大幅开放、中日往来手续不断简便，留日“海龟”变“海鸥”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不胜枚举。不过，希望成为在中日之间自由迁徙、如鱼得水的“海鸥”，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的。这需要适应中日两国的国情和文化大环境，也需要了解中日两国具体工作单位的小环境，当然更重要的要看“海鸥”自身的性格、人生观、心态和适应能力。
事实上，留日“海鸥”兴致勃勃的选择回国，却在快速变化的中国遭遇到第二次文化冲击，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日本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已经成为“海龟”变“海鸥”过程中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新变数。
李治平(化名)80年代来日留学，是新华人中的留学前辈。他在日学成后，踌躇满志之余有了回国效力的念头。李治平在海归潮刚刚兴起的1999年应邀回到东北某省，出任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领风气之先。李先生当初干劲十足，以在日本学到的细腻办事方式给行政部门提出了改善意见，但是这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基本上行不通。李治平提出的改革方案石沉大海，或如拳击手击中了海绵，无声无息，不痛不痒。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李治平终于读懂了周围的空气：留学日本，取得学位，又怎么样？别以为海归就可以把自己当个腕，在这里没人把你当根葱。
李治平曾经向日本的导师吐露过这些烦恼，导师叫他不如重回日本，还是到学校里教学研究比较轻松。但李治平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只是个例，自己在追求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应该有用武之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经过联系，李治平又在邻省找到了工作，希望能够施展抱负。但是，情况依然不如人意——作为“海龟”被引进的李治平有侃侃而谈的讲台，却没有半点脚踏实地干活的平台。实践证明，在日本浸淫日久的李治平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官场风气和做事方式，他的终极角色不过是地方政府引进高级人才的国际化点缀，而不是可以施展拳脚的独行侠。
当李治平从第二次文化冲击中觉醒过来时，他不得不选择飞回日本。2007年，他回到日本，却因导师已经退休而难以重回大学校园。李治平海归八年，也浪费了人生中最有干劲和抱负的八年。目前，他在日本开设了一家小公司，安身没有问题，但要做到实现人生价值的立命，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看来都不容易。从“海归”到“海鸥”，李治平的感触是“做事先做人”，到哪里都一样吧。
宋文慧(化名)小姐在日留学、工作八年，受到日本长期停滞与压抑社会环境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受够了。她在2008年选择回国，希望重新呼吸家乡那熟悉的自由气息，感受越冬的活力。不过，宋小姐回国后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周围环境很喧嚣，大家都急着赚钱，再也感受不到在日本那种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的气氛。在中国的同龄人和同学们大都结婚了，宋文慧日益感到缺少知心玩伴，形单影孤。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年过30的宋文慧受到父母和家人“逼婚”，仿佛女人剩在这个世界上如同犯罪，在中国剩女难当啊。
为了尽快摆脱中国式的人情围剿和生活空间上的压抑，宋小姐进了一家国际企业，并在去年被派回日本分社工作。重回日本后，宋文慧如释重负，重新感受到日本人不给他人添麻烦、不多管他人闲事的处世之道的好处。在中国，虽然社会大环境看起来天高任鸟飞，但是人人互相攀比之风让人颇感压抑；在日本，虽然社会大环境看起来有些压抑，但是人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又让人感到自由。宋小姐从“海龟”重回“海鸥”，她感到人生需要重新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