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孙辉）7月12日，在法政大学举行的“构筑东亚共生模型”讨论会上，北京大学王新生教授作了题为《中日相互认识和民族主义》的演讲。王新生在演讲中指出，中日间民族主义情绪有3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日双方都在进行的改革。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个方面的过渡。第一个过渡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工业化到情报化的过渡，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情报化就上来了，中国的手机、计算机用的比谁都多，中国现在有3亿部手机，应用因特网的人达到1亿左右；第三个过渡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是最困难的一个过渡。
    而日本开国也是很艰难的，经历了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平成改革。改革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还包括国民、心理、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日本人分析中国时讲，中国社会改革的急剧变化引起中国人的紧张情绪，很容易通过反日的渠道表现出来。日本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也会怪中国劳动力太便宜，结果日本产业空洞化，就业不足，内需扩大不了。这也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淡化了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必然会产生强烈矛盾。技术、资本、商品等的自由流通对发展中国家必定带来冲击。另外，廉价劳动力、移民问题、国际犯罪、能源问题等对发达国家冲击也很大。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全球化，就有民族主义。为迎合全球化的需求，中日双方改革引起的利益丧失和社会紧张情绪加上宣传等原因，在某种冲突时很容易转化成一种对外的民族主义。
    第三个原因是国际职能的转化。中日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从友好到合作，从摩擦到合作，从对立到合作，但近10年的变化让两国关系变得非常严峻。中国渐渐向经济大国转变，日本则向政治大国发展。在传统意识里，日本看中国是一个贫穷的邻国，中国看日本是一个小国，这种对抗意识也容易引起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