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由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日本问题专家、核专家共同完成的《日本发展报告（2012）》（《日本蓝皮书》），2012年5月4日在京发布。本书主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社会科文献出版社代总编辑杨群，以及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领导和蓝皮书的作者代表在发布会上致辞。在京日本研究的学者代表等数十人出席会议。
《日本发展报告（2012）》聚焦于“东日本大地震：日本如何超越国难”，对2011年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了回顾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做了展望，书中还收录了2011年日本大事记。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战后遭遇的最大灾难，使日本的国运走到一个节点并面临考验。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在预算和法制方面制定了配套方案，但仍旧面临灾后重建、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处理、灾区清除污染等一系列有待落实和解决的问题。民主党政权在经受救灾考验的同时执政能力受到质疑，不得不在2011年9月进行首相更迭。“3·11”国难使日本的经济增长和财政重建面临更大的困难，围绕民主党政权推出的提高消费税法案，日本朝野正在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博弈。相对于动荡不安的内政，日本在外交安全方面最终确立了对外战略，继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安全传统，并借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施展多元布局。日本政府将2012年视为“日本再生元年”，在着力于灾后重建、核事故处理和重建日本经济的同时，将全面推进社保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并启动结构调整。日本政局将持续动荡，政党政治可能出现分化重组，而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将为民主党政权增添政治筹码。
《日本蓝皮书（2012）》认为，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国内产业供应链断裂，使日本经济增长和财政重建面临更大的困难。但由于日本产业实力雄厚，企业应对及时，在较短时间里拉动了宏观经济的V型复苏。
《日本蓝皮书（2012）》对日本国民在特大天灾人祸面前的坚忍淡定和失落原因给予分析。同时指出，大地震特别是核泄漏事故对日本社会和国民心理的冲击巨大。而老龄化趋势、社会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则暴露出日本社会诸多结构性问题。
《日本蓝皮书（2012）》指出，展望2012年，作为“再生元年”，日本将致力于灾后重建、核事故处理，特别是受大地震影响和日元升值、电力不足引发的新一轮日本产业海外转移值得关注。日本将全面推进社保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并启动结构调整。日本政局还将持续动荡，政党政治可能出现分化重组。而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构建日美同盟为主的东亚新安全框架，将为民主党政府增添政治筹码。迎来“不惑之年”的中日两国，亦将把“战略互惠”作为相互关系的基本取向。
书中具体观点如下：
（一）日本政局未因复合型灾害发生而得以稳定
蓝皮书认为，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害的发生，使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经受严峻考验。虽然日本在抗震救灾方面经验丰富且各职能机构人员大多训练有素，但是当“预想外”危机远超出按部就班的“平常时”和“平常事”时，却暴露出回避责任的作风和决策程序的低效等问题。首相菅直人因遭到指挥不得力、协调不到位的指责而被迫辞职。民主党政权在执政满两年时推出了第三任首相，日本再次延续一年一换首相的政治局面。由于首相的更迭并不能使政治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日本政治在低水平徘徊的状态还将继续。此刻的政治重组动向特别值得注意。在2011年，日本长期动荡的政局即便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也未有改善，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博弈极为失望与厌烦，而民众的失意为新兴政党、地方性政党以及新型政治留出了成长的空间，政治改革的风潮和极端主义的风潮都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出现。
（二）灾后在法律和资金方面采取了配套措施
蓝皮书指出，2011年6月20日，国会通过了《复兴基本法》，7月29日直属内阁的“复兴对策本部”推出了《复兴基本方针》。根据上述法律和方针，专门设立复兴厅，负责灾后重建计划的立项、协调和落实工作；建立“复兴特区”制度，指定受灾严重的227个市町村为特区制度适用对象，五年之内在厂房店铺建设用地和税收方面采取放宽规制、简化手续、减免法人税等特例措施；发行“复兴特别国债”，以确保灾后重建的经费来源，专门用于灾区基础设施的恢复、灾民生活的补贴、污染土地的购入等；设立“灾后重建转移支付”，增加对灾区的财政转移，主要用于对受灾企业和个人在法人税和所得税方面的减免或返还、核污染地区失业人员的“休业补偿”等。为应对核污染地区人员疏散转移，日本国会制定特别法，为转移居住的灾民在户口登记、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法律保护；修改地方税法，对警戒区内的土地房屋免除固定资产税等。根据日本政府的计划设想，灾后重建的最终实现大约需要十年的时间，前五年为“集中重建期”，其间政府将投入19万亿日元，十年大约共投入23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前三次补充预算为灾后重建安排了15万亿项目经费，全部四次补充预算和2012财年相关预算加在一起，一共安排了18万亿日元的灾后重建项目费。
（三）经济指标预示灾后重建中经济增长存在变数
蓝皮书强调，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日本经济在201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随着工矿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突发性电力短缺的逐步缓解，第三季度出现明显的V形增长，但受欧债危机、日元升值和泰国大洪水的影响，第四季度的复苏速度放缓。根据民间机构、央行和政府的预测，2012年将会出现1.9%-2.2%的增长。根据日本内阁府2012年3月8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1-12月日本实际GDP增长-0.7%，其中民间需求、公共需求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0.2%、0.3%和-0.8%。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日本贸易收支时隔31年出现1.61万亿日元赤字，为1980年财务省开始贸易统计以来首次赤字。在经常项目收支中，由于日本企业在新兴国家营业利润和利息收入的增加，投资收益所得比上年攀升19.9%，达到14.30万亿日元，使得2011年日本经常收支保持9.63万亿日元的盈余，但规模比上年减少43.9%，为1985年以来最大降幅。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债危机、日元升值、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产业链断裂，以及为弥补核泄漏事故所导致的电力短缺而增加燃料进口等，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战后走过的日本特色的立国之路已经接近尽头，日本经济模式进入历史拐点。有学者预测，2012年日本经济虽然会实现2%左右的增长，但由于通货紧缩仍将持续，因此灾后重建的增长不会持久，况且以建筑和土木工程为主的灾后重建项目并非灾区期待的就业类型，也非灾区想着力打造的产业结构。
（四）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财政结构更加恶化
蓝皮书指出，日本政府在2011年推出了史上最庞大的财政预算，总额高达92.4万亿日元，其中新增国债为44.3万亿日元，国债依存度为47.9%，而这个预算实际上是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就已经制定的。其后，基于灾后重建的需要，日本政府于2011年4月、7月、10月和12月相继四次推出补充预算，规模分别为4.2万亿、2.1万亿、12.1万亿和2.5万亿，总额达20.9万亿日元，其中用于救灾和重建的相关预算约18万亿日元，约占GDP的4%。2012年的一般财政预算为90.3万亿日元，其中新增国债44.24万亿日元，国债依存度为49%。除一般财政预算外，2012年的特殊财政预算为3.7754万亿日元，该预算收入来自复兴特别税和复兴国债，主要用于灾后重建。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10-2012三年的财年预算结构表明，新增国债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税收，日本政府在重建公共财政方面越来越艰难。日本财务省预计，在2012财年底（即2013年3月底），中央和地方的长期债务余额将达到937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年度财政预算的十倍。在财政恶化的严峻形势下，日本政府急于在2012年国会通过提高消费税的相关法案，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进社保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日本下滑的国运将很难扭转。
（五）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提升了日本战略存在感
蓝皮书说，玄叶光一郎在讲话中说：“奥巴马总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针，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安全的优先顺序，将亚太地区放在最优先地位。我认为，美国的这一新立场，对于不论以往还是今后都一贯把在亚太地区的日美合作定位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日本而言，提供了极其令人深受鼓舞的方向性。”在2011年，美国已经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稳住了日本这个首要同盟；通过“3·11”大地震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通过日美“2+2”会议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日本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作为战略机遇，利用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积极介入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行动，举行或参与多项军演，宣布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积极显示其战略支撑点的作用。
(六）中日关系“脆弱性和强韧性”依旧同在
蓝皮书认为，尽管日本在对华外交上有基本共识，即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但是，对华关系的两面性在2011年里更加凸显。2011年，日本全面介入南海事务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强化西南防务部署并举行大规模的西南诸岛军事演习；进一步加强了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企业押注中国市场，对华直接投资达到63.5亿美元，同比增长49.7%，累计总额已经达到800亿美元；等等。日本对华关系的两面性短期内不可扭转，日本对华矛盾心理亦无法消除，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和强韧性”依旧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