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
北京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往美国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在美国去世。中共官媒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在大陆其他媒体集体噤声之际，9日首开“绿灯”围绕由方励之逝世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被外界视作“难得的进步”。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9日发表题为《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的社评，文章在承认方励之科学领域成就的前提下，对其后来因从事政治对抗并受到美国驻华使馆庇护的结果予以简括。“自近代以来，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在中国被习惯性看成很有分量的力量生成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在方励之前后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
西方对中国异见人士的庇护之所以会持续推进，文章将主因归于中国自身的不断强大。“当中国弱的时候，外部力量通过支持、庇护中国内部的各路精英而影响中国”，而且近乎成为一种模式。“当中国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并且与外部力量没有形成政治对立时，外部的这种庇护会相对单纯些。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渐崛起，这种庇护很快走形，成为外部力量与中国做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
文章在谈及异见人士在海外遭遇及地缘政治竞争等问题时表示，“方励之们”逆历史行终而“空耗个人才干和生命”的结果，是与中国前进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换言之，“他们的追求和用力与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子，甚至完全相逆”。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影响迅速溃散”、被西方轻视直至抛弃。
作为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再度挑起了中共在六四问题上会否态度转向的讨论。专研人权议题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廖福特推崇方励之有人权理念的真诚实践者，也呼吁中共当局应真实面对六四事件，尽速处理历史伤口，避免由此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而在发出“吁请”的同时，廖福特也就中共必须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建言，称“中共当局总有一天要重新定位六四”，需得尽快“真诚面对”方可避免历史伤口的进一步恶化。
无独有偶，围绕六四展开的中共管控问题的讨论中，与廖福特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同样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王丹。此前，在方励之逝世同一天，王丹和吾尔开希等数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言外之意是，中共与异见人士并非外界一贯以为的“水火不容”关系，有了一方竭力促成对话的举动，再加上另一方的“真诚面对”，西方国家见缝插针式的政治干预企图或将破灭。
不过，如《环球时报》9日社评所言，西方的庇护作为，是出于“维持、放大他们针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对抗力量，增加与中国博弈杠杆”的考量。如果中国一味地在意或放大这一对抗力量和博弈杠杆造成的政治后果，反倒间接促成了其渲染敌对情绪的意图。适当地给西方舆论以松绑，中国自身的姿态才会逐渐呈现出来，进而发力发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官媒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能在大陆媒体普遍噤声的关头对方励之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共的进步。毕竟，历史已成既定事实，不会因为方励之的离去或是更多方励之们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与其让西方媒体抓住零星由头大做文章，不如把问题置于广场之中，给当下亟待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一个机会。诚如众所力推的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作为遗留问题，越往后推越难接近事实，被演义和渲染的空间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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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评方励之逝世
天体物理学家、著名异见人士方励之4月7日在美逝世，西方媒体在回望方的个人际遇之中都隐寓着惋惜的意味，评论方励之的同时，西方媒体报道的言语间夹着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现状的评论。
《纽约时报》4月7日的报道高度评价方励之，称之为“睿智的科学家”，并且称方励之在早年是中共的忠实追随者。但是，正是方励之所呼吁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催生了1989年学运的短暂春天。历次政治风潮中的起起伏伏并没有耗竭他的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甚至是到了西方之后还抗议美国政府以一种降格的人权标准来要求中国。
文章回顾了26年前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人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比如思考与被教育的权利、结婚的权利。但是，中国则认为这些权利是威胁的。如果我们处于我们所说的民主社会中，这些权利应该比别的地方更加坚固。但是，目前这只是抽象理论。”
《华尔街日报》4月8日分别刊登两篇文章报道方励之的去世，报道认为方励之论政治自由化的言论是上世纪80年代民运的“最重要的启示”。他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耸动人心的演说中公开倡导全盘的政治改革，并因此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一位资深中国观察家表示方是一位“纯粹的人”，“他不会虚与委蛇地迎合官方的路线。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遭遇突显出那个时代对中共的容忍是多么的难以置信。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你会认为他太不识时务了。”后来在时任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邓小平的秘密会晤中，邓提出美国要方励之写一份自供书，而方则出具了一份自己的政治信念及未来规划，“没有一个字认错，也没有一个字认罪”。
而另一篇报道则题为《方励之与自由》，报道认为，方励之与中共统治下的第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今天，对政府的冷嘲热讽已经是惯常的事情，但是嫌少有活动价以及人权分子情愿冒个人危险，推动此类活动。
路透社指出方励之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挑战马克思主义权威的激进言论以及对中共的尖锐态度触怒了中共高层，终于在1987年成为邓小平钦定的异见分子而开除出共产党。他在流亡西方之后依然坚持要求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对中国施压。
对于方励之趋势，法新社称，方励之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方励之是中国的“萨哈罗夫”。另外，方励之去世，台湾学者称方励之是“人权理念的真诚实践者“，同时他们也呼吁中国当局应真实面对六四事件，尽快处理历史伤口，才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历史不会被改写，历史真相不会一直被掩盖，历史伤口也应该尽速处理，否则对社会将产生负面影响。日本人不愿面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但德国人则坦然面对与保存当年那段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还给犹太人公道，所以德国社会与民族的发展都比较健康。
美联社引述89学运领袖王丹认为，方励之启迪了整整一代人，“唤醒了人民内心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总有一天中国会以有方励之这样的人而自豪”。
BBC在简评中引述了方励之的1986年11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坚持“民主是自下而上的，绝非自上而下”，还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件必须扔掉的破烂衣服”。
北京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往美国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在美国去世。中共官媒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在大陆其他媒体集体噤声之际，9日首开“绿灯”围绕由方励之逝世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被外界视作“难得的进步”。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9日发表题为《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的社评，文章在承认方励之科学领域成就的前提下，对其后来因从事政治对抗并受到美国驻华使馆庇护的结果予以简括。“自近代以来，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支持，在中国被习惯性看成很有分量的力量生成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在方励之前后去美国的那批对抗者后来都一事无成，渐被中国社会遗忘，其中一些默默客死他乡。”
西方对中国异见人士的庇护之所以会持续推进，文章将主因归于中国自身的不断强大。“当中国弱的时候，外部力量通过支持、庇护中国内部的各路精英而影响中国”，而且近乎成为一种模式。“当中国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并且与外部力量没有形成政治对立时，外部的这种庇护会相对单纯些。但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渐崛起，这种庇护很快走形，成为外部力量与中国做地缘政治竞争的手段。”
文章在谈及异见人士在海外遭遇及地缘政治竞争等问题时表示，“方励之们”逆历史行终而“空耗个人才干和生命”的结果，是与中国前进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换言之，“他们的追求和用力与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子，甚至完全相逆”。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影响迅速溃散”、被西方轻视直至抛弃。
作为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再度挑起了中共在六四问题上会否态度转向的讨论。专研人权议题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廖福特推崇方励之有人权理念的真诚实践者，也呼吁中共当局应真实面对六四事件，尽速处理历史伤口，避免由此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而在发出“吁请”的同时，廖福特也就中共必须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建言，称“中共当局总有一天要重新定位六四”，需得尽快“真诚面对”方可避免历史伤口的进一步恶化。
无独有偶，围绕六四展开的中共管控问题的讨论中，与廖福特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同样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王丹。此前，在方励之逝世同一天，王丹和吾尔开希等数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言外之意是，中共与异见人士并非外界一贯以为的“水火不容”关系，有了一方竭力促成对话的举动，再加上另一方的“真诚面对”，西方国家见缝插针式的政治干预企图或将破灭。
不过，如《环球时报》9日社评所言，西方的庇护作为，是出于“维持、放大他们针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对抗力量，增加与中国博弈杠杆”的考量。如果中国一味地在意或放大这一对抗力量和博弈杠杆造成的政治后果，反倒间接促成了其渲染敌对情绪的意图。适当地给西方舆论以松绑，中国自身的姿态才会逐渐呈现出来，进而发力发热。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官媒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能在大陆媒体普遍噤声的关头对方励之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共的进步。毕竟，历史已成既定事实，不会因为方励之的离去或是更多方励之们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与其让西方媒体抓住零星由头大做文章，不如把问题置于广场之中，给当下亟待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一个机会。诚如众所力推的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作为遗留问题，越往后推越难接近事实，被演义和渲染的空间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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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评方励之逝世
天体物理学家、著名异见人士方励之4月7日在美逝世，西方媒体在回望方的个人际遇之中都隐寓着惋惜的意味，评论方励之的同时，西方媒体报道的言语间夹着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现状的评论。
《纽约时报》4月7日的报道高度评价方励之，称之为“睿智的科学家”，并且称方励之在早年是中共的忠实追随者。但是，正是方励之所呼吁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催生了1989年学运的短暂春天。历次政治风潮中的起起伏伏并没有耗竭他的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甚至是到了西方之后还抗议美国政府以一种降格的人权标准来要求中国。
文章回顾了26年前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人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比如思考与被教育的权利、结婚的权利。但是，中国则认为这些权利是威胁的。如果我们处于我们所说的民主社会中，这些权利应该比别的地方更加坚固。但是，目前这只是抽象理论。”
《华尔街日报》4月8日分别刊登两篇文章报道方励之的去世，报道认为方励之论政治自由化的言论是上世纪80年代民运的“最重要的启示”。他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耸动人心的演说中公开倡导全盘的政治改革，并因此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一位资深中国观察家表示方是一位“纯粹的人”，“他不会虚与委蛇地迎合官方的路线。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遭遇突显出那个时代对中共的容忍是多么的难以置信。如果你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你会认为他太不识时务了。”后来在时任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邓小平的秘密会晤中，邓提出美国要方励之写一份自供书，而方则出具了一份自己的政治信念及未来规划，“没有一个字认错，也没有一个字认罪”。
而另一篇报道则题为《方励之与自由》，报道认为，方励之与中共统治下的第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今天，对政府的冷嘲热讽已经是惯常的事情，但是嫌少有活动价以及人权分子情愿冒个人危险，推动此类活动。
路透社指出方励之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挑战马克思主义权威的激进言论以及对中共的尖锐态度触怒了中共高层，终于在1987年成为邓小平钦定的异见分子而开除出共产党。他在流亡西方之后依然坚持要求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对中国施压。
对于方励之趋势，法新社称，方励之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方励之是中国的“萨哈罗夫”。另外，方励之去世，台湾学者称方励之是“人权理念的真诚实践者“，同时他们也呼吁中国当局应真实面对六四事件，尽快处理历史伤口，才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历史不会被改写，历史真相不会一直被掩盖，历史伤口也应该尽速处理，否则对社会将产生负面影响。日本人不愿面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但德国人则坦然面对与保存当年那段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还给犹太人公道，所以德国社会与民族的发展都比较健康。
美联社引述89学运领袖王丹认为，方励之启迪了整整一代人，“唤醒了人民内心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总有一天中国会以有方励之这样的人而自豪”。
BBC在简评中引述了方励之的1986年11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坚持“民主是自下而上的，绝非自上而下”，还表示“马克思主义是件必须扔掉的破烂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