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了10余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终于踏出关键一步。3月19日至21日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在北京谈判，就《中日韩投资协定》文本所有遗留问题达成了实质一致，并草签了协定工作文本。三方表示，将尽快完成国内程序，以期尽早签署该协定。
俄罗斯之声3月22日报道说，日本政府确认，东京、首尔和北京已经就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达成了共识。5月中旬将走出下一步骤，三国领袖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开始就建立三边自由贸易区开始谈判。
中国经济网说，由于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中日韩投资协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业内专家一致称不便就《协定》中涉及的三方具体投资合作领域做出评述。至于协定最终签署是否会在“完成国内程序”时出现变数，受访专家表现乐观，直言变数不大。
“过去，无论是中日韩FTA建立可行性的研究，还是官产学共同研究，三国FTA总是停留在‘研究’上，如今终于走到了‘谈判’、‘协定’的层面，这绝对是对中日韩FTA建立关键性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说。
在最近5年时间里，三方一直在进行着投资合作方面的谈判。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了这一进程。三国政治和商界精英已然明白，通过共同努力、利用各自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此外，这还可以使大家和美国存在的经济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东京、首尔和北京正在更为积极地讨论将美元换成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想法。
形势逼人。此前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经开始运作。韩国和日本公司与台湾及来自东盟的企业家相比，不甘处于竞争劣势的状态。
在此之前，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承诺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并将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以改善三国贸易环境，同时还将成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
2011年4月25日，在杭州举行的东北亚名人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主旨演讲中建议加快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他说，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20%，人口达15亿。一旦达成自贸区协议，将成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中日就2012年力争尽早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达成共识。2012年1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中韩同意，“在韩方完成国内程序后立即启动中韩贸易区谈判”，“为推进中韩日自贸区建设共同做出努力”。
不过，宋泓也指出，中日韩三方就签订投资协定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中日韩FTA谈判将就此驶上快车道，毕竟三国经济合作仍存在一些客观问题需要调和，还需后期慢慢协商。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佳宁也说：“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知道，中国人经常拷贝很多有许可证的技术。因此，在这份协议中，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应该进行特别的书写。”
美国方面的立场想必也会产生影响。美国人会对建立如此庞大贸易区谈判的快速进展表示不快，要知道，这一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利益区。这种局面也有过前车之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当时就没有考虑过美国参与的事情。美方当时反应极为激烈。
影响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三个因素
2012年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3期孙建红文章说，有三个因素会使自贸区建设的道路非常曲折。
首先，就经济层面来说，三国对于建设什么样的自贸区的认识不尽相同。
在把哪些领域纳入谈判、各领域的自由化程度如何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三方分歧明显。相对于中国而言，日、韩在意的是农业领域，他们担心自贸区建成后本国农产品受冲击。相对于中、韩而言，日本在意的是把自贸区建成“高水平”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或者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FTA”，指的是通过货物流动、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竞争政策等各种合作或多领域合作来建立紧密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协定。它与一般FTA的区别在于涉及的领域多而且合作程度高，其中包括协调两国经济制度。通过缔结EPA，日本可以最大限度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比如把农产品等敏感物品排除在外、在对象国营造有利本国企业的投资环境等。其实质是利用自身优势打造自己主导的机制。正因为日本对中日韩自贸区“要求高”，所以它与中韩在目标的设定上需要慢慢磨合。
第二，中日韩自贸区在三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中定位不同。
三国都在努力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缔结自贸协定，并制定了路线图，但日韩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定位并不高，也就是说，并未摆在优先位置上。
韩国打出扩大“经济领土”的口号，为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着力与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缔结FTA，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兴趣不如前者。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把欧盟、澳大利亚、韩国作为优先缔结EPA的对象，中日韩自贸区位置靠后。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日本与印度缔结了EPA并已生效，目前日本正在进行谈判的有蒙古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等。可以看出，日本的谈判对象多为资源国等有利于维护其经济安全的国家。
第三，自贸区建设不只是经济合作，也是政治合作，需要高度的政治互信。
从日、韩已缔结自贸协定的对象国或选定的谈判对象来看，充分的政治互信是前提。从日本近年来不断巩固日美同盟、出台牵制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来看，政治上不信任中国的姿态十分明显。有舆论认为韩国不愿与日本缔结自贸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对日本不放心。另外，自贸协定缔结后，在获利方面，难免有大有小。日本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必然导致它非常在意中国获利是否比自己大。有关的利益得失计算需要花很长时间，而一旦得出中国获利更大的结论，将导致日本态度更消极。
俄罗斯之声3月22日报道说，日本政府确认，东京、首尔和北京已经就签署投资合作协议达成了共识。5月中旬将走出下一步骤，三国领袖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开始就建立三边自由贸易区开始谈判。
中国经济网说，由于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中日韩投资协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业内专家一致称不便就《协定》中涉及的三方具体投资合作领域做出评述。至于协定最终签署是否会在“完成国内程序”时出现变数，受访专家表现乐观，直言变数不大。
“过去，无论是中日韩FTA建立可行性的研究，还是官产学共同研究，三国FTA总是停留在‘研究’上，如今终于走到了‘谈判’、‘协定’的层面，这绝对是对中日韩FTA建立关键性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说。
在最近5年时间里，三方一直在进行着投资合作方面的谈判。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动了这一进程。三国政治和商界精英已然明白，通过共同努力、利用各自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此外，这还可以使大家和美国存在的经济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东京、首尔和北京正在更为积极地讨论将美元换成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想法。
形势逼人。此前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经开始运作。韩国和日本公司与台湾及来自东盟的企业家相比，不甘处于竞争劣势的状态。
在此之前，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承诺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并将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以改善三国贸易环境，同时还将成立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
2011年4月25日，在杭州举行的东北亚名人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主旨演讲中建议加快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他说，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近20%，人口达15亿。一旦达成自贸区协议，将成为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2011年12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中日就2012年力争尽早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达成共识。2012年1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中韩同意，“在韩方完成国内程序后立即启动中韩贸易区谈判”，“为推进中韩日自贸区建设共同做出努力”。
不过，宋泓也指出，中日韩三方就签订投资协定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中日韩FTA谈判将就此驶上快车道，毕竟三国经济合作仍存在一些客观问题需要调和，还需后期慢慢协商。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佳宁也说：“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知道，中国人经常拷贝很多有许可证的技术。因此，在这份协议中，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应该进行特别的书写。”
美国方面的立场想必也会产生影响。美国人会对建立如此庞大贸易区谈判的快速进展表示不快，要知道，这一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利益区。这种局面也有过前车之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当时就没有考虑过美国参与的事情。美方当时反应极为激烈。
影响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三个因素
2012年2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3期孙建红文章说，有三个因素会使自贸区建设的道路非常曲折。
首先，就经济层面来说，三国对于建设什么样的自贸区的认识不尽相同。
在把哪些领域纳入谈判、各领域的自由化程度如何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三方分歧明显。相对于中国而言，日、韩在意的是农业领域，他们担心自贸区建成后本国农产品受冲击。相对于中、韩而言，日本在意的是把自贸区建成“高水平”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或者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FTA”，指的是通过货物流动、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竞争政策等各种合作或多领域合作来建立紧密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协定。它与一般FTA的区别在于涉及的领域多而且合作程度高，其中包括协调两国经济制度。通过缔结EPA，日本可以最大限度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比如把农产品等敏感物品排除在外、在对象国营造有利本国企业的投资环境等。其实质是利用自身优势打造自己主导的机制。正因为日本对中日韩自贸区“要求高”，所以它与中韩在目标的设定上需要慢慢磨合。
第二，中日韩自贸区在三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中定位不同。
三国都在努力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缔结自贸协定，并制定了路线图，但日韩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定位并不高，也就是说，并未摆在优先位置上。
韩国打出扩大“经济领土”的口号，为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着力与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缔结FTA，对中日韩自贸区的兴趣不如前者。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战略把欧盟、澳大利亚、韩国作为优先缔结EPA的对象，中日韩自贸区位置靠后。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日本与印度缔结了EPA并已生效，目前日本正在进行谈判的有蒙古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等。可以看出，日本的谈判对象多为资源国等有利于维护其经济安全的国家。
第三，自贸区建设不只是经济合作，也是政治合作，需要高度的政治互信。
从日、韩已缔结自贸协定的对象国或选定的谈判对象来看，充分的政治互信是前提。从日本近年来不断巩固日美同盟、出台牵制中国的《防卫计划大纲》来看，政治上不信任中国的姿态十分明显。有舆论认为韩国不愿与日本缔结自贸协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对日本不放心。另外，自贸协定缔结后，在获利方面，难免有大有小。日本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必然导致它非常在意中国获利是否比自己大。有关的利益得失计算需要花很长时间，而一旦得出中国获利更大的结论，将导致日本态度更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