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清华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王垠做出这种选择是个人的自由。

     “有了论文就有了钱”

     王垠是清华大学在读的硕博连读学生，计算器专业，已经攻读了4年，还有一年就博士毕业。在清华学习期间，他以一篇《完全用Linux工作》的文章而小有名气。
     在退学申请中，王垠认为，博士教育就是“paper(论文)、paper还是paper”，而他的成就是“我的自我培养”。
     信中还披露，“清华博士生必须发4篇paper才能毕业，其中必须有一篇是SCI索引，或者两篇EI索引”。他并非不能写paper，他也有SCI文章，但他认为那些发表的文章并非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没多少价值，甚至是垃圾。
     王垠说：“即使导师知道你的论文没什么价值，也会叫你发表。我发现paper数量的背后，是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想一想是怎么回事吧。国家看什么来拨款研究，看paper。看什么来评价一个学校的水平，也是paper。国家没有能力评价你的能力，当然只有看你有多少paper。所以有了paper就有了钱。”
     他认为，博士是为了论文，而不是真正地做科学研究，自己的创造力正在逐渐消失，自己已经浪费了4年的时间。
     王垠退学一事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后，事件已经脱离了王垠的个人行为，而演变为一场制度之争。有学者认为，在许多高校或科研机构，畸形的培养体制使研究生已成为“泡沫人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给他们一个创造的空间

     博士生是高端人才了，当然需要理想。博士研究的是高端课题，当然需要钱。
     问题出来了：当对钱的追求超越其它，读博士成了功成名就之路，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最初的理想？
     学术与利益挂钩或者无可厚非，毕竟任何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化为生产力，产生效益。但学术被利益（或者金钱）完全操纵就成了问题。爱因斯坦鄙视那种死命钻研、没有人文精神的科研人员，称之为“技术狗”。但在当今拜金潮中，怕是连技术狗都罕见。
     27岁的在读博士生齐庄说，他曾在2003年到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中文系研究生研讨会时深感耻辱，新加坡、日本等国及一些地区的研究生根本不愿和我们的学生多作交流。“他们说，我们学生的论文几乎毫无创见可言，少有价值观点，无非是在堆砌文献上下功夫罢了。”
在一个用论文指针和商业利益束缚自由创造的环境下，能指望博士生惊才绝艳？这一潭学术消费的氛围，或许难见“原创”精品？
     齐庄称，我对王垠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感觉这位同学带点理想主义色彩。不想去猜测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际关系如何，重要的是他羡慕普林斯顿那种自由探讨、为学术而学术、自由而宽容的氛围。王垠“死谏”博士培养制度，他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挤出一点腥红的泡沫，试图触动一些人、刺痛一些人、警醒一些人，这种行为本身已超越了性格问题的范畴。
     王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当学术消费主义高于理想时，我们便离创造力枯竭不远了。

     “贬王”和“挺王”

     王垠以退学的方式叫板清华博士培养制度，与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影响相反的是，诸多大学校园却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更多的人在这一事件上明显分成了“挺王”与“贬王”两个阵营。
     贬王派：王垠是个过于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
     几位大学教师认为：“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某大学政治学院教师詹黎（化名）本身也是从博士生走过来的。她说，如果选择在国内做博士生，就应该去适应博士生的培养制度，“我们必须遵循制度下的游戏规则。做博士生，就是要做学术研究，写论文。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不能回避的。”但她同时承认，许多大学的博士生培养确实是有问题，“但这是个体制上的问题。我对王垠有勇气将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很赞赏。”她说，“当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与环境发生冲突时，主动退出这个培养体系也是一种正确选择。”
     与詹黎持同样观点的是电子科大的年轻教师闵帆，与王垠一样，闵帆也曾是计算器博士生，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写论文的高手，在读期间，他在国际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就王垠对“清华博士生必须发表４篇论文”这个硬指针的质疑，闵帆说：“博士生本身就是搞学术研究的，其成果要通过论文的方式表达。如果只搞研究而不写论文，那他就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博士。”但他表示，一个就研究而研究的博士算不上博士，一个就论文而论文放弃研究的博士也算不上合格的博士。
     挺王派：博士生是“学术民工”抑或赚钱工具？
     从水木清华的BBS上看，许多人对现行的博士生培养体制表达了强烈的反感，如同王垠在退学公开信上写到的那样，博士生是在为论文而论文，“导师招生是为了财源，而论文可以带来基金。”
     这种反感在一位刚从某大学毕业的博士身上也体现出来。他说，在就读时，导师对某些论文根本就没有指导过，“在署名的时候还须把导师的名字写在第一位，论文作者本身成了第二作者，如果不这样，就担心自己过不了关，这是不是一种学术腐败？”
不仅如此，导师在缺乏应有的指导前提下，不断让学生写论文、发表论文，而留给学生自行研究的空间非常狭窄。有学者认为，对博士生的定位偏差，也导致了博士培养的失误，部分教师不但忽视对博士生学术和研究能力的系统培养，甚至视之为“学术民工”，所有的学习过程，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者是替导师争取经费完成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垠的选择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案。
     专家 部分高校在用学生搞政绩工程
     王小琪（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
     “王垠事件”引发出的问题不止停留在博士生的培养上，大学生、研究生的培养同样如此。
     王小琪称，连基础都没有打好就去写专业论文，写不出来，只有上网抄、去下载，“舍本逐末，怎样谈得上培养人才，这只会培养‘剽客’，为学术研究笼罩上一层腐败的阴影。”
     王小琪说，高校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加剧了人才“泡沫化”。他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进行“缩水”，改变就论文而论文的培养体制，让他们从虚无的领地里跳出来，给他们创造空间。他认为，王垠退学虽是一个个体行为，但能给群体一个警醒，“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了，不要再让学生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要给他们一个完善的人格培养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