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近百年来，在国人撰写的关于东邻日本及中日关系浩如烟海的学术库存中，有两部“荤荤大者”被反复提及，其在学术江湖中遗世独立的崇高地位至今难以撼动：戴天仇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下简称《中国与日本》）。
两部著作均成书于中日全面战争前夕。前者以不足10万字的篇幅，却力求像东洋人对中国那样，把岛国放在解剖台上，实验管理加以解剖、化验，以“提纯”这个“遥远的近邻”的民族性格；后者则是历时数年、分卷出版、煌煌逾170万言的浩瀚工程。如果说前者重在“识”，其对东洋社会及其民族性格的精深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战前一代“知日派”对日认识最高水平的话，那么后者则重“史”，以史家的视角，从尘封的史料中悉心爬梳，旨在从近代中日两国交通往来的遗迹中，寻找足以“链接”从甲午之战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交恶的线索和根由，以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然而，在那个积贫积弱、家国多舛的时代，筚路蓝缕之功竟成就了一项空前的学术伟业：如此大规模、高品质的学术基本建设，在那之前不曾有过，之后竟再也没有出现。
《中国与日本》是一部集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着，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与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联想到从再版到三版（2005年7月），刚好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时间上重合，一代人长大成人，并亲眼目睹中日关系从“友好”的蜜月开始，一路经过中国经济起飞、世纪之交“政冷经热”调整的颠簸，直到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关头，急转直下，冷到彻骨的蜕变过程，令人唏嘘不已。
可以说，这部书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1931年9月18日深夜，当时设在天津的《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得到“沈阳有事”的消息，引起总编辑张季鸾的警觉，遂命正在值夜班的编辑王芸生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等待最新消息。19日凌晨，王芸生得到记者汪松年打来的电话之后，立即口述排版了“最后消息”，刊登在该报的要闻版上，这是关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事变后，举国上下都在“沉痛思念国难的由来，反省如何应变自处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点名由王芸生编写中日关系史料。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奔走于平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遍访史学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好一段，交《大公报》连载，前后3年，在读者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作品原计划写出从1871年同治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开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60年中日关系，故名《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当初只写到1919年，后结集7卷出版。上个世纪70年代末，作者在辗转病榻之际，对原来的7卷重新修订，并接受友人的建议，增加一卷（第八卷），将1920年至1931年的中日关系史以大事记的形式“续貂”，以保持全书的完整。1980年3月，王芸生在病榻上见到了新版《中国与日本》8卷本的第一卷样书仅两个月后，即离开了人世。
《中国与日本》一书，不仅奠定了王芸生作为“知日派”当仁不让的学术地位，作者的人生也被戏剧性地“改写”。抗战时期，这套书是蒋介石的枕边读物。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王芸生，两次受到蒋的接见，还给后者上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课。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毛泽东特意找来此书“恶补”中日关系史，在会接见田中角荣时，数次提到此书。作者个人也因获“殊荣”，从牛棚直接坐进了人民大会堂中日建交的国宴席上。临终前，王芸生流着泪对儿女说，“正是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战略头脑、最了解日本的学者之一，王芸生虽不赞成“历史胡涂主义”（所谓“不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是‘往者不可忘，来者大可追’”），但同时却主张“国无常仇”。其在日本投降翌日的《大公报》社评中写道：“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诎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诎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至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怀，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中国与日本》“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此书的创意者张季鸾在序文中所说，“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甚，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此，以学术视点看，此书并未脱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屡受国难刺激，“以学术报国”的路数和情结。
但是，即使从学术观点来考察，《中国与日本》依然不失为一部深厚、广博、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其洞穿历史视野背后卓尔不群的史识与作为史料汇编的沉甸甸的重量感，甚至在今天也难以超越。一部成书于研究条件奇缺的战乱年代的学术著作，何以具有如此超越时间的魅力？如此的学术精品，为什么在和平繁荣的今天，反倒成了一种几不可求的“奢侈”？这里，除了作者的才识努力等内因外，恐怕还需要把目光聚焦到我们问题成堆的学术体制上才能找到答案。
近百年来，在国人撰写的关于东邻日本及中日关系浩如烟海的学术库存中，有两部“荤荤大者”被反复提及，其在学术江湖中遗世独立的崇高地位至今难以撼动：戴天仇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下简称《中国与日本》）。
两部著作均成书于中日全面战争前夕。前者以不足10万字的篇幅，却力求像东洋人对中国那样，把岛国放在解剖台上，实验管理加以解剖、化验，以“提纯”这个“遥远的近邻”的民族性格；后者则是历时数年、分卷出版、煌煌逾170万言的浩瀚工程。如果说前者重在“识”，其对东洋社会及其民族性格的精深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战前一代“知日派”对日认识最高水平的话，那么后者则重“史”，以史家的视角，从尘封的史料中悉心爬梳，旨在从近代中日两国交通往来的遗迹中，寻找足以“链接”从甲午之战到“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交恶的线索和根由，以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然而，在那个积贫积弱、家国多舛的时代，筚路蓝缕之功竟成就了一项空前的学术伟业：如此大规模、高品质的学术基本建设，在那之前不曾有过，之后竟再也没有出现。
《中国与日本》是一部集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着，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与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联想到从再版到三版（2005年7月），刚好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时间上重合，一代人长大成人，并亲眼目睹中日关系从“友好”的蜜月开始，一路经过中国经济起飞、世纪之交“政冷经热”调整的颠簸，直到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关头，急转直下，冷到彻骨的蜕变过程，令人唏嘘不已。
可以说，这部书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1931年9月18日深夜，当时设在天津的《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得到“沈阳有事”的消息，引起总编辑张季鸾的警觉，遂命正在值夜班的编辑王芸生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等待最新消息。19日凌晨，王芸生得到记者汪松年打来的电话之后，立即口述排版了“最后消息”，刊登在该报的要闻版上，这是关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事变后，举国上下都在“沉痛思念国难的由来，反省如何应变自处之道”。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点名由王芸生编写中日关系史料。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奔走于平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遍访史学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好一段，交《大公报》连载，前后3年，在读者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作品原计划写出从1871年同治签订《中日修好条约》开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60年中日关系，故名《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当初只写到1919年，后结集7卷出版。上个世纪70年代末，作者在辗转病榻之际，对原来的7卷重新修订，并接受友人的建议，增加一卷（第八卷），将1920年至1931年的中日关系史以大事记的形式“续貂”，以保持全书的完整。1980年3月，王芸生在病榻上见到了新版《中国与日本》8卷本的第一卷样书仅两个月后，即离开了人世。
《中国与日本》一书，不仅奠定了王芸生作为“知日派”当仁不让的学术地位，作者的人生也被戏剧性地“改写”。抗战时期，这套书是蒋介石的枕边读物。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王芸生，两次受到蒋的接见，还给后者上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一课。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毛泽东特意找来此书“恶补”中日关系史，在会接见田中角荣时，数次提到此书。作者个人也因获“殊荣”，从牛棚直接坐进了人民大会堂中日建交的国宴席上。临终前，王芸生流着泪对儿女说，“正是这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战略头脑、最了解日本的学者之一，王芸生虽不赞成“历史胡涂主义”（所谓“不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是‘往者不可忘，来者大可追’”），但同时却主张“国无常仇”。其在日本投降翌日的《大公报》社评中写道：“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诎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诎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至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隘骄矜的情怀，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中国与日本》“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此书的创意者张季鸾在序文中所说，“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甚，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此，以学术视点看，此书并未脱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屡受国难刺激，“以学术报国”的路数和情结。
但是，即使从学术观点来考察，《中国与日本》依然不失为一部深厚、广博、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其洞穿历史视野背后卓尔不群的史识与作为史料汇编的沉甸甸的重量感，甚至在今天也难以超越。一部成书于研究条件奇缺的战乱年代的学术著作，何以具有如此超越时间的魅力？如此的学术精品，为什么在和平繁荣的今天，反倒成了一种几不可求的“奢侈”？这里，除了作者的才识努力等内因外，恐怕还需要把目光聚焦到我们问题成堆的学术体制上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