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政权锐意“一体化改革”
华人有识者对增税不以为然
中文导报讯(记者 张石)在1月24日开幕的日本通常国会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这是野田佳彦在1月13日改组新内阁以后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野田首相在演讲中对未来一年内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外交走向进行了规划。他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谈论消费税增税问题，表明推进解决该问题的决心。但增加消费税是否真是消除日本财政危机的“灵丹妙药”? 华人有识者向《中文导报》谈了自己对增税的看法，多数人不以为然。
野田表达增加消费税的决心
野田在演说中，再次表明了推进政治行政改革以及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改革的决心。野田提出，将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把消费税增税部分用于加强育儿、护理援助和维持养老金水平等领域，实现“还之于民”。他还强烈要求在野党参与税制与社会一体化改革的磋商，称“没有时间耽搁了”。
分析人士指出，在阐述内政问题时，野田佳彦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谈论消费税增税问题，表明了决心。由此，关系到日本财政重建的消费税问题势必将成为本届国会的焦点议题之一，日本媒体形象地将本届国会比喻为“消费税国会”。不过，野田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将面临来自民主党内以及在野党方面的巨大压力，该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关系到日本政坛未来一年的稳定。
政府的增税说词自相矛盾
去年12月底，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民主党就提高该国消费税问题达成一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消费税上调草案已确定，将从2014年开始执行。
根据草案，日本计划分两步上调该国消费税，在2014年4月将当前5%的消费税率提升至8%，在2015年10月提升至10%。
据官方测算，消费税税率每提升1%，日本中央及地方将增加约2.5万亿日元的税收。如果顺利，可以实现在2020年度前消灭财政赤字的目标。
但日本内阁府1月24日公布的结果，却显示政府说词自相矛盾。内阁府的测算显示：即使日本实施了将消费税税率翻倍的计划，至2020财年也不能实现基本预算平衡的目标。预期显示，日本至2020年4月开始的财年，将出现16.6万亿日圆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0%。这一初步预期是基于政府主要的经济预期，日本政府预计2011-2020财年经济实际增长率平均小幅超出1.0%。
按照一项替代方案，即日本政府实施所有计划的政策，经济可能平均增长2%，或小幅超出此水平。即使按照更加乐观的方案，日本届时仍然会出现8.9万亿日圆(GDP1.4%)的预算赤字。文件显示，日本政府目前提高消费税税率的计划不足以帮助政府至2020财年实现基本预算平衡。
华人对消费税上涨不以为然
消费税，就是面向消费行为广泛征收的、以谋求公平负担的一种间接税。
按照日本的消费税法规定：凡在日本国内进行商品买卖，提供劳务服务的事业者(法人或个人事业者)，都是消费税纳税义务者。二战以后，日本以“夏普劝告”为蓝本，逐步采取了以直接税(法人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间接税(消费税)为辅的税收体系。该体系遵循竖向公平和能力支付的原则，奠定了日本公平社会的税制基础。
消费税的建立，是日本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通过征收消费税来弥补由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法人税降低所造成的税源减少，其意义在于拓宽税源，对范围很广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征税。
增加消费税，真是解决日本财政危机的“灵丹妙药”吗？一些旅日华人学者和有识之士对此不以为然。
华人学者李先生认为：日本现有财政赤字超过GDP两倍，但是和希腊等欧洲国家不同，日本的财政赤字有95%是从日本的银行、日本的年金机构和其他日本个人储蓄者那里借的钱，因此日本的财政赤字也是日本国民的资产。野田政权在积极推进所谓税制改革的时候，没有经济成长的战略，没有像小泉内阁那样，将经济成长战略放在首位。按照统计，经济成长率如果上涨1%，就会产生增加消费税1.4%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成长连续十年保持在4%的水平，就完全不用增加消费税。华人经济师刘先生认为：野田政权进行了种种试算，算出了增加消费税就会增加多少税收，但是很少把增税带来的景气倒退和税收减少计算进去。1988年，竹下登首相实现消费税的构想，并于翌年正式施行；1997年，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提高至5%(此前为3%)。但是由于增税造成了景气低迷，最终税收并没有增加。1989年实行3%消费税以后，一般会计税收从前一年的54.9兆日元增加到60.1兆日元，但是由于增税带来景气倒退，到了1994年，年度税收跌到了51兆日元，比没增加消费税之前还低。1997年4月1日实行消费税增至5%，当年一般会计税收从52．1兆增加到53.3兆，但是1998马上惨降到49.4兆。历史证明，从中长期观点看，增加消费税不能带来税收增长，反而会使税收下降。
华人顾先生说：日本表面上平等，其实有许多特权阶层。如作为公务员的大学教授等，在退休后经济来源一般有四个：第一，国立大学的教授退休后都在私立大学再就职，有一份非常丰厚的工资；第二，他们有一大笔旱涝保收的退职金；第三，他们有特殊的“恩给”；第四他们每个月还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些退休后再就职的国家公务员也和他们的情况相似。这样的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而且大大挤压了年轻人就职的机会。日本政府在增税之前，首先应从这方面入手，减少岁出，比如对于再就职的国立大学教授和国家公务员，应该实行少发或停发退休金和恩给等措施。
华人政治学者王先生认为：日本长期以来形成了政、官、商沆瀣一气的利益-政权结构。日本的民主政治由于战后民主改革不彻底，继承了传统集团文化以及战前政治的家族性、亲缘性、世袭性、地缘性积弊。日本政治中心永田町流行这样一句话：议员必须有“地盘、招牌和皮包”。
地盘，指拥有出生地或祖上留下的选区，以及有选举权的支持者；招牌，指头衔、地位和名望；皮包，就是钱。日本的议员很难像美国那样，跨出“地盘”之外参选。为了选票，他们便和各部官僚勾结，拼命为自己的地盘争取国家预算。他们还根据地盘的特点，在党内形成“道路族”、“农林族”等利益集团。
以国土交通省管辖的特殊法人“道路公团”为例。政党“道路族”先在国会通过高速公路法案，再通过“特殊会计”从高达300 万亿的国民金融资产——邮便储蓄中拨款。道路公团为建设满足议员要求的“门可罗雀”的高速公路而债台高筑，赤字高达4 万亿日元，而下属的3000 多家“家族企业”几乎全都盈利。这样，赤字归国家，利益归自己，部分作为政治献金，回流政党“道路族”。这个过程，是通过对政党党俯首贴耳的官僚们实现的。从国土交通省退休后“下凡”到219 家道路公团家族企业拿高薪的原官僚，达2000 多人。
这种腐败却合法的利权结构，极大侵蚀了日本的经济、政治和民生，使日本经济在19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一蹶不振。如今，财政赤字累计达一千多万亿日元，超过GDP 的150%，国家财政频于崩溃，日本民主制度的成本成为全世界最高。
显然，在提高消费税之前，应对这种腐败制度进行彻底清算。但民主党上台之后，一度高喊著要整理清算，到头来却不了了之。在2012年的预算案中，说要中止的八场水库等大型公共事业陆续复活，明显是为了某些既得利益者而公开违反民主党的竞选公约。
归结华人有识者的意见，显然和日本国民的主流反对声音是一致的：即使增加消费税，在此之前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应该有先有后，才能得到全体日本国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