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若照搬汉字，书名即《中国化日本》，或许一眼便认定内容无非鼓噪中国威胁论云云。其实不是的，这里的中国不是今日之中国，而是上千年前宋代中国。似乎应该叫“宋朝化日本”，但卖书卖名，那就不易耸动读者的神经罢。关于中国的历史，日本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被演义了的三国，居然还记得高中历史课，恐怕印象也不出时当日本上古的唐朝，至于宋，所知顶多是:唐朝衰败，日本终止遣唐使，继之的宋朝是一个被游牧民族侵略的软弱王朝，宋以后中国跟日本没多大关系。我们说到日本古代史，耳熟能详的也只是“遣唐使”什么的罢。
作者与那霸润，以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为基础，别具史眼，提出一个关键词“中国化”，取代以往研究“不断进步的日本史”所常用的“西方化”、“近代化”、“民主化”等，重新缕述日本史，足以令读者一新耳目。“中国化”，不是指现实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力关系，而是意味日本社会将变成跟中国社会同样的状态。
与那霸专攻日本近代史。历史课所教的“近代”，指明治维新以降日本追求西方化的时代。“近代”以前叫“近世”，现今史学界称之为“近代前期”，反之，“近代”是“近世后期”，即江户时代。世界上率先进入“近世”的国家是哪个呢？不在西方，而是宋代中国。始于宋朝的中国式“近世”社会所建构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近代(近世后期)西方奇迹般超越技术上思想上早就达到西方近世(近代前期)水平的中国不过是一时的、例外的异常现象，而今中国东山再起也不过是世界在返回原来的状态罢了。
宋朝开国于公元960年，东方史学家内藤湖南主张唐与宋之间是中国史的一个区分，唐为中世，宋为近世。此观点已成定说。譬如宋朝全面采用科举这种官僚考试制度，在世界上最先废除了贵族世袭制，身分自由化，迁移自由、选择职业自由，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当然，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不可以批评，只有服从。宋朝的本质，作者认为“是尽可能不造成固定集团，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人员的流动，并且用依循普遍主义理念的政治道德化与行政权力一元化驾驭体制失控的社会”。
日本千百年来，有时是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强大而直接受其影响，有时是日本人有意或无意地模仿中国，把日本社会“中国化”。众所周知，从唐代中国拿来律令制，拿来文化，日本才有了国家模样。教科书上说，停掉遣唐使以后，日本孕育“国风文化”，走自己的路，其实这“国风文化”是后世的虚拟。日本没拿来科举制度，常被人恭维他们不学中国的坏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不想学，而是根本学不来。科举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前提起码是大量印刷考试参考书，广泛传播，那时候日本何曾有这个条件呢？
11世纪初开始的日本“中世”，通过日宋贸易，中国钱滚滚而来，改变了以物易物的古代经济。试图引进宋朝制度的平家政权被以源赖朝为首的保守势力打败，“中国化”失败。历尽战乱，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犹如大酱在缸里发酵，酿出了完全不同于宋朝的独特的“近世”。譬如宋朝以降，权威与权力一致，皇帝名副其实地握有权力，而天皇大权旁落，由将军执掌国柄。今天日本的原型相当一部分在战国时代已造就，江户时代全盘接过来，并使之深化，扎根于社会。
江户时代是身分制时代，这是日本史常识，而六百年前宋朝已废除身分制。虽然印刷出版发达了，却没有拿来使身分自由化成为可能的科举，反而进入了身分制社会，原因何在呢？作者说，在于江户时代头一百年全国普及了两样东西:稻与家。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吃大米，水稻是江户时代才普及的，以前主要是旱田。基本能吃上饭了，也就不赏识中国式自由市场社会。由于多山谷，不能粗放经营，致使大家族制度崩溃，农村形成以夫妇及其子孙为中心的家。人口增加，又拓荒开地，稻与家的良性循环带来江户时代的兴盛。与宋朝中国相比，江户时代是不自由的时代，作者称之为“江户时代化”，也就是“反中国化”，用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梳理千年史，日本总是摇摆于两种不同的统治原理之间，亦即此书副题所提示的“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说来中国明代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之举，但基本上闭关锁国，也近似“江户时代化”。
日本近世的“江户时代化”体制从内部瓦解，明治维新以后被视为“西方化”的改革成果，仔细看一看，性质更属于“中国化”。譬如确立了中国皇帝那样权力一元化的王权，改为中国式郡县制，引进源于科举的文官任用考试。明治日本的思想、社会、王权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与宋代以降相似。因为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化”，所以中国以及朝鲜对“西方化”不以为然，而日本落后近千年，通过“西方化”而“中国化”，改变了社会结构。
昭和时代战败后，偏巧“江户时代化”体制适于经济恢复、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使世界“江户时代化”的效果，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的世界开始显著地“中国化”，惟其日本仍沉迷于“江户时代化”。为何在亚洲近代化最为成功，并且被美国加以民主化的日本走进死胡同呢？原因即在于开历史倒车的“江户时代化”。由于种种原因，漫长的“江户时代化”终于结束，日本社会又将“中国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眼下日本正处于巨大转折点，应该怎样活下去？今后怎样跟中国打交道？这就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