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年多的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终于抢在2011年结束前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三方均结论积极、一致认为“中日韩间实现FTA将会给三国带来共同利益”，并提请三国领导人尽快确定谈判的时间框架与路线图。我们认为，事前磋商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韩FTA谈判已步入崭新的实际操作阶段。中日韩之间经济合作存在巨大增长空间，尤其当前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出口不振，加速推动中日韩FTA，已成为一衣带水的三国间之必选项。尽管存在重重阻力，但矛盾是相对的，利益却是现实的。随着野田首相、李明博总统的相继访华，政府间政治互信呈现好转迹象，经济层面的合作更有望取得突破——2012极可能成为中日韩FTA元年。
国际环境“催生”中日韩FTA
发展自由贸易区已成全球趋势。WTO框架内的众口难调，在多哈谈判“难产”背景下各国开始另辟蹊径：经济结构互补的、地缘接近的，纷纷签订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据统计，全球己建立各层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00多个，从欧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东盟到南美共同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era，简称FTA）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
东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东亚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其一体化进程却一直落后于欧美，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积较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尤其中日韩三国长期游离于区域集团之外，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极大的抑制。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域内高达40～70%的贸易依存度相比，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只有25%，尤其是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从05年的21%下降至11年的16%。一旦中日韩三国缔结FTA，将会诞生一个拥有15亿人口、GDP规模达到12.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19.6%的巨大经济圈。无疑，缔结FTA将给三国间贸易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遗憾的是，各方虽有心建立，却又总裹足不前。
全球危机“催生”中日韩FTA。前文只从贸易全球化大潮中谈到了构建自贸区的必要性，那么，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无疑将使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明确。中日韩的出口皆过度依赖于欧美市场，这不仅使得其经济被欧美“绑架”，也易引起自身经济的动荡。目前中日韩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出口不振，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建立中日韩FTA以达到win-win-win，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急迫。
谈判已步入新阶段
2002年：三国首脑会议上，中国上任总理朱镕基首次提出签署三国FTA。
2003年～2009年：民间共同研究阶段。三方均不积极，过程时断时续，但也积累了大量中日韩民间对FTA可行性的研究成果。
2010年～2011年：“官产学”联合研究阶段。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三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快谈判进度，2010年5月进入官方、产业界、专家对中日韩FTA可行性的共同研究阶段，并于去年12月16日正式宣告结束。三方均结论积极、一致认为“中日韩间实现FTA将会给三国带来共同利益”。并指出，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将遵循四大原则，即建立全面高水准的FTA、与WTO准则保持一致、利益均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事前磋商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韩FTA谈判已步入崭新的实际操作阶段。在今年春天三国首脑峰会上，将可能正式发表三国FTA谈判启动宣言，今后三国将在商品、服务、投资等领域展开正式协商程序，以期早日达成协议并完成签署。
在我们看来，发展自由贸易区已成全球趋势。但中日韩三国长期游离于区域集团之外，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极大的抑制。目前中日韩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出口不振，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上个月事前磋商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韩FTA谈判已步入崭新的实际操作阶段。经过长达9年的研究与磋商，缔结中日韩FTA的必要性已不言自明：随着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3国间建立自贸区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强化东亚共同体意识，改善区域内政治互信。
过去，三方都不急；现在，三方都着急。
尽管存在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中日韩FTA的建立依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认为，虽然阻力重重，然而矛盾是相对的，利益却是现实的——中日韩三国对于彼此之间都存在极大的利益诉求。随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更是人心之所向。随着野田首相、李明博总统的相继访华，政府间政治互信呈现好转迹象，经济层面的合作更有望取得突破——2012极可能成为中日韩FTA元年。
症结
◆政治互信有待改善。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日本政权的频繁更迭都使得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日韩既希望在参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分一杯羹；又害怕两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这种矛盾心理无疑给谈判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些许改善的迹象，如野田宣布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各国近来对海上纠纷均保持克制；随着野田首相、李明博总统的相继访华，政府间政治互信呈现好转迹象。
◆又是美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非成员国家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全球利益，无疑不会对中日韩构建FTA坐视不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即积极推动TPP，试图瓦解东亚间合作。如果日本优先选择中日韩FTA，与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样，将遭遇美国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日韩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的同时，从韩国缔结韩美FTA、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来看，日韩无疑也都在利用中美之间的博弈抬高自己的筹码。
◆三国间经济结构差异明显。合作前景广阔的同时，中日韩为推进FTA需要进行深度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将非常明显，其产生的社会压力与阻力也将相当强大。这使得找到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变得困难与复杂，如中国制造业对日本高端制造业的担心、韩国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戒备等。另外，如果日韩一直不愿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无从发挥。若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这将是组建中日韩FTA的一大瓶颈。
三方诉求
中方：政治；出口多样性；技术引进；人民币国际化。
◆政治考虑。中国对谈判的热心，主要在于政治及外交利益上的考量。即通过加强经济纽带，改善周边环境，增强区域话语权——打破美国欲借TPP形成的环中国包围圈。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这就要求中国降低出口对欧美的依赖，将重心调整到扩大内需和寻求多样化的外部市场上。
◆FTA的建立将打破旧有的国家间技术封锁，中国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加速引进日韩的高端技术，以适应中国愈来愈迫切的节能减排、产业升级要求。
◆中国希望人民币能够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内更多的被接受、流动。即首先让人民币区域化，为日后人民币全面国际化做铺垫。
韩方：出口；北朝鲜。
◆2010年韩国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5%，超过对日美的总和。中日韩实现FTA，可以使韩国搭乘中国扩大内需的顺风车，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据韩方预测，中日韩FTA对韩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因此，韩国亦不惜余力地推动谈判进程。
◆韩国积极参与谈判亦有政治上的考虑。北朝鲜目前处于政权交接阶段、政局不稳。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中国方面的协调不可或缺。加上中国渔船的跨界捕捞问题亦需要中国政府的干预。
日方：出口，还是出口。
◆日本对FTA态度较为保守，但多哈谈判历经多年难有结果，日本国内对FTA的呼声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前日本之所以同意谈判“提速”，在于国际贸易环境逼迫日本做出反应：首先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已大幅提高，目前已是日韩的第一大出口对象。没有中国的参与，日本的出口增益将相当有限；同时，韩国先后已完成对欧盟与美国的FTA谈判，而日本对这两个重要产品最终消费地的FTA谈判至今仍八字未有一撇，由于日韩在出口项目上具有极大的重合性，日本今后的贸易条件有大幅恶化的风险。
◆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不尽人意，野田不得不放手一搏。尤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本土企业面临出口困难，而建立自贸区无疑将极大改善日本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
◆目前全球都在关注日本占GDP200%的高债务，其国债收益率的升高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国内的金融资产余额，关键在于2012年在野田领导下日本能否经济有效增长（以2%为界）。目前刺激经济的其他工具已经失灵，野田内阁建立中日韩FTA希冀扩大出口，已是其必选项之一。
可行性分析
FTA参加国之前的关税水平越高，其撤销关税后的贸易创造效果就会越大：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在10%、韩国在7%左右，一旦中日韩FTA建立，其贸易创造效果将会非常惊人。据韩国机构测算，中日韩FTA将给韩国GDP带来3.27%至5.14%的高增长、给中国带来0.89%至1.54%的增长、日本的GDP预计也将增长1.05%至1.21%。
随着经济联系的日渐紧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由于中日韩三国间各自的比较优势明显且互补，因此无论从自然资源、劳动力还是知识资源都可以通过自贸区实现贸易共赢：日韩在贸易、投资领域仰仗中国的巨大市场；中国亦希望吸收日韩的高端技术经验。
同时，区域谈判力的强化，是中日韩FTA的另一重要成效。在自贸区体制下，中日韩三国由于形成了共同利益并能做到及时协调，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中日韩都将获得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诸如国际铁矿石谈判过程中互相背离的现象将不可能再次出现。
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日前中日韩媒体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日韩受访民众都支持其政府加入中日韩FTA；而日韩进行的企业问卷调查更显示，超过七成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尽快建立中日韩自贸区。
我们当然明白中日韩FTA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亦能看到道路虽然曲折，前景却是极为光明。于是大胆预测，2012极可能成为中日韩FTA元年，2013年前后达成框架性协议。这对韩国，是锦上添花；对日本，是雪中送炭；对中国，意义将更为深远。
美国逼出来的“早产儿”
2011年末，美国的战略触手伸向亚太，这无疑制造了三种地缘战略局面：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日渐“形单影只”，东盟缘于地缘战略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引入美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甚至这样的战略也包含俄罗斯因素；东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印度和日本的“走近”自然需要借助“东南亚大陆桥”的桥接作用，越南和缅甸有可能成为“大亚太战略”的连接枢纽；在经济战略上，传统“东盟+3”的模式将遭遇TPP的挑战，亚太经济战略将遭遇“中国选项”和“美国选项”的纠结。
东亚和东盟：分裂的政治版图和经济版图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观察，苏联解体之后的亚太，似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战略秩序：“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成为困扰中日韩三方的共同“政治难题”，而南亚半岛的“核战争疑云”也在悄然贡献着不稳定因素，处于亚太地缘安全夹缝中的东盟各国，一直扮演的是亚太地缘政治“稳定陀螺”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初仅仅从经济战略命题立意的东盟，现在已经悄然的向地缘政治的角色过渡。
在我们看来，亚太的地缘战略秩序更多的体现在东盟方向，无论是“东盟+1”，还是“东盟+3”，中日韩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大国都要借助东盟的“战略粘合”，才能发挥“整体的战略效用”，这一方面说明了中日韩在地缘政治领域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东盟在亚太地缘政治中重要的“枢纽作用”。从另外的一个战略层面理解，东盟正越来越成为亚太地区通往全球“经济内核”和“政治内核”的必经之路。
东亚经济框架中的“政治隐伤”
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国，一个是努力恢复“昔日荣光”的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的“正常关系”曾一度受制于“二战遗留下来的恩怨”，但是这些仅仅只是表现在中日“民族情绪”的表象之中，中日关系真正的“症结”体现在亚太地缘战略定位上。由于二战的原因，日本一直不能摆脱美国的战略控制，在谋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日本的经济还曾经遭遇美国“广场协议”的暗算，“受伤”的日本政治只能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定位在亚太战略区域内，中国无疑成为日本亚太地缘战略中真正的“战略对手”。
对于中国和韩国来说，抛开朝鲜因素的“干扰”，中国和韩国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和韩国都有着对日本共同的政治诉求。在经济战略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充分体现着互补性的原则，韩国在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上拥有巨大技术优势，但是农业生产一直是韩国的短板，中国和韩国在“互补型经济”协作上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始终却没能向着FTA的目标前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干扰了经济”，美国出于遏制战略的考虑，一直在韩国和中国“正常的经济联系”中制造障碍——韩国已经同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全球45个国家建立了FTA，但是唯独就没有包括中国，这里面的“政治文章”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日韩之间的经济战略联系，多是竞争大于合作，日本和韩国在全球高端技术领域上的重合部分过于集中——在整个亚太区域的范围内，无论是电子产业，还是汽车制造方面，韩国产品和日本产品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对于韩国来说，对于日本在资源和零部件上的进口依赖，更是韩国经济的“致命隐伤”，这也是韩国不遗余力的推进欧洲和韩国间FTA的重要原因。至于历史上的“爱恨情仇”，这一度成为韩国和日本间的政治障碍，却不是左右韩国和日本经济战略大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在我们看来，在2002年初就已经初现雏形的中日韩FTA谈判一直拖延至今，最大的“隐伤”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中日韩“各自为战”的经济战略格局一度因为东盟内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更加分化——日本担忧的是在亚太地缘政治战略中丧失发言权，而韩国真正关心的是在亚太经济战略中的发言权，对于中国来说，政治和经济诉求向来都是不会分家的，因为未来的亚太战略格局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因为竞争就在中国的“家门口”。
“内幕交易”还是“场外交易”？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如何确定中日韩在东盟经济体内部各自的经济成分比例问题，这或许是中日韩三方的FTA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日韩经济体的FTA真正做到平稳运行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时候，一个稳定的亚太经济战略框架也已形成了，可我们的疑问是，这样的一个“再平衡过程”到底是体现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战略上，还是体现在亚太的地缘政治上？
从中日韩三方制定的2012年夏天重启FTP谈判的日程表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此次的FTA不会仅仅只是以一场“政治作秀”而收场，在此之前，韩国早在2010年末就和美国达成了FTA协定，而日本更是在2011年的12月份就展开了与美国之间的FTA谈判，这似乎可以看做是日韩加入TPP的一个“征兆”，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决策层的焦虑，如果不及时果断的加快中日韩三方之间的FTA进程，那么，亚太的经济战略秩序极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由美国来制定。
日本经济战略在鱼和熊掌间“纠结”
就在日本和美国的TPP谈判陷入“农业困境”的时候，日本首相野田急匆匆的开始了自己的中国之旅，这是野田上台以来的第一次访华，这同时也是奥巴马宣布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日本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和中国决策者以面对面的方式来讨论未来两国间的战略问题。虽然，我们并未从官方途径了解到中日两国最高决策层到底达成了怎样的“战略默契”，但是，从随后中日双方对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以及中日韩FTA谈判的日程安排中，我们仍然可以“意会”中日两国同时对于FTA所寄予的厚望。
美国战略挺进亚洲，这似乎同时将中日两国逼上了同一条船上来，如果日本现政府执意不顾国内的反对声音，单方面同美国签署FTA协定，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再一次遭遇“美国式游戏规则”的戏耍，美国会借助日本这条“经济战船”，挺进到中国的经济战略大后方东盟，而从最终的利益所得来看，日本的出口经济和美国的出口经济有着太多的结构性重合，我们很难会看到日本单方面受益的局面出现。
中国显然在拿“经济礼包”换来战略生存空间
但是，如果日本拉上中国和韩国，构建了中日韩FTA经济体，那么日本所面临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日本不但可以同时再加入美国所主导的TPP，而且还可以在具体的协定上合美国讨价还价，而中国牌就是日本唯一可以拿出的战略筹码。换个角度理解，假设中日韩FTA真的成为现实，或者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的边缘，那么，中国会因此得到怎样的好处呢，实际上，除了在日韩相关高新技术壁垒的解除上，中国能享受到相应的技术进口方面的“优惠待遇”之外，中国经济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将相当有限，中国的农产品可以更轻松的走入日韩，但是，随着而来的是来自日韩的投资和制造业出口对于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不小压力。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这显然是一笔并不十分划算的买卖。
但是，中国还是期望能和日韩做成这笔买卖，中国的诉求更多体现在了地缘政治上，依靠这中日韩FTA协定，中国可以有效的整合东亚经济体的战略力量，然后将这个力量投入到东盟地区，以对抗美国的TPP的战略威胁。很显然，一个包括中日韩的FTA经济体，相比于美国所提出的更宽泛的TPP更具有战略吸引力，因为说到底，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了太多的国家，如此之多的国家相互间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其最终的实际互惠效果会大打折扣，这个道理用“加权平均”的概念很好理解。况且一个基于亚洲地区内的FTA框架显然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毕竟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东盟+3”有着很好的实际借鉴意义。退一步考虑，即使东盟各国和日本一样同时加入亚太FTA和美国所主导的TPP，那么最终的战略对冲效果是，亚洲的游戏规则将由多方共同来确定，中美有可能成为实际的牵头者。
韩国显然是这场战略博弈最大的赢家
现在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落到了韩国身上，已经和美国签订了FTA的韩国，将会对中日韩FTA协定感兴趣吗？我们的回答是相当的肯定，如果中日韩FTA协定能够最终签署，获益最大的将会是韩国，一方面韩国可以以更廉价的价格来进口日本的零部件，同时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来取得中国消费市场的市场占有份额。不要忘记了，韩国已经同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45个国家签订了FTA，如果再加上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得到有力的支撑，韩国也将成为串接全球南北经济体的战略纽带。
联系到韩国总统将与1月9号访华的事实，日韩领导人接力访华的背后，是美国战略力量东移之后，亚太战略格局即将经历重组之前“战略骚动”，日韩都想在这摊浑水中“捞到大鱼”，而中国的目的却是保住自己在亚太的战略生存空间。
在我们看来，中国并不想急于成为亚洲的“老大”，中国只是想“亡羊补牢”的首先制定亚太地区的战略游戏规则，而这将是中国未来一切战略布局的基础，一切都逃不脱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大国博弈棋局的战略束缚。
全球战略重心的“大迁徙”
在论及了了中日韩FTA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上的迫切性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从全球战略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战略命题。
中日韩FTA仅仅只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命题吗？中国的内需引起了全球关注的目光，那么类似的焦点同样集中在韩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上，这两个国家把钱投到中国和不投到中国存在全球经济战略格局上的区别吗？
关于以上的疑问，我们暂且不做回答，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子：
2011年7月1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曲别针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7月29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重锻造手动工具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8月16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输美氨基乙酸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11月7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输美螺旋形弹簧锁垫圈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经济冷战时代”取代了“地缘政治冷战时代”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2011年达到了高峰，这是奥巴马的一厢情愿，还是全球战略环境的大势所趋呢？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虽然前三季我国国际收支仍为双顺差，但是，从具体的细则来看，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直接对外大幅减少，中国同时也在大规模减持自己手上的外汇存款，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战略的收缩“在所难免”。
更不利的消息在于，美国将成立一个“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来专门监督中国可能存在的贸易及其他商业违规行为。而对此的战略背景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刚刚访问了中国，美国继续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问题上施压中国，而中国则拿“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令”来反制美国。
在我们看来，中美对外经济战略“结构性重合”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显，除了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仍然错位之外，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甚至是类似于太阳能电池这样的新能源产业领域，中国已经将美国制造的全球覆盖率从40%降低到10%以下，这或许宣告着一个“危险时代”的来临——中美之间的“冷战疑云”虽然没有像一些战略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在地缘政治领域如期而至，但是，在经济战略领域，中美两国的出口经济战略迅速从“捆绑关系”变成了“撞车的关系”。
中国经济转型与美“出口战略”“撞车”
这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有点始料不及，但是，它却给全球经济战略格局的演变提前敲响了警钟——中国引以为傲的出口经济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的内需市场真的能够短期内解决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问题吗？
从中美财长级会晤无果以及日韩领导人接连访华的战略成果来看，中国未来的出口战略极有可能会在日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东盟经济体中去寻找答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急需一些高精端的技术专利的支撑，在2011年之前，美国会是中国“技术进口”主要的选择，现在看来，在美国新的“技术封堵”面前，在类似的技术领域拥有足够专利的日韩将会成为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转型新的催化剂。
在技术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的对应关系中，中日韩必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机制，来避免随着三方之间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而有可能带来的冲突，这似乎是中日韩FTA得以实现的首要经济战略环境。
中美之间的“经济冷战”将中国经济战略空间压缩到了亚太区域，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战略同盟国，以地区性经济战略同盟的关系来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压迫。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都最为关心的亚太市场上，东盟市场的开拓需要的不是当初“东盟+3”那种单打独斗的模式，一个完善的多房间协调机制将会使东盟经济区域更有经济效率。
全球战略变局中不能忽视的“能源因子”
另外，永远不要忘记了能源安全，美伊在中东的暗战，不仅仅让中国在伊朗的能源战略“受伤很深”，日本外相急匆匆的沙特之行，也暴露了日本经济在全球能源战略格局中的脆弱性。美国的战略实力虽然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它仍牢牢的掌控着全球能源战略格局，这或许也成为日韩经济战略的隐忧。
一个横跨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的能源战略通道，一个横跨缅甸和中亚的能源战略通道，一个横跨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能源战略通道，这些虽然和中日韩FTA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它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联盟的美好远景。
中日韩FTA也许是东亚经济和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在经济战略领域的雏形，全球战略重心随着美国的转移而发生转移，而现在它似乎首先移到了中日韩的身上……
亚洲“新秩序”的开始
中日韩三国的FTA仍然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建立阶段，而这样的阶段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我们看来，这或许体现了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体系长期“错位”的尴尬现实：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经历了重要经济结构转型期，这一时期中国粗放型经济模式无疑无法阻挡日韩“高端技术性经济”模式的冲击——直到现在，中日韩FTA谈判的核心议题中就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当初的日韩经济体系，韩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上，当然海外投资也是日本经济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日韩的经济不能很好的接轨，经济战略诉求上的“错位“直接决定了中日韩三方FTA漫长的“等待期”。
中国的经济转向也许快了点
中国的经济战略崛起的节奏也许太快了，这不仅让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些招架不住，更让日韩的“神经”有些紧张。但是，这对于中日韩三方的FTA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会：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隐忧”，中国经济将更多的走向高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将随着中国出口增速的放缓而趋于“弱化”，中国将比以往更加注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为中日韩的经贸自由化，扫除了在技术出口上的瓶颈限制。
中国制造业的转移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国内由东向西的地域方向，大量的传统制造业将向中国周边那些拥有更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国家转移，类似于湄公河流域的相关东盟国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基地。中国的产业和投资向着亚太的战略重心东盟渗透，这必然要冲击韩国和日本的直接经济利益。如果中日韩之间存在着FTA这样一个平滑的过渡机制，来协调这三国在东盟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那么互惠互利的战略局面就会取代，有可能出现的亚太内部的贸易大战。
美国因素让亚太经济调整期提前
美国2011年年末在亚太地区突然抛出了TPP，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美国的战略诉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战略层面，这更是对中国战略生存环境的一种压挤，中国未来将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空间——欧洲的经济疲态将维持常态，这极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稳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捆绑关系正在“变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未来将只增不减；更严酷的政治环境在于，中国周边昔日的安全大后方已经被美国力量所渗透，这在短时间内不会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破坏性上，但是却会立即在地缘经济战略上发酵——缅甸和老挝已经暂停了部分和中国合建的水电项目，而中国同越南以及菲律宾的经济往来也受着南海问题越来越多的干扰。
整个2012年，中国决策层的核心战略命题将是如何确保中国在亚太的“生存空间”，东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外方向”的战略核心，在韩国的带动下，东盟的一些国家对于TPP的兴趣越来越浓，出于亚太地区众多国家已经和韩国签订了FTA协定这样的事实，东盟全面迈向TPP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战略态势。在中国决策者的眼中，如何迅速遏制住这样的战略趋势的蔓延，如何抢先在美国之前制定亚太的新战略秩序，这将事关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生死存亡。
亚洲需要领导者，但不是美国
如今的战略态势证明，当初中国开创建立的“东盟+1”和“东盟+3”模式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构架，它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合作机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经济合作机制。没有成熟的战略框架，甚至没有一个能主导其发展方向核心领导机制，“东盟+3”即使是在中日韩三方充分参与的前提下，也不能将亚太内部的经济合力充分发挥出来。在亚太新兴经济体面对欧洲经济体和美国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各自为阵”，这无疑为更多的战略势力渗透进入亚洲提供了很好的战略楔入点。
如何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凝聚力，如何进一步抵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这是决定未来中国国家战略成败的关键。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现在的战略态势是，美国正在以TPP为切入点，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亚太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来，因此，中国的“反制招数”将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战略层面，而不是落入到地区军事对峙这样的“陷阱”中去。为了让“东盟+3”的战略框架真正发挥作用，中国需要首先解决的是“领导力”的问题，中日韩三方的FTA机制的成熟可以为“东盟+3”找到核心框架——中日韩可以共同为东盟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而东盟也可以为中日韩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基地，这或许能够很好的“拆除”东盟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联系。
国际环境“催生”中日韩FTA
发展自由贸易区已成全球趋势。WTO框架内的众口难调，在多哈谈判“难产”背景下各国开始另辟蹊径：经济结构互补的、地缘接近的，纷纷签订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据统计，全球己建立各层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00多个，从欧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东盟到南美共同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era，简称FTA）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
东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东亚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其一体化进程却一直落后于欧美，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积较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尤其中日韩三国长期游离于区域集团之外，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极大的抑制。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域内高达40～70%的贸易依存度相比，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只有25%，尤其是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从05年的21%下降至11年的16%。一旦中日韩三国缔结FTA，将会诞生一个拥有15亿人口、GDP规模达到12.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19.6%的巨大经济圈。无疑，缔结FTA将给三国间贸易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遗憾的是，各方虽有心建立，却又总裹足不前。
全球危机“催生”中日韩FTA。前文只从贸易全球化大潮中谈到了构建自贸区的必要性，那么，欧美经济的去杠杆化无疑将使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明确。中日韩的出口皆过度依赖于欧美市场，这不仅使得其经济被欧美“绑架”，也易引起自身经济的动荡。目前中日韩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出口不振，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建立中日韩FTA以达到win-win-win，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急迫。
谈判已步入新阶段
2002年：三国首脑会议上，中国上任总理朱镕基首次提出签署三国FTA。
2003年～2009年：民间共同研究阶段。三方均不积极，过程时断时续，但也积累了大量中日韩民间对FTA可行性的研究成果。
2010年～2011年：“官产学”联合研究阶段。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三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快谈判进度，2010年5月进入官方、产业界、专家对中日韩FTA可行性的共同研究阶段，并于去年12月16日正式宣告结束。三方均结论积极、一致认为“中日韩间实现FTA将会给三国带来共同利益”。并指出，在今后的谈判过程中将遵循四大原则，即建立全面高水准的FTA、与WTO准则保持一致、利益均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事前磋商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韩FTA谈判已步入崭新的实际操作阶段。在今年春天三国首脑峰会上，将可能正式发表三国FTA谈判启动宣言，今后三国将在商品、服务、投资等领域展开正式协商程序，以期早日达成协议并完成签署。
在我们看来，发展自由贸易区已成全球趋势。但中日韩三国长期游离于区域集团之外，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极大的抑制。目前中日韩三国皆因欧美市场萎缩而出口不振，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上个月事前磋商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韩FTA谈判已步入崭新的实际操作阶段。经过长达9年的研究与磋商，缔结中日韩FTA的必要性已不言自明：随着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3国间建立自贸区无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强化东亚共同体意识，改善区域内政治互信。
过去，三方都不急；现在，三方都着急。
尽管存在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中日韩FTA的建立依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认为，虽然阻力重重，然而矛盾是相对的，利益却是现实的——中日韩三国对于彼此之间都存在极大的利益诉求。随着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更是人心之所向。随着野田首相、李明博总统的相继访华，政府间政治互信呈现好转迹象，经济层面的合作更有望取得突破——2012极可能成为中日韩FTA元年。
症结
◆政治互信有待改善。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日本政权的频繁更迭都使得中日韩三国间政治互信基础不够牢固。日韩既希望在参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分一杯羹；又害怕两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这种矛盾心理无疑给谈判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些许改善的迹象，如野田宣布任内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各国近来对海上纠纷均保持克制；随着野田首相、李明博总统的相继访华，政府间政治互信呈现好转迹象。
◆又是美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非成员国家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全球利益，无疑不会对中日韩构建FTA坐视不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即积极推动TPP，试图瓦解东亚间合作。如果日本优先选择中日韩FTA，与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样，将遭遇美国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在日韩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的同时，从韩国缔结韩美FTA、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来看，日韩无疑也都在利用中美之间的博弈抬高自己的筹码。
◆三国间经济结构差异明显。合作前景广阔的同时，中日韩为推进FTA需要进行深度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将非常明显，其产生的社会压力与阻力也将相当强大。这使得找到实现共赢的经济合作模式变得困难与复杂，如中国制造业对日本高端制造业的担心、韩国对中国低端制造业的戒备等。另外，如果日韩一直不愿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无从发挥。若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这将是组建中日韩FTA的一大瓶颈。
三方诉求
中方：政治；出口多样性；技术引进；人民币国际化。
◆政治考虑。中国对谈判的热心，主要在于政治及外交利益上的考量。即通过加强经济纽带，改善周边环境，增强区域话语权——打破美国欲借TPP形成的环中国包围圈。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这就要求中国降低出口对欧美的依赖，将重心调整到扩大内需和寻求多样化的外部市场上。
◆FTA的建立将打破旧有的国家间技术封锁，中国能以更低廉的成本加速引进日韩的高端技术，以适应中国愈来愈迫切的节能减排、产业升级要求。
◆中国希望人民币能够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内更多的被接受、流动。即首先让人民币区域化，为日后人民币全面国际化做铺垫。
韩方：出口；北朝鲜。
◆2010年韩国对中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5%，超过对日美的总和。中日韩实现FTA，可以使韩国搭乘中国扩大内需的顺风车，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据韩方预测，中日韩FTA对韩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因此，韩国亦不惜余力地推动谈判进程。
◆韩国积极参与谈判亦有政治上的考虑。北朝鲜目前处于政权交接阶段、政局不稳。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中国方面的协调不可或缺。加上中国渔船的跨界捕捞问题亦需要中国政府的干预。
日方：出口，还是出口。
◆日本对FTA态度较为保守，但多哈谈判历经多年难有结果，日本国内对FTA的呼声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当前日本之所以同意谈判“提速”，在于国际贸易环境逼迫日本做出反应：首先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已大幅提高，目前已是日韩的第一大出口对象。没有中国的参与，日本的出口增益将相当有限；同时，韩国先后已完成对欧盟与美国的FTA谈判，而日本对这两个重要产品最终消费地的FTA谈判至今仍八字未有一撇，由于日韩在出口项目上具有极大的重合性，日本今后的贸易条件有大幅恶化的风险。
◆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不尽人意，野田不得不放手一搏。尤其日元升值导致日本本土企业面临出口困难，而建立自贸区无疑将极大改善日本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
◆目前全球都在关注日本占GDP200%的高债务，其国债收益率的升高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国内的金融资产余额，关键在于2012年在野田领导下日本能否经济有效增长（以2%为界）。目前刺激经济的其他工具已经失灵，野田内阁建立中日韩FTA希冀扩大出口，已是其必选项之一。
可行性分析
FTA参加国之前的关税水平越高，其撤销关税后的贸易创造效果就会越大：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在10%、韩国在7%左右，一旦中日韩FTA建立，其贸易创造效果将会非常惊人。据韩国机构测算，中日韩FTA将给韩国GDP带来3.27%至5.14%的高增长、给中国带来0.89%至1.54%的增长、日本的GDP预计也将增长1.05%至1.21%。
随着经济联系的日渐紧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三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由于中日韩三国间各自的比较优势明显且互补，因此无论从自然资源、劳动力还是知识资源都可以通过自贸区实现贸易共赢：日韩在贸易、投资领域仰仗中国的巨大市场；中国亦希望吸收日韩的高端技术经验。
同时，区域谈判力的强化，是中日韩FTA的另一重要成效。在自贸区体制下，中日韩三国由于形成了共同利益并能做到及时协调，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中日韩都将获得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诸如国际铁矿石谈判过程中互相背离的现象将不可能再次出现。
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日前中日韩媒体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中日韩受访民众都支持其政府加入中日韩FTA；而日韩进行的企业问卷调查更显示，超过七成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尽快建立中日韩自贸区。
我们当然明白中日韩FTA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亦能看到道路虽然曲折，前景却是极为光明。于是大胆预测，2012极可能成为中日韩FTA元年，2013年前后达成框架性协议。这对韩国，是锦上添花；对日本，是雪中送炭；对中国，意义将更为深远。
美国逼出来的“早产儿”
2011年末，美国的战略触手伸向亚太，这无疑制造了三种地缘战略局面：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日渐“形单影只”，东盟缘于地缘战略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引入美国的力量来制衡中国，甚至这样的战略也包含俄罗斯因素；东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印度和日本的“走近”自然需要借助“东南亚大陆桥”的桥接作用，越南和缅甸有可能成为“大亚太战略”的连接枢纽；在经济战略上，传统“东盟+3”的模式将遭遇TPP的挑战，亚太经济战略将遭遇“中国选项”和“美国选项”的纠结。
东亚和东盟：分裂的政治版图和经济版图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观察，苏联解体之后的亚太，似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战略秩序：“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成为困扰中日韩三方的共同“政治难题”，而南亚半岛的“核战争疑云”也在悄然贡献着不稳定因素，处于亚太地缘安全夹缝中的东盟各国，一直扮演的是亚太地缘政治“稳定陀螺”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当初仅仅从经济战略命题立意的东盟，现在已经悄然的向地缘政治的角色过渡。
在我们看来，亚太的地缘战略秩序更多的体现在东盟方向，无论是“东盟+1”，还是“东盟+3”，中日韩这样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大国都要借助东盟的“战略粘合”，才能发挥“整体的战略效用”，这一方面说明了中日韩在地缘政治领域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东盟在亚太地缘政治中重要的“枢纽作用”。从另外的一个战略层面理解，东盟正越来越成为亚太地区通往全球“经济内核”和“政治内核”的必经之路。
东亚经济框架中的“政治隐伤”
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国，一个是努力恢复“昔日荣光”的经济大国，中国和日本的“正常关系”曾一度受制于“二战遗留下来的恩怨”，但是这些仅仅只是表现在中日“民族情绪”的表象之中，中日关系真正的“症结”体现在亚太地缘战略定位上。由于二战的原因，日本一直不能摆脱美国的战略控制，在谋求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日本的经济还曾经遭遇美国“广场协议”的暗算，“受伤”的日本政治只能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定位在亚太战略区域内，中国无疑成为日本亚太地缘战略中真正的“战略对手”。
对于中国和韩国来说，抛开朝鲜因素的“干扰”，中国和韩国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和韩国都有着对日本共同的政治诉求。在经济战略上，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充分体现着互补性的原则，韩国在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上拥有巨大技术优势，但是农业生产一直是韩国的短板，中国和韩国在“互补型经济”协作上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始终却没能向着FTA的目标前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干扰了经济”，美国出于遏制战略的考虑，一直在韩国和中国“正常的经济联系”中制造障碍——韩国已经同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全球45个国家建立了FTA，但是唯独就没有包括中国，这里面的“政治文章”值得我们思考。
关于日韩之间的经济战略联系，多是竞争大于合作，日本和韩国在全球高端技术领域上的重合部分过于集中——在整个亚太区域的范围内，无论是电子产业，还是汽车制造方面，韩国产品和日本产品之间的竞争无处不在。对于韩国来说，对于日本在资源和零部件上的进口依赖，更是韩国经济的“致命隐伤”，这也是韩国不遗余力的推进欧洲和韩国间FTA的重要原因。至于历史上的“爱恨情仇”，这一度成为韩国和日本间的政治障碍，却不是左右韩国和日本经济战略大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在我们看来，在2002年初就已经初现雏形的中日韩FTA谈判一直拖延至今，最大的“隐伤”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中日韩“各自为战”的经济战略格局一度因为东盟内部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更加分化——日本担忧的是在亚太地缘政治战略中丧失发言权，而韩国真正关心的是在亚太经济战略中的发言权，对于中国来说，政治和经济诉求向来都是不会分家的，因为未来的亚太战略格局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因为竞争就在中国的“家门口”。
“内幕交易”还是“场外交易”？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如何确定中日韩在东盟经济体内部各自的经济成分比例问题，这或许是中日韩三方的FTA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日韩经济体的FTA真正做到平稳运行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时候，一个稳定的亚太经济战略框架也已形成了，可我们的疑问是，这样的一个“再平衡过程”到底是体现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战略上，还是体现在亚太的地缘政治上？
从中日韩三方制定的2012年夏天重启FTP谈判的日程表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此次的FTA不会仅仅只是以一场“政治作秀”而收场，在此之前，韩国早在2010年末就和美国达成了FTA协定，而日本更是在2011年的12月份就展开了与美国之间的FTA谈判，这似乎可以看做是日韩加入TPP的一个“征兆”，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决策层的焦虑，如果不及时果断的加快中日韩三方之间的FTA进程，那么，亚太的经济战略秩序极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由美国来制定。
日本经济战略在鱼和熊掌间“纠结”
就在日本和美国的TPP谈判陷入“农业困境”的时候，日本首相野田急匆匆的开始了自己的中国之旅，这是野田上台以来的第一次访华，这同时也是奥巴马宣布美国重返亚太之后，日本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和中国决策者以面对面的方式来讨论未来两国间的战略问题。虽然，我们并未从官方途径了解到中日两国最高决策层到底达成了怎样的“战略默契”，但是，从随后中日双方对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以及中日韩FTA谈判的日程安排中，我们仍然可以“意会”中日两国同时对于FTA所寄予的厚望。
美国战略挺进亚洲，这似乎同时将中日两国逼上了同一条船上来，如果日本现政府执意不顾国内的反对声音，单方面同美国签署FTA协定，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再一次遭遇“美国式游戏规则”的戏耍，美国会借助日本这条“经济战船”，挺进到中国的经济战略大后方东盟，而从最终的利益所得来看，日本的出口经济和美国的出口经济有着太多的结构性重合，我们很难会看到日本单方面受益的局面出现。
中国显然在拿“经济礼包”换来战略生存空间
但是，如果日本拉上中国和韩国，构建了中日韩FTA经济体，那么日本所面临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日本不但可以同时再加入美国所主导的TPP，而且还可以在具体的协定上合美国讨价还价，而中国牌就是日本唯一可以拿出的战略筹码。换个角度理解，假设中日韩FTA真的成为现实，或者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的边缘，那么，中国会因此得到怎样的好处呢，实际上，除了在日韩相关高新技术壁垒的解除上，中国能享受到相应的技术进口方面的“优惠待遇”之外，中国经济所能享受到的好处将相当有限，中国的农产品可以更轻松的走入日韩，但是，随着而来的是来自日韩的投资和制造业出口对于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不小压力。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这显然是一笔并不十分划算的买卖。
但是，中国还是期望能和日韩做成这笔买卖，中国的诉求更多体现在了地缘政治上，依靠这中日韩FTA协定，中国可以有效的整合东亚经济体的战略力量，然后将这个力量投入到东盟地区，以对抗美国的TPP的战略威胁。很显然，一个包括中日韩的FTA经济体，相比于美国所提出的更宽泛的TPP更具有战略吸引力，因为说到底，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了太多的国家，如此之多的国家相互间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其最终的实际互惠效果会大打折扣，这个道理用“加权平均”的概念很好理解。况且一个基于亚洲地区内的FTA框架显然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毕竟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东盟+3”有着很好的实际借鉴意义。退一步考虑，即使东盟各国和日本一样同时加入亚太FTA和美国所主导的TPP，那么最终的战略对冲效果是，亚洲的游戏规则将由多方共同来确定，中美有可能成为实际的牵头者。
韩国显然是这场战略博弈最大的赢家
现在所有的问题似乎都落到了韩国身上，已经和美国签订了FTA的韩国，将会对中日韩FTA协定感兴趣吗？我们的回答是相当的肯定，如果中日韩FTA协定能够最终签署，获益最大的将会是韩国，一方面韩国可以以更廉价的价格来进口日本的零部件，同时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来取得中国消费市场的市场占有份额。不要忘记了，韩国已经同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45个国家签订了FTA，如果再加上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得到有力的支撑，韩国也将成为串接全球南北经济体的战略纽带。
联系到韩国总统将与1月9号访华的事实，日韩领导人接力访华的背后，是美国战略力量东移之后，亚太战略格局即将经历重组之前“战略骚动”，日韩都想在这摊浑水中“捞到大鱼”，而中国的目的却是保住自己在亚太的战略生存空间。
在我们看来，中国并不想急于成为亚洲的“老大”，中国只是想“亡羊补牢”的首先制定亚太地区的战略游戏规则，而这将是中国未来一切战略布局的基础，一切都逃不脱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大国博弈棋局的战略束缚。
全球战略重心的“大迁徙”
在论及了了中日韩FTA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上的迫切性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从全球战略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战略命题。
中日韩FTA仅仅只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命题吗？中国的内需引起了全球关注的目光，那么类似的焦点同样集中在韩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上，这两个国家把钱投到中国和不投到中国存在全球经济战略格局上的区别吗？
关于以上的疑问，我们暂且不做回答，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子：
2011年7月1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曲别针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7月29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重锻造手动工具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8月16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输美氨基乙酸产品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2011年11月7日美裁定继续对中国输美螺旋形弹簧锁垫圈征收五年反倾销税。
“经济冷战时代”取代了“地缘政治冷战时代”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2011年达到了高峰，这是奥巴马的一厢情愿，还是全球战略环境的大势所趋呢？在2011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虽然前三季我国国际收支仍为双顺差，但是，从具体的细则来看，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直接对外大幅减少，中国同时也在大规模减持自己手上的外汇存款，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战略的收缩“在所难免”。
更不利的消息在于，美国将成立一个“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来专门监督中国可能存在的贸易及其他商业违规行为。而对此的战略背景是，美国财长盖特纳刚刚访问了中国，美国继续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问题上施压中国，而中国则拿“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令”来反制美国。
在我们看来，中美对外经济战略“结构性重合”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显，除了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仍然错位之外，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甚至是类似于太阳能电池这样的新能源产业领域，中国已经将美国制造的全球覆盖率从40%降低到10%以下，这或许宣告着一个“危险时代”的来临——中美之间的“冷战疑云”虽然没有像一些战略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在地缘政治领域如期而至，但是，在经济战略领域，中美两国的出口经济战略迅速从“捆绑关系”变成了“撞车的关系”。
中国经济转型与美“出口战略”“撞车”
这对于我们来说，虽然有点始料不及，但是，它却给全球经济战略格局的演变提前敲响了警钟——中国引以为傲的出口经济未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中国的内需市场真的能够短期内解决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问题吗？
从中美财长级会晤无果以及日韩领导人接连访华的战略成果来看，中国未来的出口战略极有可能会在日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东盟经济体中去寻找答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急需一些高精端的技术专利的支撑，在2011年之前，美国会是中国“技术进口”主要的选择，现在看来，在美国新的“技术封堵”面前，在类似的技术领域拥有足够专利的日韩将会成为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转型新的催化剂。
在技术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的对应关系中，中日韩必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机制，来避免随着三方之间贸易量的不断增加而有可能带来的冲突，这似乎是中日韩FTA得以实现的首要经济战略环境。
中美之间的“经济冷战”将中国经济战略空间压缩到了亚太区域，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战略同盟国，以地区性经济战略同盟的关系来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压迫。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都最为关心的亚太市场上，东盟市场的开拓需要的不是当初“东盟+3”那种单打独斗的模式，一个完善的多房间协调机制将会使东盟经济区域更有经济效率。
全球战略变局中不能忽视的“能源因子”
另外，永远不要忘记了能源安全，美伊在中东的暗战，不仅仅让中国在伊朗的能源战略“受伤很深”，日本外相急匆匆的沙特之行，也暴露了日本经济在全球能源战略格局中的脆弱性。美国的战略实力虽然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它仍牢牢的掌控着全球能源战略格局，这或许也成为日韩经济战略的隐忧。
一个横跨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的能源战略通道，一个横跨缅甸和中亚的能源战略通道，一个横跨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能源战略通道，这些虽然和中日韩FTA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它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联盟的美好远景。
中日韩FTA也许是东亚经济和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在经济战略领域的雏形，全球战略重心随着美国的转移而发生转移，而现在它似乎首先移到了中日韩的身上……
亚洲“新秩序”的开始
中日韩三国的FTA仍然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建立阶段，而这样的阶段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我们看来，这或许体现了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体系长期“错位”的尴尬现实：中国经济从2002年开始经历了重要经济结构转型期，这一时期中国粗放型经济模式无疑无法阻挡日韩“高端技术性经济”模式的冲击——直到现在，中日韩FTA谈判的核心议题中就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当初的日韩经济体系，韩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上，当然海外投资也是日本经济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日韩的经济不能很好的接轨，经济战略诉求上的“错位“直接决定了中日韩三方FTA漫长的“等待期”。
中国的经济转向也许快了点
中国的经济战略崛起的节奏也许太快了，这不仅让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些招架不住，更让日韩的“神经”有些紧张。但是，这对于中日韩三方的FTA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会：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隐忧”，中国经济将更多的走向高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将随着中国出口增速的放缓而趋于“弱化”，中国将比以往更加注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为中日韩的经贸自由化，扫除了在技术出口上的瓶颈限制。
中国制造业的转移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国内由东向西的地域方向，大量的传统制造业将向中国周边那些拥有更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国家转移，类似于湄公河流域的相关东盟国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基地。中国的产业和投资向着亚太的战略重心东盟渗透，这必然要冲击韩国和日本的直接经济利益。如果中日韩之间存在着FTA这样一个平滑的过渡机制，来协调这三国在东盟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那么互惠互利的战略局面就会取代，有可能出现的亚太内部的贸易大战。
美国因素让亚太经济调整期提前
美国2011年年末在亚太地区突然抛出了TPP，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美国的战略诉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战略层面，这更是对中国战略生存环境的一种压挤，中国未来将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空间——欧洲的经济疲态将维持常态，这极不利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稳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捆绑关系正在“变味”，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未来将只增不减；更严酷的政治环境在于，中国周边昔日的安全大后方已经被美国力量所渗透，这在短时间内不会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破坏性上，但是却会立即在地缘经济战略上发酵——缅甸和老挝已经暂停了部分和中国合建的水电项目，而中国同越南以及菲律宾的经济往来也受着南海问题越来越多的干扰。
整个2012年，中国决策层的核心战略命题将是如何确保中国在亚太的“生存空间”，东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外方向”的战略核心，在韩国的带动下，东盟的一些国家对于TPP的兴趣越来越浓，出于亚太地区众多国家已经和韩国签订了FTA协定这样的事实，东盟全面迈向TPP并不是不可能出现的战略态势。在中国决策者的眼中，如何迅速遏制住这样的战略趋势的蔓延，如何抢先在美国之前制定亚太的新战略秩序，这将事关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生死存亡。
亚洲需要领导者，但不是美国
如今的战略态势证明，当初中国开创建立的“东盟+1”和“东盟+3”模式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构架，它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合作机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经济合作机制。没有成熟的战略框架，甚至没有一个能主导其发展方向核心领导机制，“东盟+3”即使是在中日韩三方充分参与的前提下，也不能将亚太内部的经济合力充分发挥出来。在亚太新兴经济体面对欧洲经济体和美国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各自为阵”，这无疑为更多的战略势力渗透进入亚洲提供了很好的战略楔入点。
如何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凝聚力，如何进一步抵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这是决定未来中国国家战略成败的关键。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现在的战略态势是，美国正在以TPP为切入点，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亚太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来，因此，中国的“反制招数”将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战略层面，而不是落入到地区军事对峙这样的“陷阱”中去。为了让“东盟+3”的战略框架真正发挥作用，中国需要首先解决的是“领导力”的问题，中日韩三方的FTA机制的成熟可以为“东盟+3”找到核心框架——中日韩可以共同为东盟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而东盟也可以为中日韩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制造业基地，这或许能够很好的“拆除”东盟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