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福坡
值此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慎重追溯，承先启后，回顾我国自黄帝制历迄今已4708年，也就是公元2011年前2697年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一贯相传的中华文化道统。自始治国之道，是以英雄争霸、帝制立国，都希望为民解苦，建政王道，都想解决民困，但一直都是以一个朝代更替另一个朝代而告终，经历5000年，未能解除人民之穷困与愚昧，荒废了文化改革与经济发展这两大问题，所以中国始终困在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当中，闭门守旧，不求改革，尤其晚清时代腐败无能，带来中英鸦片战争失败，遭到西方侵凌，不平等条约连锁，这才激起爱国志士孙中山之于1894年向李鸿章提出陈情上书说：“欧洲富强之本，不仅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乃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其上书当时未得李鸿章接受，因之他到美国檀香山，以海外华侨为基干，成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矢志发动民主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王朝，谋求中国的民主独立统一，振兴中华。他的思想集古今中外学说之精华，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之灵魂。他是先知先觉的伟大革命导师，他的革命理想与爱国精神，实现在“知难行易”的哲学、革心观念、以民为本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之中。
1894年12月他由檀香山经日返港，到港后策划发动在广州首次造反起义，结果失败后偕陈少白、郑士良三人逃到日本，引起日本朝野正视，日本报纸称他们为“革命党”。他们继之以日本为基地，奔走世界各地，计划策动第二次惠州起义，结果又遭失败。
1905年7月19日，他由欧洲回到日本，在横昹海港，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百余人迎接，颇受欢迎。承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末永节二人的介绍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合，共商团结救国之计，并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阪灵南阪（阪本金弥宅）集合“兴中会”代表孙文、汪兆铭、戴季陶；“华兴会”代表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光复会”代表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日知会”代表曹埃布尔、吕大森、张难先等数百人出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中国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制宗旨，并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为辛亥革命成功奠定了宏基。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自“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后，从1906年起，同盟会发动了8次武装起义，其中较大的是1906年萍浏醒起义、1907-1908年孙中山先生在华南领导的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与秋瑾约定，同时在安庆和绍兴发动起义，因形势危机提前起义失败而遇害。1910年2月同盟会在广州策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一连之起义，相继失败，不少革命党人灰心气馁。孙中山热情地鼓励道：“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凡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这些武装起义的资金，都是来自华侨的资助，占起义经费百分之八十。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集各省革命骨干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再次悲壮地失败，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役全国响应，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中国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同盟会”的诞生地为日本东京，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同盟会，更不能忽视它与日本东京的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百千万劫难遭遇。辛亥百年，稀世难逢，殊盛无比。百年沧桑，不堪回首，昂首看前程，下一个百年中国一定富强，中国也一定会统一，中国一定会成为亚太世纪的主导，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对得起烈士先贤以及孙中山先生在天之英灵。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由于1911年10月武昌之役一举成功，他由美洲回国，成立了中华民国，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因北方军阀不合作，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与袁世凯，又因袁背叛弃义，想复辟称帝，故孙中山又于1913年再发起二次护法革命，以“中华革命党”身份在日策划中国铁路建设，筹划成立军官学校，组织北阀军北阀，以铲除袁世凯。为团结北方军阀势力，又于1924年11月下旬经日赴北京，所搭商船驶进日本神户，应日本兵库县商工会议所之邀请，于1924年11月24日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对日本工商各界社团举会讲演“大亚细亚主义”，发表“中国统一”及“中日合作”之大义。他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能统一，便是全民的幸福，如果不能统一，全民就要受苦。”他对日本友人演讲说：“中日两大民族要团结对外，深深希望。”日本人要作“东方王道的干城”，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1924年11月底他到北京，因病住北京协和医院疗养。至翌年1925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举国悲伤。他临终时说：“和平、奋斗、救中国”，他的遗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冈，暨第一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遗嘱与世长辞。但他的后继者，对他的遗嘱、主义、主张、并未能即时推行，并履遭外力纠缠，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于1931年9月18日在东北辽宁发动柳条湖事件，又于1937年7月7日在河北省爆发芦沟桥事件，并发展到中日战争，中国由于日本侵略进入全面对日抗战时代，内忧外患直到1945年8月8日，日本全国崩溃战败投降。在中国尚未得到安定之时，又发生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于1948年败走台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而形成海峡两岸对峙，分治局面迄今60余载。
两岸的对峙分治，是因国共内战造成，是时代的悲剧，关键在“制度”而非“主权”，是“政治对立”而非“国土分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将来可以用为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台湾解严，均已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顺势发展，国力日增，已走向崛起。台湾的未来走向决定于“国宪认同与两岸关系及经济发展”，而且三者互有连动的效应，其中的两岸关系又是枢纽的地位，也就是说：台湾的国宪认同体系与经济发展模式因应两岸关系走向，和则顺势，否则逆势，也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孙中山先生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过去二十年李登辉、陈水扁搞“戒急用忍”、“有效开放、积极管理”，反对两岸三通直航，其结果是两岸交恶、社会撕裂、台美反目、烽火外交、经济低迷震荡，流失了亚太营运中心的契机。此一因果关系是错乱的国政认同，搞坏了两岸关系，也搞砸了经济发展。李登辉、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的错误与失败，映现在马英九2008年高票当选之中，因他的国宪认同、两岸关系、经济发展三合一的政策，赢得民心，而两岸政策，始终是马英九受民意支持的最高项目。
孙中山先生的“爱国”、“革命”、“和平”思想，源自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以人为本”的主张不仅谋求中国和平和谐，而且还要追求亚洲及世界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他的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理想，确能减少与沟通民族与两岸间的摩擦，趋向和平发展，并能逐渐化解恩怨，促进和平发展，渐渐走向和谐与和平统一的大时代。
如今两岸关系所存在著各种因素，如大陆因素、台湾因素、国际因素、华侨因素，但两岸经济框架业已确立，人民往来日渐频繁，已经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能倒退的关系。只要互相尊重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团结海外华侨，加强两岸关系，在中国崛起的潮流中化解国际因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促进中国统一的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