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那几天，我们考察了学校、灾难现场、自卫队救援、志愿者救助。以前也知道日本人组织力很强，志愿者很专业，学校很坚固，但当真相摆在眼前时，还是极为震惊。比如一个离海边不到5公里的学校，经历了地震、海啸，里面的人几乎都遇难了，但学校仍然立在那里，那一刻很能体会到日本人说的“什么都可以倒，就是学校不倒”。
现在这次活动已经结束半月了，回想起这次日本行，有很多收获，虽然这种收获是建立在上万日本人死亡的前提下，但如果将我们的收获和读者分享，并能有助于我们自己从中悟到什么，反思什么，本身就是一件善事。我们国家领导人不是说“多难兴邦”吗，我们的日本报道，其实就可以提供一个借鉴，看看邻居是怎么“多难兴邦”的。
4月23日，从东京飞回北京，下了飞机马上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席间有人问，一场地震把一个一流国家变成了二流国家，是吧？我说，当然不是，绝对还是一流国家。
在中国，称赞日本是很危险的事情，但事实就是事实，虽然我看到的可能片面，但只能见到什么说什么，没有其它办法。
我和林楚方应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邀请赴日考察，本来是在3月11日地震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因为地震，推迟了半个月。我和楚方都是媒体出身，当然要求改变原来的安排，直奔灾区。
出发前，家人、朋友和我们自己最担心的还不是地震海啸，而是核辐射，但到了东京后，我们的担心完全打消了——在东京，如果不是车站附近有乐队在赈灾义演，秩序的井然让我们简直不相信这里刚刚经历过什么。
在降落前半小时，我们的飞机突然剧烈地抖起来，不但上下抖，还左右飘。终于落地后，发现事先约定来接我们的基金会日本翻译小林义之并没有等在出口，旁边一个中国人见我们不安的样子，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了地震，市区到成田机场的火车已经停运。半个小时后，小林义之赶到，一脸歉疚地说火车停在半路，他不得已叫了一辆出租车，花了将近2万日元才将将赶来。
网络上有人开玩笑说，日本已经被调成了振动模式，六七级地震成了家常便饭。但在日本期间，我们真正有感觉的地震只遇到一次。某天午夜时分，我们在松岛一家酒店里上网，酒店突然开始颤抖，窗子也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我从榻榻米上跳起来叫小林义之和林楚方：“快起来，穿衣服啊，地震啦！”小林义之笑笑说，这也算地震？我催他查看震级和震中，发现震中就在宫城县，震级4.5。
小林义之的淡定，跟灾区其他日本人并无二致。
淡定，是日本人给我最大的感受。无论是灾民、志愿者还是普通人，怨气固然也有，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
至于核辐射，我们还真查了一次，4月18日那天，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宫城县的数值的0.078，福岛县是2。宫城县离福岛核电站只有200公里，居然低于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林楚方甚至在网上跟人开玩笑说，我们来日本是躲核辐射的。
福岛核电站20公里范围内是禁区，但当地还是允许灾民每天进入两个小时，照顾自己的家园和牲口，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甚至会进入拯救流浪的宠物们。直到4月23号，日本政府才把20公里范围划为绝对禁区，再不准人员进入了。
19号那天，我们到了石卷市海边。林楚方看着海水说，谁能想到这么蓝的水曾经那么恐怖。我说，谁能想到恐怖完的水还能这么蓝。——关于灾难，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它来了，就只能平静接受，哭天抢地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让心情更坏，做出离谱判断，使灾难加倍。
当然，灾区的景象确实触目惊心，我曾经在玉树地震半年后去过那里，这次在日本宫城县石卷市和女川市看到的情形比玉树差得多，尤其是女川市，整个城市全“平”了，只剩些残垣断壁。
但相比灾后情况，石卷却要比玉树好一些，可能的原因：一，石卷交通方便，玉树进入太难；二，日本救助体系成熟；三，日本政府效率虽低、喋喋不休，但做事扎实，决定一件做一件，不至颠三倒四，经常换方案推倒重来。
灾民对日本政府有很多不满。有位日本老人抱怨说，石卷有15000人需要安置，现在大部分住在学校，而学校马上开学，必须离开。想住进建成的200套简易房需要抽签，还有很多条件，基本靠比惨——家里有人遇难、财产全部消失等等。老人条件不够而落选，下边怎么办？在石卷等着，遥遥无期；离开，更没人管。而政府提供的每人10万日元慰问金，如果在仙台，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半个月，未来，很迷茫。
菅直人说，要建立比震前更美丽的日本。基本是空话。
甚至，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国会大厦间的路口，我们就看到一老太举牌示威，大致意思是，菅总理，杀人犯，下台。边上两个警察，只是站着，默默无语。
当地政府很努力，但苦于没钱没人(三分之一公务员在灾难中丧生)，不能随意想清理谁家就清理谁家，也不能谁骂政府就判谁几年。而中央政府在反对党和国会制约下，更不能想动用什么就动用什么，尤其日本官僚体系，为保公平，丧失了部分效率，在大灾面前尤显被动。
说到日本政府的低效，可能我们低估了他们的难处。比如那些被海啸冲击过的房屋，都是私人地界，未经允许政府无法动手清理。那些因海啸损坏的物品，是否已成垃圾需主人认定，所以清理工作也很缓慢。
有些灾民已经自己回到家里动手打理，准备搬回来住了，自卫队只能先清理道路。政府效率低，有自己的理由，但依然被灾民骂。比如有次菅直人说，加油。灾民就骂，少说废话，拿点具体办法来。
我们的另外一个翻译小李讲了一个段子：3月12号，菅直人去福岛核电站视察，媒体自然地批评他作秀，甚至有自民党议员指着他鼻子骂：你是首相，你不在的时候谁替你做首相？你去视察要动用多少安保人员？第二天，福岛一号机组爆炸了，反对党就说，是菅直人添乱导致。
菅直人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比菅直人口碑好多了，但也经常失语，比如“水是安全的，尽量不要喝”、“不用过于担心辐射，不会立刻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很多日本人觉得枝野幸男是累糊涂了，于是创造了一个词“枝野行为”，大致包括三个含义：1、不眠不休拼命工作；2、遇到无能上司，不得不拼命；3、用暧昧的语言勾起别人的不安。
比起政府的不给力，日本的民间救助却非常专业。在女川，日本财团向每位遇难者的家属发放5万日元的慰问金，虽然要求领取者签字领钱，但捐助者并不死板地要求家属和死者一一对照，而是来了就给，尽量避免能够引起家属痛苦回忆的程序。我们问，会不会有人冒领呢？工作人员说，考虑过这种情况，但来之前，领导指令很明确：宁可被冒领，也不能触动灾民的伤痛心情。
冒领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死者家属沟通不畅，出现多人领取的情况。工作人员说，已经有一个死者家属回来退款，解释说自己另外一个家人领过了，由于不知情，他又领了一份，十分抱歉。
石卷住吉中学体育馆里，住了很多灾民，也有一班在为灾民做饭的自卫队员，其中居然有一个来自大连的小伙子，看上去很憨厚。他说，从前自卫队在老百姓心中形象并不太好，但这次地震，他们及时出现，积极参与救灾，形象改观了很多。
跟官员比起来，日本的普通人更让人赞叹。一个简单的事例是，在很多灾民休息的地方，人离开后，依然一点垃圾没有，和地震前并无两样。在宫城，一位开照相馆的妇女说，由于很多人遇难，更多的人要补办各种证件，她只好不顾条件地把照相馆重新开起来了，这样大家会方便些。而在石卷，我们光顾的一家酒馆刚刚重开三天，服务员笑着说，我们经过很大努力才重新开业，会继续努力。可贵的是，酒馆的价格并未因灾难而上涨。
一路走下来，最让我感动的，是住吉安置点的一位近50岁的妇女，她指着边上的樱花树对我们说：“海啸虽然来过，但樱花还是开啦。”
在玉树，我也见过这样乐观的老人家，还跟我做鬼脸呢。
从4月16号开始，我和王小山在日本考察志愿者工作。现在我可以弄明白，日本的志愿者不会出现轮流给孤老户擦玻璃、扶老太太过马路害得老太太自己又走回来的问题。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通过一个个细节完成的，这些细节支撑起的情感和举动，别说抚慰灾民，就是追最难伺候的姑娘也不会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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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踪的那批志愿者中有个叫浦田尚美的女孩，她在包括NHK在内的很多电视台做头发造型师。灾难之后，她对自己的工作很迷茫：那边死了那么多人，自己怎么还好意思给别人做造型呢？她参加了日本财团(Nippon Foundation，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上级机构)组织的活动，任务是给灾民“泡脚”。我告诉国内的朋友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日本人怎么这么暧昧腐化？但后来的经历告诉我，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泡脚，而且过程细密。
4月18号上午，我们参加了这批“泡脚志愿者”的培训。讲师告诉大家：“大部分灾民一个月都洗不了一次澡，你们给他们泡脚，是次享受，能让他们放松。而且肌肤接触最容易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信任，他们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你们晚上回来再告诉给班长，班长汇总后告诉组长，组长汇总后告诉给组织者，组织者汇总后告诉志愿者中心，志愿者中心再根据这些需要安排新志愿者。”当时我差点被雷倒，亏他们想的出来。
当地朋友说，日本很少有异性按摩，但这次去给灾民泡脚，就是要异性服务异性，要让被服务的人舒服，就能讲真心话。讲师特别解释说：“不用担心发生恋爱，都是老头老太太。”志愿者们贡献了满场笑声。讲师有过1995年阪神地震志愿者工作的经验，他回忆说，神户有个老大爷，家没了家人也找不到了，接受完一个女孩按摩后开玩笑说，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儿给我按摩，死也值了。“我的意思是让灾民心理得到纾解。”讲师说，台下的80多个志愿者中有六成是80后女生，还有20几个大男孩和几个老大爷，我猜老大爷们可以为灾区大娘服务。
会议持续将近四个小时，中间都是特别细致的培训，讲师讲了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不要上来就问不舒服的问题，比方说：孩子呢？失踪了。亲戚呢？联系不上了。家产呢？冲没了……“要等双方气氛融洽后，让对方主动谈。”
更细致的问题也不断被提出。一个女孩问：“如果对方想要我照顾孩子怎么办？”讲师答：“你告诉对方，你没有看护小孩的资格。要是对方还坚持，你就请示班长，但不要主动说我有看护小孩资格，灾民会想着给你提供表现机会，实际可能加重人家负担。”
一个女孩问：“要是对方到时间不走怎么办？”讲师答：“你不要说‘到点了该走了’，对方会很伤心。让你旁边送水送毛巾的志愿者说‘到点了，还要服务别人’。”
一个女孩问：“第一次见面要不要摘口罩？”讲师答：“打招呼的时候要摘下来，泡脚时很自然地戴上。”
一个女孩问：“听不懂对方的方言，会不会伤害对方感情？”讲师愣了下：“这个……我也不知道……”又是满场笑声。“主要是要方便灾民尊重灾民。”
还有一个环节是讲师和一个志愿者表演泡脚的情境，中间的对答几次让全场爆笑。我曾以为日本人总是很严肃，看来有误解。当地朋友说，他们是想让培训变得有意思，要不没人听得进去，“因为比较急，这次培训已经比较粗了，他们特别注意培训，哪怕是两天的工作，也可能拿出一天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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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束后的情景让我有点吃惊：近百个互不认识的男男女女，迅速组成三个组，迅速产生组长，每个组又迅速分成几个班，迅速产生班长，整个过程不超过半个小时。之后便出发去日本受灾最严重的石卷市。在大巴上，讲师又叮嘱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城市一半被湮没，会很惨。有的人可能会被刺激，觉得一定要加油干活，但千万别这样，这样会感染别人一起加油，会增加灾区负担，记住，做好你们该做的就行了。回来后，如果觉得心理不适，可以给资料里的心理康复中心打电话，他们会提供帮助。”康复中心也由志愿者组成。
18日傍晚6点左右，我们到了石卷市志愿者接待站，大家被安排住进一个卡拉OK店里。其实当地很多商店在地震后几天就开张了，日本人觉得地震后迅速营业，让别人买得到东西就是负责任。但这间卡拉OK店的老板可能觉得，这时候提供卡拉OK营业不合适，干脆把店给志愿者中心免费用了。
即使在地震受灾的核心区，日本人对卫生的要求也毫不含糊。每个人进楼后领到一双拖鞋，保持清洁绝对是这里的“宪法条款”。安顿好后，讲师继续训话：安全第一，随时都可能地震，不排除有海啸，如果有海水进来，一定要跑到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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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号，我们到了泡脚现场。志愿者的准备工作细密熟练：放好煤气罐，摆好大盆，打好凉水开始烧，在一个像是仓库的大房子里铺好塑料布。准备期间，保持卫生依然是“天条”：换鞋、拖鞋、拖鞋、换鞋，进进出出都是如此。一个多小时后，志愿者们开门接客。
志愿者们基本按培训要求做，不过也有几对是同性按摩，我问日本朋友：“不是说都是异性按吗？”朋友说，因为同性太多了，总不能专门等吧，“自然就好”。灾民看起来很享受这种服务，现场满是笑声。虽然事先说尽量不要拍照，拍前要经过允许，但当我们征求意见时，灾民都微笑着配合“摆拍”。
日本人特点是越灾难越坚强越微笑。我们还遇到一个老太太，家没有了家人可能也没了，但她还是微笑着说，“海啸虽然来了，樱花还是开了。”还做了一个“V”手势，小山后来说，他当时差点掉眼泪。在这个泡脚点现场，印证了那个老太太说的另一句话：心里越疼，脸上就越该有笑。
在灾区我们还遇到了清泥志愿者，我们到的前一天是周末，清泥志愿者数量创了纪录，1580人，比平时的2倍还多。晚上时候，我们参加了挖泥总结会，大家将一天里遇到的各种问题拿到会上解决，比如能否考虑雇更多当地人参加，以增加当地停工者的就业机会，会上就讨论了该雇佣哪些人。我还听到会场总有笑声和掌声，翻译告诉我，笑声是因为有个志愿者分享说“烂泥比屎还臭”；掌声是因为有个100人小队清理了12栋房，而另一个小队用40个人就清理了35栋房，前面的被嘲笑了，后面的被鼓掌了。还有人说，有个寺院的地下室里面都是遗骨，他们要把遗骨取出来，但地下室洞口很小，只能下去一个小个子，这个人在里面呆了好久，里面像电影一样恐怖，可怕极了。
互不相识的人能迅速组织起来，高效率地工作，这让我很有兴趣。日本朋友说，现在看得到的有效组织，是因为有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教训。阪神地震时，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大批进入灾区，但当地没有接待机制，有需求的找不到人，有人来却找不到需求，很多人转了一圈就回来了，还有人冒充志愿者去当地做生意，导致灾区非常混乱。后来，日本志愿者组织在全国建立志愿者接待中心，并形成了联系机制，让志愿者参与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
通过“泡脚”了解灾民需求，也是阪神地震后的教训。志愿者木村奈奈惠曾经历过那次地震：“当时没有泡脚手段，大家在避难所找闲人收集信息，可灾区的闲人都是小孩，根本收集不到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些‘我要回家’、‘我想要我的住房’、‘我想要我的亲人’……我们根本满足不了。但有了足浴之后，人和人距离很快拉近，边享受服务边说心里话，真没想到足浴有这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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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驻地，我和头发造型师浦田尚美、木村奈奈惠等几个人一起聊白天的感受。浦田尚美白天服务了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撩开衣服后吓了她一跳，“因为太脏了，他一个月只洗了一次澡，因为老伴卧床，自己又没办法离开。”老人告诉浦田尚美，避难所的木板太硬了，他需要毛毯。“我已经把他的需求报告上去了。”浦田尚美认为之前的培训非常重要，“我们都非常在意不给灾民带来一点点伤害。”
而一个叫夏本茂男的男生则开玩笑说：“日本的教育把人教傻了，都不会独立思考，所以才问那么多细节问题。”
夏本茂男是送水志愿者。“这次来灾区，我想的不是做什么好事，只是寻求一种只有现在才有的体验，我不想在将来和孩子说，这次地震的时候爸爸什么都没有做。”在以前，夏本茂男经常去美国，有时被日本人认为是个亲美者，但这次，他说自己看到了日本很多好的一面。有一个细节让他永难忘记，有个小女孩给志愿者一块糖。“我们说不能要，但她非要给。我都快哭了，就拿了一块留作纪念。我觉得日本是有希望的，小女孩受到的教育非常好。”
美发师浦田尚美给那个小女孩理了发。“退一步看，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通过这次灾难，我看到日本人和人之间重新重视交流和关爱，这就是志愿者的主要作用。”
和几个日本朋友聊了一个多小时后，按照日本人的见面习惯，他们送了我三袋小食品作礼物。我请翻译告诉他们：“像夏本茂男留着小女孩的糖，我也会将这些小礼物作纪念。也许我们将来还会见面，在日本或是在中国。我们再见的时候，我会拿出这些小礼物让你们看，然后一起回忆今晚的聊天。”
21号，我们跟着志愿者们又乘大巴回东京。一路上，和来时的安静完全不同，他们大声说大声笑，有一种回到同胞中的感觉，让我感觉，日本人也会这么“放肆”。
23号晚回到北京，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恍恍惚惚中，看到地面上的刻章办证广告，意识到已经回国了，感受到另一种亲切。两天后有朋友问我，把日本说的那么好，你怀念日本吗？我告诉她，“那是别人的国家，和我没有关系，但我愿意把好的地方告诉这边的人，不是因为我要哈谁，只是希望我们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作者：林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