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30多年来，美国共有10人出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1979-1981年）、恒安石（1981-1985年）、洛德（1985-1989年）、李洁明（1989-1991年）、芮效俭（1991-1996年）、尚慕杰（1996-1999年）、普理赫（1999-2001年）、雷德（2001-2009年）。洪博培（2009-2011）、骆家辉（2011-）
尽管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日则是1979年3月1日，但早在1973年5月，中美就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
首任大使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
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1920年6月1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汾阳铭义中学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乐道院，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王道文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
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作家包柏漪，又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洛德时代中国开放程度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他们夫妇可以接触更多中国朋友，“包柏漪沙龙”一度名闻遐迩。1988年6月，洛德未履行手续便进入北大，出席“周三自由谈”，与数百名学生自由讨论，引起中国官方不快；1989年2月，老布什抵京访问，在长城饭店举行招待会，洛德将方励之等几人列入邀请名单，并在布什获悉前便透露给媒体，结果引发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和洛德与布什政府班子的激烈争吵，最终迫使布什提前将洛德调回。
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1981-1984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代表处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
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
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
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
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此后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
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
尽管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开馆日则是1979年3月1日，但早在1973年5月，中美就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主任级别之高，是许多派往一般国家大使所不能比拟的。
首任大使伍德科克是工会领导人出身，谙熟中国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思维，这让他成为美国谈判代表团的“王牌”，他被认为“善于和中国领导人沟通”，在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上，他4次紧急会晤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表达美国立场，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中国立场，并向各自政府准确阐述，并最终推动卡特总统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令其有足够勇气与中国建交，而不顾国会庞大的台湾游说势力。
他的继任人恒安石是第一个拥有汉语姓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也是第一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大使。他于1920年6月1日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传教士、汉学家，曾任汾阳铭义中学校长，1940年恒安石曾任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捕入集中营，关押在山东潍坊乐道院，1944年5月在中国农民张兴泰、王道文等帮助下成功越狱，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恒安石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中和中共打交道最早的一位。
洛德恐怕是“前三位”中最复杂的一位。他有一位华裔妻子、颇有名气的作家包柏漪，又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行的高级随员，素有“中国通”之誉，他于1985年11月上任之际，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因此各界原本对其抱有很大希望。洛德时代中国开放程度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他们夫妇可以接触更多中国朋友，“包柏漪沙龙”一度名闻遐迩。1988年6月，洛德未履行手续便进入北大，出席“周三自由谈”，与数百名学生自由讨论，引起中国官方不快；1989年2月，老布什抵京访问，在长城饭店举行招待会，洛德将方励之等几人列入邀请名单，并在布什获悉前便透露给媒体，结果引发中美关系的轩然大波，和洛德与布什政府班子的激烈争吵，最终迫使布什提前将洛德调回。
也许是恒安石的成功引发了美国总统对“老资格”和中国通的兴趣，洛德之后的两位驻华大使均出生于中国。李洁明1928年出生于中国青岛，父亲是美标美孚石油的职员。李洁明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长达28年，曾是老布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随员，1981-1984年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代表处代表，是第一个先后任职海峡两岸的美国大使。李洁明的提前赴任，原本有老布什政府试图弥合洛德所制造的裂痕之意，然而这位中国通却是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上任伊始就曾给布什政府发电，在长达9页的电文里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献媚”，他在任期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他后来也曾坦言对中国政府缺乏好感。然而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在职期间还是较忠实履行了老布什政府“保持与中国沟通”的政策，但在离任后，他却长期以“台湾代言人”身份活跃在院外。
芮效俭同样出生于中国，他的父亲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他本人直到1950年才随父回中国，被认为是司徒雷登后对中国最有感情的驻华大使。芮效俭通晓中文，曾担负情报工作，1959年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又被派驻台北，是唯一在两岸三地都任过职的驻华大使。1978年，芮效俭被派任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是伍德科克最得力的助手，在促成中美建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中美建交后他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副馆长，是建交早期的重要美国驻华代表。
芮效俭之后，美国驻华大使似乎回归职业外交范畴，是否“中国通”变得仿佛不再重要。1996年2月上任的尚慕杰是律师出身，资深参议员，来华前和中国并无深刻关系，当克林顿竞选获胜，邀请他出山时，他声称只接受“有挑战性”的驻华大使一职，当他获得任命后表示“仿佛充电一样”。
尚慕杰是戈尔副总统的密友，和白宫关系密切，被称为“唯一可以直接和白宫随时打电话的大使”，也是第一个国会出身的驻华大使，这些都为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尚慕杰曾被称为“最不值得羡慕的大使”，因为在他任上发生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使得美国大使馆被示威围困。
尚慕杰之后的普理赫为退役海军上将，曾任职海军35年，并担任过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和中国的交道最初是在剑拔弩张中开始，就任驻华大使时退役仅半年，在其任职期间，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起到了重要进展；此后的雷德大使则被认为是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他曾作为律师在香港居住18年，被公认为中国法专家。
由于中国地位提高，中美关系已进入到美国最高战略层级，加上包括历任大使在内，许多有心人的多年经营，双边早已建立起不同层级的直接沟通渠道，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高级领导人直接对话解决，相形之下，大使被“抢戏”也便顺理成章，说到底，这是中美关系步入更高阶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