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少华
当今世界著名外国作家笔下很少有中国人出现，村上春树大约算是个例外。他的小说的确如他本人所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如《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基本属于正面形象。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的知心朋友，以致《寻羊冒险记》中“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给了他。《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19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诚恳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另外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20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相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前不久，村上新出了一部名叫《天黑以后》(after dark)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19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满是血迹。
而白川施暴后径自返回公司加班，若无其事地边听音乐边维修计算机。不难看出，白川是由中国女孩遭遇这个点折射出来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1、“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也就是说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普通家伙。2、衣着考究，整洁利落，文质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蛮殴打对方剥光衣服拿走那一类型”。3、作为计算机技师，不仅敬业，技术上也是“头号高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故障也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话说，就算情况再糟糕也能“把球击进穴位”。4、丝毫没有做恶意识和愧疚感。回家前他在办公室一件件取出从妓女身上剥下的衣服，脸上自始至终浮现出“这样的对象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的神色，冷静得俨然“在发掘不远的过去的寒伧的遗迹”。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他会是在旅馆嫖妓、大打出手并抢走对方身上所有衣物的“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单纯地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计算机技师所以计算机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搭出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而属于超出善恶标准的、甚至超出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性、更应警惕的恶。
村上春树为什么把“恶”作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着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不止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次之）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过一次对谈，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29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就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正在发生。这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不介入），开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commitment，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上的恶、现实中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语，《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天黑以后》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饶有兴味的是，《天黑以后》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去中国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
当今世界著名外国作家笔下很少有中国人出现，村上春树大约算是个例外。他的小说的确如他本人所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如《且听风吟》、《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基本属于正面形象。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的知心朋友，以致《寻羊冒险记》中“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给了他。《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19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诚恳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另外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20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相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前不久，村上新出了一部名叫《天黑以后》(after dark)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19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满是血迹。
而白川施暴后径自返回公司加班，若无其事地边听音乐边维修计算机。不难看出，白川是由中国女孩遭遇这个点折射出来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1、“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也就是说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普通家伙。2、衣着考究，整洁利落，文质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蛮殴打对方剥光衣服拿走那一类型”。3、作为计算机技师，不仅敬业，技术上也是“头号高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故障也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话说，就算情况再糟糕也能“把球击进穴位”。4、丝毫没有做恶意识和愧疚感。回家前他在办公室一件件取出从妓女身上剥下的衣服，脸上自始至终浮现出“这样的对象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的神色，冷静得俨然“在发掘不远的过去的寒伧的遗迹”。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他会是在旅馆嫖妓、大打出手并抢走对方身上所有衣物的“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单纯地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计算机技师所以计算机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搭出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恶，而属于超出善恶标准的、甚至超出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性、更应警惕的恶。
村上春树为什么把“恶”作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着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不止一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次之）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同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过一次对谈，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29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就可能发生什么甚至正在发生。这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不介入），开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commitment，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上的恶、现实中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语，《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天黑以后》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饶有兴味的是，《天黑以后》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去中国的小船》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