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普遍语言、技能较差，政府统一组织培训、外出打工，会更有保障。新疆发改委和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统一组织，并不意味不自由。相对来说，少数民族受限于视野、知识水平等，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愿外出打工，这些“思想路条”才是急需解禁的。当然，类似，七五事件参与者这批人，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出村，更不能外出打工。
“我们世代都生活在这里，我当年是村子里第一个到乌鲁木齐的人，现在小儿子在南方做玉器生意。”10月19日清晨，年近七旬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尔莫盖着一件毛毯斜躺在长椅上，指挥家人用砖块建造一个烤馕的炉子。阿尔莫最近很忙，经商在外的小儿子巴布尔过几天就要带着汉族未婚妻回来了。在维吾尔族文化中，馕是招待客人的佳品之一。
阿尔莫老人所在的江巴孜乡兰干村，距离喀什城区60多公里，东部和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戈壁滩环绕。三三两两的泥胚房依坡而建，小块的麦田和挺拔的胡杨树掩映其中，偶尔会有几个孩童站在半人高的土墙上玩耍。
这是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世界，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正在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路条”制度悄然消失
多数兰干村的村民不会讲汉语，他们获取外界讯息的主要渠道是当地政府的维语广播节目。此外，就是那条通往外界的乡间道路，轰鸣的拖拉机过去之后通常是漫天尘土。
“我种庄稼，栽果树，也做过生意。”阿尔莫向凤凰网介绍说，维吾尔人历来不擅长种庄稼，只会种些小麦、玉米之类的作物，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自然产量不高，仅能养家糊口，而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倒是硕果累累。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莫曾带领家人用毛驴车把村里的苹果、无花果等农产品统一收购运到喀什市场，甚至还曾雇汽车运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这生意倒也能赚钱，但最终却没有坚持下来。除了颠簸的道路使水果破损得体无完肤之外，更大的障碍就是当时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要受到诸多的政策限制。
“去一趟喀什城，要到公社开'路条'，如果要去乌鲁木齐，那就得去伽师县开'路条'，还要盖好几个章子。”阿尔莫所说的'路条'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流动，企图以此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路条”有着久远的历史，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地把“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列为农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路条”，不仅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可能遭到公安机关的关押和遣返。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路条”制度，但由于民族问题等原因，新疆地区的“路条”制度直到90年代中期才陆续取消。
阿尔莫老人与“路条”渊源颇深。他向凤凰网回忆说，1989年夏天，迫于生活压力，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去乌鲁木齐做建筑工。一天晚上，疲惫的阿尔莫在睡梦中被人强行拉了起来，好几支手电筒齐刷刷地照着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有“路条”，但最终还是被当作流窜人口遣返回了老家，一个多月的工钱也没来得及领取。阿尔莫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盖了红章子的'路条'不好使了?”其实，这事出有因，当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5·19”骚乱事件，三千余名暴徒挥舞着刀棍等凶器冲击了自治区党政机关，无辜的阿尔莫正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之一。
时过境迁。2005年冬天，小儿子拉布尔要南下深圳打工时，阿尔莫很担心自己的遭遇会在孩子身上重演。于是，他急匆匆地赶到老阿訇家中开了证明，再套上毛驴跑到乡上派出所盖章。结果，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告诉阿尔莫，“路条”已经废除了，外出打工只需要到乡政府登记一下就可以。
存在数十年的“路条”制度真的取消了？阿尔莫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小儿子拉布到达深圳数月后，老人还数次写信询问是否有人查“路条”。
外出务工须政府统一组织并登记
“路条”制度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全疆每年有15万人次外出务工，新疆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现代化的世界。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党组书记吾买尔·阿不都拉接受凤凰专访时也证实，“路条”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新疆各地政府还积极组织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但少数民族人员外出打工要靠政府统一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南疆的大部分老百姓不懂汉语，如果单独出去自谋生路，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当地政府积极进行技术、体能和语言等方面的培训。
在南疆，政府统一组织的外出务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转移就业”。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外出打工有别于内地，内地多数是自发的，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自己出去就业，而新疆是以县乡为单位，有组织的到内地去就业。
“我们对南疆三地州农民加大了培训力度，一个是语言培训，另一个就是技能培训。”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勇向凤凰网介绍说，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毕业生对汉语言的运用还不是很熟练，交流存在一定困难。对此，政府对此提供免费的教材，免费的师资，免费培训，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此外,南疆各县市还设有实训基地和培训机构，目前正在向乡一级延伸，确保外出务工者有一技之长。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已累计培训了近2000万人次，其中1700多万是少数民族群众。
“维吾尔族年轻人经常被政府强迫到遥远的省份打工。”这是美国《费城问询者报》2009年7月19日的一篇报道。对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阿尔莫老人听后一笑表示，“没有这回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去赚钱！”政府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务工都是自愿的，除了本人要同意之外，还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他当初就在乡政府自愿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志愿书上按了手印。
当然，阿尔莫老人也坦言，在感情上并不愿意儿子远走他乡打工，这是人之常情。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外面生活吃住很好之后，老人就放心了。去年春节，孩子还给家里寄了1万多元钱，把泥胚房子推掉，建了一座气派的砖瓦房。邻居们看到阿尔莫家生活越来越好，封闭的乡土观念开始走向开放，开始主动要求政府把孩子送出去打工，也有不少村民还到阿尔莫家打听外出务工的情况，阿尔莫老人俨然成了村里外出务工项目的首席咨询师。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外出打工正在慢慢增多。新疆人社厅副厅长杨勇认为，政府统一组织培训，统一组织外出打工，加上还要到乡政府登记等手术，可能不如个人外出打工自由，但有保障。
解禁“思想路条”仍需时日
“在深圳只要舍得吃苦，就会成功。”10月20日夜，凤凰网拨通了阿尔莫老人的小儿子巴布尔的电话。这位维吾尔族青年讲述起他在深圳的经历，一段从打工汉到玉器老板的故事。
巴布尔的远房亲戚从广东务工回来的富足场面，深深触动了巴布尔。巴布尔深知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而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婚嫁花费极高。2005年 11月，19岁的巴布尔搭乘乡里运货的卡车到乌鲁木齐后，直接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破旧的旅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和几个馕，贴身的衣服兜里装得是一张身份证和136元钱。巴布尔至今记得，临行前父亲把家里的两只羊卖掉了，换来了260元钱，全部给了巴布尔当作盘缠，在购买了火车票等之后，兜里只剩下了136元。
“孩子，如果外面不好就回家。”当时，父亲带领家人把巴布尔送出村外很远。只身一人来到深圳后，巴布尔并无任何技能，最初在一家大型超市做搬运工，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巴布尔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时间。后来，巴布尔在同乡的介绍下，在一家宰牛厂工作，工作轻松了许多，也慢慢有了一些积蓄，为后来做玉器生意打下了基础。
“刚来深圳的时候，我确实担心遭受汉人的欺负，对所有人都很警惕。”巴布尔逐渐发现汉族人都很友善。如今，巴布尔不仅有许多汉族朋友，给自己取了一个汉族名字何生财，寓意“和气生财”，在宰牛厂工作期间，他还找到了一位四川女朋友。当然，巴布尔同任何异乡人一样，也会感到孤独落寞，经常会想起维吾尔族古老的村落，想起父母和哥哥。这时候，巴布尔会喝上一点白酒，拿起冬不拉，在现代化的深圳唱起古老的维吾尔族民歌。
“庄稼熟了是要收割的，姑娘大了以后是要出嫁的”，喀什北郊乃则尔巴格乡的吾吉格也深有同感。他告诉凤凰网，维吾尔族基本上都是四、五代同堂，家里老人多，孩子多。吾吉格曾在东莞一家电子工厂做了四年的搬运工，他很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方式，“广东吃饭的碗很小，老要去盛饭，很不好意思。我们维吾尔人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
像吾吉格这样，很多青年人外出打工，很快又回来了。更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维吾尔族的民族和地域归属感非常强烈，打工者赚些钱之后通常会回到家乡，不会在异乡落地扎根。
在一些偏远农村的群众自出生，就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不知道外界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他觉得现在很知足，没有比较，就没有动力，没有追求，这是受制于地域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观念的影响，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地方、人群，突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敢迈出。第三就是语言问题，没有办法沟通。第四个就是受制于生活习俗，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出去饮食方面有很多不便。
新疆人社厅杨勇副厅长认为，新疆根本的问题还是社会开放程度、发展程度和大家的认识视野。要开阔视野，解禁思想的“路条”，新疆发展才能真正步入快车道。
“7·5”参与者不经批准不许外出
今天，传统维族村落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现代化的变迁，这期间有融合，也有激烈的碰撞。
去年的七五事件，对喀什显然有影响。喀什目前，更加重视维稳工作。
“去年参加闹事的人不经过批准是是不许离开村子，外出打工更不允许。”吾吉格介绍说，乃乡有两名骚乱参与者，其中一名青年男子在喀什骚乱中因为打伤他人，正在服刑。另一名参与者是一位16岁的少年，当时在乌鲁木齐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7月5日当天因为好奇，被同伴稀里糊涂地拉入了游行队伍。骚乱平息后，少年被遣返回喀什老家，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打工以外，还要定期到乡上的“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改造。
“7·5”事件后，吾吉格所在的乡成立了近千个“十户联防小组”，推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中留宿人员还要到村里登记。维稳工作非常细腻，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治安员，每周都要向乡“稳定办”汇报具体工作。吾吉格就是村里联防小组的组长之一，他每天早晚都要带人全村巡逻，掌握组内人员的活动情况，尤其要跟踪“7·5”事件参与者的活动和思想状况。
“我们经常进行演练，就像行军打仗。”吾吉格介绍说，联防的应急工作程序是，“一通三”：一旦出现骚乱等突发事件，作为组长的吾吉格在获知情况后，要立即通知3名副组长，每名组长再通过手机或口头通知给2户组员，这样10户村民就完全协作起来，能够保障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组长和副组长除了配备必要的通讯工具之外，每月还会得到大米和食用油等方面的补助。如果化解矛盾有功,还会得到资金上的奖励。
这种联防互动机制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是否会影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有争议。但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村里人外出务工并没受到多大影响，只有家乡稳定了，年轻人才能安心外出打工赚钱。”
“我们世代都生活在这里，我当年是村子里第一个到乌鲁木齐的人，现在小儿子在南方做玉器生意。”10月19日清晨，年近七旬的维吾尔族老人阿尔莫盖着一件毛毯斜躺在长椅上，指挥家人用砖块建造一个烤馕的炉子。阿尔莫最近很忙，经商在外的小儿子巴布尔过几天就要带着汉族未婚妻回来了。在维吾尔族文化中，馕是招待客人的佳品之一。
阿尔莫老人所在的江巴孜乡兰干村，距离喀什城区60多公里，东部和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戈壁滩环绕。三三两两的泥胚房依坡而建，小块的麦田和挺拔的胡杨树掩映其中，偶尔会有几个孩童站在半人高的土墙上玩耍。
这是一个远离现代社会的世界，随着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片古老而封闭的土地正在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
“路条”制度悄然消失
多数兰干村的村民不会讲汉语，他们获取外界讯息的主要渠道是当地政府的维语广播节目。此外，就是那条通往外界的乡间道路，轰鸣的拖拉机过去之后通常是漫天尘土。
“我种庄稼，栽果树，也做过生意。”阿尔莫向凤凰网介绍说，维吾尔人历来不擅长种庄稼，只会种些小麦、玉米之类的作物，从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自然产量不高，仅能养家糊口，而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倒是硕果累累。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尔莫曾带领家人用毛驴车把村里的苹果、无花果等农产品统一收购运到喀什市场，甚至还曾雇汽车运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这生意倒也能赚钱，但最终却没有坚持下来。除了颠簸的道路使水果破损得体无完肤之外，更大的障碍就是当时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要受到诸多的政策限制。
“去一趟喀什城，要到公社开'路条'，如果要去乌鲁木齐，那就得去伽师县开'路条'，还要盖好几个章子。”阿尔莫所说的'路条'是一种特殊的通行证，政策制定者的原意是控制人口的无序流动，企图以此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路条”有着久远的历史，在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地把“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列为农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路条”，不仅货物会被没收，甚至还可能遭到公安机关的关押和遣返。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了“路条”制度，但由于民族问题等原因，新疆地区的“路条”制度直到90年代中期才陆续取消。
阿尔莫老人与“路条”渊源颇深。他向凤凰网回忆说，1989年夏天，迫于生活压力，他第一次离开村子，去乌鲁木齐做建筑工。一天晚上，疲惫的阿尔莫在睡梦中被人强行拉了起来，好几支手电筒齐刷刷地照着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有“路条”，但最终还是被当作流窜人口遣返回了老家，一个多月的工钱也没来得及领取。阿尔莫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盖了红章子的'路条'不好使了?”其实，这事出有因，当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5·19”骚乱事件，三千余名暴徒挥舞着刀棍等凶器冲击了自治区党政机关，无辜的阿尔莫正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之一。
时过境迁。2005年冬天，小儿子拉布尔要南下深圳打工时，阿尔莫很担心自己的遭遇会在孩子身上重演。于是，他急匆匆地赶到老阿訇家中开了证明，再套上毛驴跑到乡上派出所盖章。结果，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告诉阿尔莫，“路条”已经废除了，外出打工只需要到乡政府登记一下就可以。
存在数十年的“路条”制度真的取消了？阿尔莫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小儿子拉布到达深圳数月后，老人还数次写信询问是否有人查“路条”。
外出务工须政府统一组织并登记
“路条”制度已成昨日黄花。如今，全疆每年有15万人次外出务工，新疆正以开放的姿态迎接现代化的世界。
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党组书记吾买尔·阿不都拉接受凤凰专访时也证实，“路条”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新疆各地政府还积极组织培训外出务工人员。但少数民族人员外出打工要靠政府统一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南疆的大部分老百姓不懂汉语，如果单独出去自谋生路，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当地政府积极进行技术、体能和语言等方面的培训。
在南疆，政府统一组织的外出务工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转移就业”。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外出打工有别于内地，内地多数是自发的，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自己出去就业，而新疆是以县乡为单位，有组织的到内地去就业。
“我们对南疆三地州农民加大了培训力度，一个是语言培训，另一个就是技能培训。”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勇向凤凰网介绍说，南疆三地州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很多少数民族毕业生对汉语言的运用还不是很熟练，交流存在一定困难。对此，政府对此提供免费的教材，免费的师资，免费培训，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此外,南疆各县市还设有实训基地和培训机构，目前正在向乡一级延伸，确保外出务工者有一技之长。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已累计培训了近2000万人次，其中1700多万是少数民族群众。
“维吾尔族年轻人经常被政府强迫到遥远的省份打工。”这是美国《费城问询者报》2009年7月19日的一篇报道。对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阿尔莫老人听后一笑表示，“没有这回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去赚钱！”政府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务工都是自愿的，除了本人要同意之外，还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他当初就在乡政府自愿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志愿书上按了手印。
当然，阿尔莫老人也坦言，在感情上并不愿意儿子远走他乡打工，这是人之常情。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外面生活吃住很好之后，老人就放心了。去年春节，孩子还给家里寄了1万多元钱，把泥胚房子推掉，建了一座气派的砖瓦房。邻居们看到阿尔莫家生活越来越好，封闭的乡土观念开始走向开放，开始主动要求政府把孩子送出去打工，也有不少村民还到阿尔莫家打听外出务工的情况，阿尔莫老人俨然成了村里外出务工项目的首席咨询师。
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外出打工正在慢慢增多。新疆人社厅副厅长杨勇认为，政府统一组织培训，统一组织外出打工，加上还要到乡政府登记等手术，可能不如个人外出打工自由，但有保障。
解禁“思想路条”仍需时日
“在深圳只要舍得吃苦，就会成功。”10月20日夜，凤凰网拨通了阿尔莫老人的小儿子巴布尔的电话。这位维吾尔族青年讲述起他在深圳的经历，一段从打工汉到玉器老板的故事。
巴布尔的远房亲戚从广东务工回来的富足场面，深深触动了巴布尔。巴布尔深知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而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婚嫁花费极高。2005年 11月，19岁的巴布尔搭乘乡里运货的卡车到乌鲁木齐后，直接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破旧的旅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和几个馕，贴身的衣服兜里装得是一张身份证和136元钱。巴布尔至今记得，临行前父亲把家里的两只羊卖掉了，换来了260元钱，全部给了巴布尔当作盘缠，在购买了火车票等之后，兜里只剩下了136元。
“孩子，如果外面不好就回家。”当时，父亲带领家人把巴布尔送出村外很远。只身一人来到深圳后，巴布尔并无任何技能，最初在一家大型超市做搬运工，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巴布尔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时间。后来，巴布尔在同乡的介绍下，在一家宰牛厂工作，工作轻松了许多，也慢慢有了一些积蓄，为后来做玉器生意打下了基础。
“刚来深圳的时候，我确实担心遭受汉人的欺负，对所有人都很警惕。”巴布尔逐渐发现汉族人都很友善。如今，巴布尔不仅有许多汉族朋友，给自己取了一个汉族名字何生财，寓意“和气生财”，在宰牛厂工作期间，他还找到了一位四川女朋友。当然，巴布尔同任何异乡人一样，也会感到孤独落寞，经常会想起维吾尔族古老的村落，想起父母和哥哥。这时候，巴布尔会喝上一点白酒，拿起冬不拉，在现代化的深圳唱起古老的维吾尔族民歌。
“庄稼熟了是要收割的，姑娘大了以后是要出嫁的”，喀什北郊乃则尔巴格乡的吾吉格也深有同感。他告诉凤凰网，维吾尔族基本上都是四、五代同堂，家里老人多，孩子多。吾吉格曾在东莞一家电子工厂做了四年的搬运工，他很不习惯南方的生活方式，“广东吃饭的碗很小，老要去盛饭，很不好意思。我们维吾尔人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
像吾吉格这样，很多青年人外出打工，很快又回来了。更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家乡，维吾尔族的民族和地域归属感非常强烈，打工者赚些钱之后通常会回到家乡，不会在异乡落地扎根。
在一些偏远农村的群众自出生，就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不知道外界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他觉得现在很知足，没有比较，就没有动力，没有追求，这是受制于地域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观念的影响，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地方、人群，突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敢迈出。第三就是语言问题，没有办法沟通。第四个就是受制于生活习俗，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出去饮食方面有很多不便。
新疆人社厅杨勇副厅长认为，新疆根本的问题还是社会开放程度、发展程度和大家的认识视野。要开阔视野，解禁思想的“路条”，新疆发展才能真正步入快车道。
“7·5”参与者不经批准不许外出
今天，传统维族村落正在悄然进行着一场现代化的变迁，这期间有融合，也有激烈的碰撞。
去年的七五事件，对喀什显然有影响。喀什目前，更加重视维稳工作。
“去年参加闹事的人不经过批准是是不许离开村子，外出打工更不允许。”吾吉格介绍说，乃乡有两名骚乱参与者，其中一名青年男子在喀什骚乱中因为打伤他人，正在服刑。另一名参与者是一位16岁的少年，当时在乌鲁木齐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7月5日当天因为好奇，被同伴稀里糊涂地拉入了游行队伍。骚乱平息后，少年被遣返回喀什老家，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打工以外，还要定期到乡上的“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改造。
“7·5”事件后，吾吉格所在的乡成立了近千个“十户联防小组”，推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中留宿人员还要到村里登记。维稳工作非常细腻，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治安员，每周都要向乡“稳定办”汇报具体工作。吾吉格就是村里联防小组的组长之一，他每天早晚都要带人全村巡逻，掌握组内人员的活动情况，尤其要跟踪“7·5”事件参与者的活动和思想状况。
“我们经常进行演练，就像行军打仗。”吾吉格介绍说，联防的应急工作程序是，“一通三”：一旦出现骚乱等突发事件，作为组长的吾吉格在获知情况后，要立即通知3名副组长，每名组长再通过手机或口头通知给2户组员，这样10户村民就完全协作起来，能够保障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组长和副组长除了配备必要的通讯工具之外，每月还会得到大米和食用油等方面的补助。如果化解矛盾有功,还会得到资金上的奖励。
这种联防互动机制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是否会影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有争议。但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认为，“村里人外出务工并没受到多大影响，只有家乡稳定了，年轻人才能安心外出打工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