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亚欧会议期间“不期而遇”举行了走廊交谈，中日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出现的对立开始缓和，交流事业陆续重开。10月12日，第四批中国高中生访日团400人如期访日；10月16日，1200余名日本各界友人汇聚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日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不过，与中日官方推动恢复友好交流相反，两国民间却在10月16日、17日发生了自2005年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显示出中日的政治不信、外交对抗、情感对立已经完成了社会性传递，正在酝酿并爆发出令人惊惧的破坏力。
10月16日下午，由日本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担任会长的右翼组织“加油！日本”组织群众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软弱外交，要求解散菅直人内阁、公开渔船事件录像带、反对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集会之后，近2000名示威者原定包围中国驻日大使馆，但在警视厅严密关注下，抗议人群只能3-5人一组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停留1分钟左右，最终“包围”计划落空。
由于日本警方提前通告了右翼 “包围”计划，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中国民众愤怒。作为一种对抗行动，中国多个城市在16日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使得中日关系的紧张空气进一步升温。据了解，四川成都的反日游行规模超过1万人，大型日系超市和百货店的橱窗被砸碎，商店紧急停业。在西安，7000余人参加了反日游行；在郑州，有数千人从“二七广场”出发举行了反日游行。四川绵阳，17日下午又发生反日游行，示威者向日资车厂掷石，推翻了日系汽车。
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和日本右翼的喧嚣，直接刺激了中国各地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的反日游行，重新点燃了民间的反日导火索，接续上了2005年以来的反日激情，使得过去五年里中日促进交流、增进理解、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的一系列努力遭受重创。事实表明，中日关系正在降温，中日国民心理和感情上形成的冰河变得坚硬而漫长。令人关注的是，2005年的反日游行源于历史认识，针对的是观念问题，或许破冰易；2010年的反日游行为了保钓，涉及到主权和国益的实质问题，可能解冻难。通过本次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两国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下各自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中日民间情绪的火爆表现可能突破官方设定的限制范围而进入短兵相接的新阶段。
中日两国的民间抗议和游行示威，无论是表达情绪还是声张主权，无论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扩大，都表明中日的政治角力并没有告一段落。民间的针锋相对和隔空叫阵，不过是两国政治较劲的延续，也是国家实力抗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接连不断的事件冲击和现代传媒的放大性传播之下，中日普通国民，特别是后起的年轻一代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一点对于对方国家的理解和好感，根本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和打压，很快会消耗殆尽。中日友好关系变得非常脆弱，已经陷入了一吹风就感冒的敏感体质。
中日对抗由官方深入到民间，风潮接二连三，带来了难以遏制的负面连锁反应。在中日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走向双向化紧密化的今天，负面连锁的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日商必须面对投资中国不仅需要商业成本、还要承担两国关系恶化之下的政治成本和外交风险的现实。2005年以后，不少日企开始分散投资，越南和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之外的新选择。经历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和反日社会风潮后，日本经济界的对中投资战略会面临动摇。在日本，访日中国客因成为如火如荼的“观光立国”运动的增长主体而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和欢迎，但是这种增长势头却因中日交流趋向冷落和日本国内嫌中环境的恶化而可能戛然而止。十月以后的访日中国客人骤减令观光厅忧虑，也让充满期待的日本观光业和商家备感沮丧。
在看得见的表面影响背后，中日对抗由官方渗透到民间，更形成了某种深层后果。在中日关系中，究竟是政府诱导民意，还是民意左右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说不明的问题，或是一道看不清的烟幕。尽管两国高层再一次确认了维护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政府间沟通，适时实现中日高层会晤，但民间情绪的激烈对立似乎已不在政府掌控之下，而且有了借题发挥、社会失控的危险。日本右翼露骨的反华言行和中国民众激奋的反日游行，虽然在内容上针锋相对性质迥异，但在冲击中日关系、影响国民感情方面却构成了异质同构关系，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也是中日关系的大悲哀。
中日关系从战后的隔阂隔膜岁月走到今天的互惠互补时代，殊为不易。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东亚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日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就像互为邻国不能搬家一样。中日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关系，培养互信难，破坏感情易；中日关系，取得一点进展需要众人拾柴长期建设，而大厦倾颓只在一艘小船顷刻之间。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明智道理，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更是值得社会各界重新深思、反复咀嚼的言行依据。
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亚欧会议期间“不期而遇”举行了走廊交谈，中日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出现的对立开始缓和，交流事业陆续重开。10月12日，第四批中国高中生访日团400人如期访日；10月16日，1200余名日本各界友人汇聚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日中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不过，与中日官方推动恢复友好交流相反，两国民间却在10月16日、17日发生了自2005年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显示出中日的政治不信、外交对抗、情感对立已经完成了社会性传递，正在酝酿并爆发出令人惊惧的破坏力。
10月16日下午，由日本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担任会长的右翼组织“加油！日本”组织群众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软弱外交，要求解散菅直人内阁、公开渔船事件录像带、反对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集会之后，近2000名示威者原定包围中国驻日大使馆，但在警视厅严密关注下，抗议人群只能3-5人一组在中国大使馆门前停留1分钟左右，最终“包围”计划落空。
由于日本警方提前通告了右翼 “包围”计划，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中国民众愤怒。作为一种对抗行动，中国多个城市在16日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使得中日关系的紧张空气进一步升温。据了解，四川成都的反日游行规模超过1万人，大型日系超市和百货店的橱窗被砸碎，商店紧急停业。在西安，7000余人参加了反日游行；在郑州，有数千人从“二七广场”出发举行了反日游行。四川绵阳，17日下午又发生反日游行，示威者向日资车厂掷石，推翻了日系汽车。
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和日本右翼的喧嚣，直接刺激了中国各地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的反日游行，重新点燃了民间的反日导火索，接续上了2005年以来的反日激情，使得过去五年里中日促进交流、增进理解、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的一系列努力遭受重创。事实表明，中日关系正在降温，中日国民心理和感情上形成的冰河变得坚硬而漫长。令人关注的是，2005年的反日游行源于历史认识，针对的是观念问题，或许破冰易；2010年的反日游行为了保钓，涉及到主权和国益的实质问题，可能解冻难。通过本次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两国在新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下各自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中日民间情绪的火爆表现可能突破官方设定的限制范围而进入短兵相接的新阶段。
中日两国的民间抗议和游行示威，无论是表达情绪还是声张主权，无论是昙花一现还是持续扩大，都表明中日的政治角力并没有告一段落。民间的针锋相对和隔空叫阵，不过是两国政治较劲的延续，也是国家实力抗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接连不断的事件冲击和现代传媒的放大性传播之下，中日普通国民，特别是后起的年轻一代好不容易积累起来一点对于对方国家的理解和好感，根本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和打压，很快会消耗殆尽。中日友好关系变得非常脆弱，已经陷入了一吹风就感冒的敏感体质。
中日对抗由官方深入到民间，风潮接二连三，带来了难以遏制的负面连锁反应。在中日经贸合作与人员往来走向双向化紧密化的今天，负面连锁的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日商必须面对投资中国不仅需要商业成本、还要承担两国关系恶化之下的政治成本和外交风险的现实。2005年以后，不少日企开始分散投资，越南和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之外的新选择。经历2010年的钓鱼岛事件和反日社会风潮后，日本经济界的对中投资战略会面临动摇。在日本，访日中国客因成为如火如荼的“观光立国”运动的增长主体而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和欢迎，但是这种增长势头却因中日交流趋向冷落和日本国内嫌中环境的恶化而可能戛然而止。十月以后的访日中国客人骤减令观光厅忧虑，也让充满期待的日本观光业和商家备感沮丧。
在看得见的表面影响背后，中日对抗由官方渗透到民间，更形成了某种深层后果。在中日关系中，究竟是政府诱导民意，还是民意左右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说不明的问题，或是一道看不清的烟幕。尽管两国高层再一次确认了维护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政府间沟通，适时实现中日高层会晤，但民间情绪的激烈对立似乎已不在政府掌控之下，而且有了借题发挥、社会失控的危险。日本右翼露骨的反华言行和中国民众激奋的反日游行，虽然在内容上针锋相对性质迥异，但在冲击中日关系、影响国民感情方面却构成了异质同构关系，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也是中日关系的大悲哀。
中日关系从战后的隔阂隔膜岁月走到今天的互惠互补时代，殊为不易。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东亚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日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就像互为邻国不能搬家一样。中日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关系，培养互信难，破坏感情易；中日关系，取得一点进展需要众人拾柴长期建设，而大厦倾颓只在一艘小船顷刻之间。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明智道理，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候，更是值得社会各界重新深思、反复咀嚼的言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