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员周阳山警告，官方用纳税人的钱筹拍，就该非常审慎。若文建会纪录片内容错误百出、违背史实，或全面否定孙中山、五权宪法，他将不惜动用纠举权，把违失官员拉下来。
真实的孙中山，是什么形象？把孙中山拍成纪录片，该去掉多少神性，还原多少人性？伟人的凡人形象，要如何解构？
为配合明年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台湾官方筹划出资新台币2000万（85万3908新元）开拍国父孙中山的纪录片。但要怎么个拍法，上周引发舆论激烈议论。
事缘建国百年基金会执行顾问平路表示，希望以多元史观拍出“更多元的国父”，凸显国父人性，打破党国教育之下神格化的国父形象，让“你可以骂他，也可以选择同情他”。她提出的言论包括，国父是“‘连列宁都会笑他天真、无知’的人”、“他充满热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装出‘建国大纲’及‘三民主义’”、“他有种憨、不怕输的特质，没有实权也没有兵力”等等。
平路希望纪录片能够展现一个去神化的孙中山，但在中研院院士胡佛及监察委员周阳山看来，却是“轻佻侮慢”的。
他们在投书媒体的文章中抨击，平路论述的内容严重与史实不符，更欠缺宪政理论基础。
文章还说：“若中山先生仍活世间，参加政府纪念建国百年大典，忽来一位纪念主持人对他说：‘你的五权宪法是拼装产物。你有种憨的特质，天真而无知，你欠缺抽象思考能力……’他会觉得怎样？不会瞠目而慨叹后人不肖吗？”
周阳山也警告，若文建会纪录片内容错误百出、违背史实，或全面否定孙中山、五权宪法，他将不惜动用纠举权，把违失官员拉下来。原则是，官方用纳税人的钱筹拍，就该非常审慎。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周针对这个议题连续刊登了多篇报道和投书，有尊重“史实”，也有支持“人性”，争议持续几天发烧。
接受本报访问的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维开认为，人性与神性的争议其实不是那么大，更多争议可能是在孙中山的一些学说和主张。
至于孙中山是否“天真、无知”，刘维开认为，孙中山具有浪漫色彩，对整个中国的建设是有理想的，他的眼光其实非常远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所以才会在那个时候被批评为空想者，但是从现在回想当年，所有当时认为不可思议的事，现在都实践了。
他说：“孙中山不是有个外号叫孙大炮吗？袁世凯的政治顾问Morrison（莫理循）很多信里面都在骂孙中山。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我要盖十万英里的铁路，百万英里的公路，人家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我借外债，那人家骂他外国贼。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这说法，对不对？重大国家建设怎么不借外债？他提出铁路系统里面，要有个高原铁路系统，人家说怎么可能在高原盖铁路呢？青藏高原盖铁路，现在是不是有了？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他的东西在慢慢一个个落实。”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庆彰则认为，应该从思想家的角度去看待孙中山，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去看，那没有参政经验的孙中山难免是“天真”的，三民主义也难免有点理想化。
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当然三民主义是一辆拼装车，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生病生得厉害，所以很多人开药方，有的是马克思主义，有的是三民主义，有的是无政府主义，什么都有。当时所有的人都开拼装车，几乎都是现学现卖，像康有为也是，前一天晚上看西方的书，然后体会出来的。但孙中山的治国宏图比较完备的，虽然是拼装车，但是各种零件什么都有。所以即使车子坏了，也可以修好。”
文建会主委盛治仁日前已出面平息纪录片风波说，平路的个人发言并不是纪录片的内容，平路是顾问而非制作人。纪录片预定8月底或9月初才会上网招标，未来拍摄内容，文建会将负全责。
中国赶拍《辛亥革命》
台湾年轻一代心中
国父形象已渐消退
在争议声中，台湾的《国父传》最后以什么面貌见人还不知道，那台湾民间对孙中山又认识多少呢？
12岁的国小学生谢欣恩说：“五年级的时候，有学一点，就是老师在讲到台湾、讲到日本的时候会讲到国父、蒋中正，老师讲得比较多是蒋中正。”。问她是否知道孙中山为何叫国父，她说：“因为他为国家奉献，他是个伟人。”
谢欣恩的母亲吴佳蓉说：“我们以前是国中才学历史，现在小朋友提早在国小学，你问我国父的形象，我就想到‘我们国父，什么首革命的’那首歌。蒋中正认识比较多，国父比较少讲，印象模糊。”
笔者查询了一下，那首歌叫“国父纪念歌”，歌词写着“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国父遗言，不要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虽然现在不教三民主义了，国父纪念歌也少听到，但在台北询问哪里是国父纪念堂，大概每个人都说得出，小朋友看到国父遗像，或看到新台币钞票的头像，还知道那是谁。
不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庆彰认为，在年轻一代台湾人心中，孙中山“国父”的形象会渐渐消退，思想家的形象会取而代之，如果要拍纪录片，应该恢复孙中山的真实面貌，让他走下神台，减少政治味道。
刘维开也支持开拍纪录片，他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拍《国父传》具有象征意义，更何况孙中山是超越党派的世界公民。
他说：“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但仍然要继续拍，主轴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折中一下。孙中山很小的时候离开中国，到南洋和美洲活动，他把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又放回到国内来，他是个小留学生。我不认为《国父传》会变成一个党国符号，因为孙中山是一个超越党派的共同记忆，孙中山基本上像个世界公民，他当年创造的这条民主的路，也是正确的路。”
真实的孙中山，是什么形象？把孙中山拍成纪录片，该去掉多少神性，还原多少人性？伟人的凡人形象，要如何解构？
为配合明年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台湾官方筹划出资新台币2000万（85万3908新元）开拍国父孙中山的纪录片。但要怎么个拍法，上周引发舆论激烈议论。
事缘建国百年基金会执行顾问平路表示，希望以多元史观拍出“更多元的国父”，凸显国父人性，打破党国教育之下神格化的国父形象，让“你可以骂他，也可以选择同情他”。她提出的言论包括，国父是“‘连列宁都会笑他天真、无知’的人”、“他充满热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装出‘建国大纲’及‘三民主义’”、“他有种憨、不怕输的特质，没有实权也没有兵力”等等。
平路希望纪录片能够展现一个去神化的孙中山，但在中研院院士胡佛及监察委员周阳山看来，却是“轻佻侮慢”的。
他们在投书媒体的文章中抨击，平路论述的内容严重与史实不符，更欠缺宪政理论基础。
文章还说：“若中山先生仍活世间，参加政府纪念建国百年大典，忽来一位纪念主持人对他说：‘你的五权宪法是拼装产物。你有种憨的特质，天真而无知，你欠缺抽象思考能力……’他会觉得怎样？不会瞠目而慨叹后人不肖吗？”
周阳山也警告，若文建会纪录片内容错误百出、违背史实，或全面否定孙中山、五权宪法，他将不惜动用纠举权，把违失官员拉下来。原则是，官方用纳税人的钱筹拍，就该非常审慎。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周针对这个议题连续刊登了多篇报道和投书，有尊重“史实”，也有支持“人性”，争议持续几天发烧。
接受本报访问的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维开认为，人性与神性的争议其实不是那么大，更多争议可能是在孙中山的一些学说和主张。
至于孙中山是否“天真、无知”，刘维开认为，孙中山具有浪漫色彩，对整个中国的建设是有理想的，他的眼光其实非常远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所以才会在那个时候被批评为空想者，但是从现在回想当年，所有当时认为不可思议的事，现在都实践了。
他说：“孙中山不是有个外号叫孙大炮吗？袁世凯的政治顾问Morrison（莫理循）很多信里面都在骂孙中山。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我要盖十万英里的铁路，百万英里的公路，人家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我借外债，那人家骂他外国贼。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这说法，对不对？重大国家建设怎么不借外债？他提出铁路系统里面，要有个高原铁路系统，人家说怎么可能在高原盖铁路呢？青藏高原盖铁路，现在是不是有了？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他的东西在慢慢一个个落实。”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庆彰则认为，应该从思想家的角度去看待孙中山，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去看，那没有参政经验的孙中山难免是“天真”的，三民主义也难免有点理想化。
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当然三民主义是一辆拼装车，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生病生得厉害，所以很多人开药方，有的是马克思主义，有的是三民主义，有的是无政府主义，什么都有。当时所有的人都开拼装车，几乎都是现学现卖，像康有为也是，前一天晚上看西方的书，然后体会出来的。但孙中山的治国宏图比较完备的，虽然是拼装车，但是各种零件什么都有。所以即使车子坏了，也可以修好。”
文建会主委盛治仁日前已出面平息纪录片风波说，平路的个人发言并不是纪录片的内容，平路是顾问而非制作人。纪录片预定8月底或9月初才会上网招标，未来拍摄内容，文建会将负全责。
中国赶拍《辛亥革命》
台湾年轻一代心中
国父形象已渐消退
在争议声中，台湾的《国父传》最后以什么面貌见人还不知道，那台湾民间对孙中山又认识多少呢？
12岁的国小学生谢欣恩说：“五年级的时候，有学一点，就是老师在讲到台湾、讲到日本的时候会讲到国父、蒋中正，老师讲得比较多是蒋中正。”。问她是否知道孙中山为何叫国父，她说：“因为他为国家奉献，他是个伟人。”
谢欣恩的母亲吴佳蓉说：“我们以前是国中才学历史，现在小朋友提早在国小学，你问我国父的形象，我就想到‘我们国父，什么首革命的’那首歌。蒋中正认识比较多，国父比较少讲，印象模糊。”
笔者查询了一下，那首歌叫“国父纪念歌”，歌词写着“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国父遗言，不要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虽然现在不教三民主义了，国父纪念歌也少听到，但在台北询问哪里是国父纪念堂，大概每个人都说得出，小朋友看到国父遗像，或看到新台币钞票的头像，还知道那是谁。
不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林庆彰认为，在年轻一代台湾人心中，孙中山“国父”的形象会渐渐消退，思想家的形象会取而代之，如果要拍纪录片，应该恢复孙中山的真实面貌，让他走下神台，减少政治味道。
刘维开也支持开拍纪录片，他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拍《国父传》具有象征意义，更何况孙中山是超越党派的世界公民。
他说：“虽然有这么多的争议，但仍然要继续拍，主轴方面可以做一些调整，折中一下。孙中山很小的时候离开中国，到南洋和美洲活动，他把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又放回到国内来，他是个小留学生。我不认为《国父传》会变成一个党国符号，因为孙中山是一个超越党派的共同记忆，孙中山基本上像个世界公民，他当年创造的这条民主的路，也是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