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强
2006年的春天，我与老朋友、曾经担任过谢晋顾问的胡晓秋先生相遇，他说去看望黄宗英，我冒昧提出能否带我一起前往。我虽与黄宗英没有见过面，但与她的女儿赵桔、儿子赵佐有过交往，还结下了情谊，与她的外甥任大凯是忘年之交。她与赵丹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为我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偶像，能见她一面，是件很荣幸的事。老胡欣然答应带我前往。
在上海延安西路一家公寓见到了黄宗英，她年过八十，一头银发，但艺术家的风韵犹存。她与我握手似乎一见如故，我自我介绍是他外甥任大凯的好友，说出了与她女儿赵桔儿子赵佐曾经有过的交往，她矜持的面庞顿时露出了笑容，回忆起往事，既有遗憾，更有欣慰。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的日子里，尽管她与赵丹遭受折磨和批判，子女们受到牵连，然而，人间自有正义在，天底下还涌有真情与关爱。那些不曾与他们相识的许多人士不屈服四人帮的淫威与压力，向他们困难中的子女伸出援助的手，充分表现出赵丹与她在广大公众影响与威望，深受人们爱戴。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当秘书，与赵丹的外甥任大凯是南通老乡、好友，常来常往。一天，赵桔来到他们家中做客，任大凯与妻子周水英请我去吃饭作陪。一见赵桔，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高挑的身材，秀丽的面庞与年轻时的黄宗英很相似，使人感到有亲切感。她大大方方，聪明伶俐，见识多识广，我真为她在东北插队浪费青春而惋惜。我们谈得很融洽、投机，她还用扑克牌为我算命……
我在市委当秘书，在与市委书记崔剑晓闲聊中，告诉他赵丹的女儿赵桔在马鞍山的表哥家，崔书记听了很感兴趣，虽然当时赵丹是有名的被批判的“资产阶级黑线人物”，他提出要见赵桔。第二天，我与任大凯夫妇带著赵桔来到崔书记的住处，崔书记看到赵桔有著她爸爸妈妈的艺术气度，人又俊俏聪明，真为她在东北插队而惋惜。他对赵桔说，“马鞍山市文工团正在招聘演员，你不妨可以去报名。”赵桔听了很高兴，立即报了名，接著回到上海在父辈朋友的指导下，排了样板戏《龙江颂》江水英的一段唱腔又来到马鞍山市，还带来了一个渔篓子作道具参加应试。按照她出类拔萃的表演的水平与艺术天资，她完全可以录取。然而由于文化局某些领导受“左”的思潮影响，担心录取了“文艺黑线人物”赵丹的女儿影响不好，担当不了担子，结果将赵桔拒之文工团门外。市委书记崔剑晓听了很恼火，马鞍山文艺界的许多人士知道后纷纷打抱不平。因为当时是“四人帮”横行，也无可奈何。
过了不久，我的好朋友、马鞍山市火车站党委书记朱有龙听我说起了这件事，忿忿不平，他很同情赵桔，提出愿意帮助赵桔将户籍关系安排在当时归芜湖市管辖的当涂，然后再待时机招工进城，我给赵桔通了电话告诉了她这件事，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来马鞍山相谈。赵桔在电话中很感谢，说如果我有可能来上海一趟，详细谈谈有关情况，另外她还可叫爸爸赵丹当面为我作一幅画相赠，我听了不禁动心了，能见到赵丹也是幸运的事，能够得到他的画更幸运。他虽然被打倒，但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我想去上海但又有些犹豫，因为我在市委当秘书平时是脱不了身的，再说去趟上海来回的路费相当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朱有龙说∶“你别错过这次好机会，车票我来解决。”他安排火车站政工科科长、也是我的朋友黄礼庆与我同去上海，由黄礼庆介绍在当涂落实户口有关情况，他又开了两张去上海的铁路免费车票。
这样，我选择一个没有加班的星期日与黄礼庆一起乘坐开往上海的列车，经历八小时才到上海北站，我们按照赵桔提供的地址来到赵丹位于湖南路的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里面的树木花草已经雕零，赵桔在家中等待我们，她遗憾地告诉我们，爸爸上午被造反派叫去汇报思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边等待，一边谈到当涂的有关情况，她对户口迁移的当涂是求之不得的。天渐渐黑下来，还不知道赵丹何时能回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得赶末班火车回马鞍山，我第二天还得上班。赵桔对我们没有得到赵丹的画再三表示歉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赵丹当时是批判的对象，完全身不由己。我们带著遗憾离开了赵丹家，直奔去火车站。我们虽然没有得到赵丹的画，但能给赵桔得到一些安慰与希望也感到高兴。
后来，赵桔户籍关系回到上海，我为她的命运转变而高兴。他的弟弟赵佐来过几次马鞍山，我与任大凯夫妇陪同他游览了采石矶、太白楼等名胜，我与赵佐成了朋友。八十年代他在上海虹桥开了一家“小风车”饭店，曾邀请我去了几次。饭店很有文化风韵，宾客盈门。饭店大厅挂著一辆三十年代的英国来令自行车与一个硕大的留声机喇叭，是镇店之宝。客厅与餐厅挂著许多上海三、四十代旧上海的风景与仕女照片，这在当时是首创，汲引不少中外顾客光顾，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向黄宗英问起赵桔、赵佐的情况，她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时前来看望她，我叫她代向他们问好。
回忆起往事，我不由想起，那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在历史星河中永远是璀璨的，赵丹永远活在广大观众心中。
2006年的春天，我与老朋友、曾经担任过谢晋顾问的胡晓秋先生相遇，他说去看望黄宗英，我冒昧提出能否带我一起前往。我虽与黄宗英没有见过面，但与她的女儿赵桔、儿子赵佐有过交往，还结下了情谊，与她的外甥任大凯是忘年之交。她与赵丹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为我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偶像，能见她一面，是件很荣幸的事。老胡欣然答应带我前往。
在上海延安西路一家公寓见到了黄宗英，她年过八十，一头银发，但艺术家的风韵犹存。她与我握手似乎一见如故，我自我介绍是他外甥任大凯的好友，说出了与她女儿赵桔儿子赵佐曾经有过的交往，她矜持的面庞顿时露出了笑容，回忆起往事，既有遗憾，更有欣慰。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的日子里，尽管她与赵丹遭受折磨和批判，子女们受到牵连，然而，人间自有正义在，天底下还涌有真情与关爱。那些不曾与他们相识的许多人士不屈服四人帮的淫威与压力，向他们困难中的子女伸出援助的手，充分表现出赵丹与她在广大公众影响与威望，深受人们爱戴。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当秘书，与赵丹的外甥任大凯是南通老乡、好友，常来常往。一天，赵桔来到他们家中做客，任大凯与妻子周水英请我去吃饭作陪。一见赵桔，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高挑的身材，秀丽的面庞与年轻时的黄宗英很相似，使人感到有亲切感。她大大方方，聪明伶俐，见识多识广，我真为她在东北插队浪费青春而惋惜。我们谈得很融洽、投机，她还用扑克牌为我算命……
我在市委当秘书，在与市委书记崔剑晓闲聊中，告诉他赵丹的女儿赵桔在马鞍山的表哥家，崔书记听了很感兴趣，虽然当时赵丹是有名的被批判的“资产阶级黑线人物”，他提出要见赵桔。第二天，我与任大凯夫妇带著赵桔来到崔书记的住处，崔书记看到赵桔有著她爸爸妈妈的艺术气度，人又俊俏聪明，真为她在东北插队而惋惜。他对赵桔说，“马鞍山市文工团正在招聘演员，你不妨可以去报名。”赵桔听了很高兴，立即报了名，接著回到上海在父辈朋友的指导下，排了样板戏《龙江颂》江水英的一段唱腔又来到马鞍山市，还带来了一个渔篓子作道具参加应试。按照她出类拔萃的表演的水平与艺术天资，她完全可以录取。然而由于文化局某些领导受“左”的思潮影响，担心录取了“文艺黑线人物”赵丹的女儿影响不好，担当不了担子，结果将赵桔拒之文工团门外。市委书记崔剑晓听了很恼火，马鞍山文艺界的许多人士知道后纷纷打抱不平。因为当时是“四人帮”横行，也无可奈何。
过了不久，我的好朋友、马鞍山市火车站党委书记朱有龙听我说起了这件事，忿忿不平，他很同情赵桔，提出愿意帮助赵桔将户籍关系安排在当时归芜湖市管辖的当涂，然后再待时机招工进城，我给赵桔通了电话告诉了她这件事，如果她愿意的话，可来马鞍山相谈。赵桔在电话中很感谢，说如果我有可能来上海一趟，详细谈谈有关情况，另外她还可叫爸爸赵丹当面为我作一幅画相赠，我听了不禁动心了，能见到赵丹也是幸运的事，能够得到他的画更幸运。他虽然被打倒，但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我想去上海但又有些犹豫，因为我在市委当秘书平时是脱不了身的，再说去趟上海来回的路费相当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朱有龙说∶“你别错过这次好机会，车票我来解决。”他安排火车站政工科科长、也是我的朋友黄礼庆与我同去上海，由黄礼庆介绍在当涂落实户口有关情况，他又开了两张去上海的铁路免费车票。
这样，我选择一个没有加班的星期日与黄礼庆一起乘坐开往上海的列车，经历八小时才到上海北站，我们按照赵桔提供的地址来到赵丹位于湖南路的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里面的树木花草已经雕零，赵桔在家中等待我们，她遗憾地告诉我们，爸爸上午被造反派叫去汇报思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边等待，一边谈到当涂的有关情况，她对户口迁移的当涂是求之不得的。天渐渐黑下来，还不知道赵丹何时能回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我们得赶末班火车回马鞍山，我第二天还得上班。赵桔对我们没有得到赵丹的画再三表示歉意，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赵丹当时是批判的对象，完全身不由己。我们带著遗憾离开了赵丹家，直奔去火车站。我们虽然没有得到赵丹的画，但能给赵桔得到一些安慰与希望也感到高兴。
后来，赵桔户籍关系回到上海，我为她的命运转变而高兴。他的弟弟赵佐来过几次马鞍山，我与任大凯夫妇陪同他游览了采石矶、太白楼等名胜，我与赵佐成了朋友。八十年代他在上海虹桥开了一家“小风车”饭店，曾邀请我去了几次。饭店很有文化风韵，宾客盈门。饭店大厅挂著一辆三十年代的英国来令自行车与一个硕大的留声机喇叭，是镇店之宝。客厅与餐厅挂著许多上海三、四十代旧上海的风景与仕女照片，这在当时是首创，汲引不少中外顾客光顾，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向黄宗英问起赵桔、赵佐的情况，她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时前来看望她，我叫她代向他们问好。
回忆起往事，我不由想起，那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在历史星河中永远是璀璨的，赵丹永远活在广大观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