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北京，独立撰稿人）
“ 中日友好”，这个曾为几代中国人挂在嘴边、爱用不已的口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尴尬与挣扎。4月，席卷整个大陆的反日风潮，几乎把这个曾经“ 崇高”的字眼，置于一种可笑又可悲的境地。
作为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笔者，不清楚，也从未考证过这个语汇的出处、来历，但有限的历史常识告诉我，这是冷战时代产物。战前，民国政府与日本曾有过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因此，中国在习惯上把 1972年9月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称为“ 复交”），双方的政治家也都曾主张两国的友好：相对于日本的“ 日支亲善”，民国政治家曾有过“ 中日亲善”的提法（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则提过“ 华日亲善”的口号）。
建国后，早在中日关系尚停留在“ 民间外交”初期状态的50年代初，随着毛、周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所谓“区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对日政策的具体化，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就出现了“中日友好”的提法和主张。一些日本共产党、社会党议员出身的左翼政治家及受到过中共统战政策感化的“ 友好人士”（延安的日本战俘、日本“ 八路”等），出于对被美国当成不懂事的孩子（麦克阿瑟尝言，“ 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是45岁的绅士的话，日本人不过是12岁的少年。”）的郁闷和反弹，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带有理想主义憧憬的心理倾斜，在日本也打出了“日中友好”的口号，并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对华友好事业的民间团体。
就中国来说，在长达40年的冷战岁月里，提倡与有关国家的“ 友好”关系，与“ 反帝”、“ 反修”、“ 反霸”一样，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中×友好”的口号曾常年不绝于耳。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同一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原来的一些“友好国家”疏远的疏远，翻脸的翻脸，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因此，多数的“友好”都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提了，唱到最后的，几乎只剩下“中美友好”和“中日友好”。其中，“中美友好”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中国始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受挫感。所以，所谓“中美友好”，其实也并不常常挂在嘴上，基本上属于一个外交辞令。而真正“ 友好”、“ 友好”不绝于口、乐此不疲的，似乎只有“中日友好”。
后来，尽管两国关系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反复，但“ 中日友好”的老调子始终不曾唱衰。中日友好之深入国人的人心，一度几乎到了“ 全民皆官”（外交官）程度。因工作关系，笔者有时与日本的商务、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出差，前往中国各地的机构、公司洽谈项目。做生意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说不清有多少次，在觥筹交错之际，总会有中方成员郑重提议，“ 为中日友好干杯”。面对这种正而八经、大而无当的建议，一些常在河边走、比较“ 江湖”的日本人会顺水推舟，爽快地一饮而尽。而那些初来乍到、尚不知水深浅的“ 小毛头”则异常困惑，他们会不顾尴尬，一根筋地反复确认提议干杯者的“意图”。
今年1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外务省赞助的中日关系主题传媒论坛。会上，针对一名日本学者论文中的观点，笔者做了简短的发言。主要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
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重视对日关系，要将其降格以求，而是主张换一种思路，调整一下方向。因为，毋庸讳言，“中日友好”是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基于双方对地缘利益的权宜考虑基础之上的一种策略性提法，不仅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时过境迁，当初的“现实性”已基本不复存在。
放眼邻国，无论从国家战略上，还是从对华政策的外交实务层面上，可以说日本已然先我们而抛弃了“日中友好”的提法。人家已经抛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厮守终身”状呢？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利益本身也是瞬息万变，一波三折，断无从一而终的义务和道理。
笔者以为，中日关系之再度“ 正常化”，取决于能否建构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现实、冷静、理性而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 中日友好”，应该从摒弃“中日友好”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及其所代表的几代人对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异邦的、虚幻的“乡愁”开始。
“ 中日友好”，这个曾为几代中国人挂在嘴边、爱用不已的口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尴尬与挣扎。4月，席卷整个大陆的反日风潮，几乎把这个曾经“ 崇高”的字眼，置于一种可笑又可悲的境地。
作为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笔者，不清楚，也从未考证过这个语汇的出处、来历，但有限的历史常识告诉我，这是冷战时代产物。战前，民国政府与日本曾有过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因此，中国在习惯上把 1972年9月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称为“ 复交”），双方的政治家也都曾主张两国的友好：相对于日本的“ 日支亲善”，民国政治家曾有过“ 中日亲善”的提法（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则提过“ 华日亲善”的口号）。
建国后，早在中日关系尚停留在“ 民间外交”初期状态的50年代初，随着毛、周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所谓“区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对日政策的具体化，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就出现了“中日友好”的提法和主张。一些日本共产党、社会党议员出身的左翼政治家及受到过中共统战政策感化的“ 友好人士”（延安的日本战俘、日本“ 八路”等），出于对被美国当成不懂事的孩子（麦克阿瑟尝言，“ 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是45岁的绅士的话，日本人不过是12岁的少年。”）的郁闷和反弹，以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带有理想主义憧憬的心理倾斜，在日本也打出了“日中友好”的口号，并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对华友好事业的民间团体。
就中国来说，在长达40年的冷战岁月里，提倡与有关国家的“ 友好”关系，与“ 反帝”、“ 反修”、“ 反霸”一样，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中×友好”的口号曾常年不绝于耳。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同一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原来的一些“友好国家”疏远的疏远，翻脸的翻脸，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因此，多数的“友好”都成了明日黄花，不再提了，唱到最后的，几乎只剩下“中美友好”和“中日友好”。其中，“中美友好”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中国始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受挫感。所以，所谓“中美友好”，其实也并不常常挂在嘴上，基本上属于一个外交辞令。而真正“ 友好”、“ 友好”不绝于口、乐此不疲的，似乎只有“中日友好”。
后来，尽管两国关系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反复，但“ 中日友好”的老调子始终不曾唱衰。中日友好之深入国人的人心，一度几乎到了“ 全民皆官”（外交官）程度。因工作关系，笔者有时与日本的商务、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出差，前往中国各地的机构、公司洽谈项目。做生意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说不清有多少次，在觥筹交错之际，总会有中方成员郑重提议，“ 为中日友好干杯”。面对这种正而八经、大而无当的建议，一些常在河边走、比较“ 江湖”的日本人会顺水推舟，爽快地一饮而尽。而那些初来乍到、尚不知水深浅的“ 小毛头”则异常困惑，他们会不顾尴尬，一根筋地反复确认提议干杯者的“意图”。
今年1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外务省赞助的中日关系主题传媒论坛。会上，针对一名日本学者论文中的观点，笔者做了简短的发言。主要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
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重视对日关系，要将其降格以求，而是主张换一种思路，调整一下方向。因为，毋庸讳言，“中日友好”是在冷战的特殊时期，基于双方对地缘利益的权宜考虑基础之上的一种策略性提法，不仅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时过境迁，当初的“现实性”已基本不复存在。
放眼邻国，无论从国家战略上，还是从对华政策的外交实务层面上，可以说日本已然先我们而抛弃了“日中友好”的提法。人家已经抛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厮守终身”状呢？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而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利益本身也是瞬息万变，一波三折，断无从一而终的义务和道理。
笔者以为，中日关系之再度“ 正常化”，取决于能否建构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现实、冷静、理性而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 中日友好”，应该从摒弃“中日友好”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及其所代表的几代人对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异邦的、虚幻的“乡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