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队的正义迟到了，董芳霄的正义呢？
日期: 2010/04/30 11:51 阅读: 115
麦卡
美国人多米尼克·道斯不会想到，在33岁的“高龄”，还能拿到一枚奥运会体操奖牌。这个“奇迹”不属于她，而属于中国体操：当地时间4月28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因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包括了当年未满16周岁的选手董芳霄，剥夺中国队所获得的体操女子团队铜牌，改授美国。
道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迟来的正义。”
不要误会道斯的意思，以为她要扬眉吐气或者向国际奥委会的清天大老爷们感恩戴德。美国女队兴奋是假，无奈是真。因为这正义迟到了足足10年，早已过了保质期。
先来看看什么是“迟到的正义”吧。西方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常被意会为“正义会迟到，但不会不到”，在中国，这句话常被用来安慰劝说受害者耐心等待结果。然而，此言在法学的真实含义却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追寻正义的时间跨度越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便越难以弥补，迟到的正义一如“孩子死了来了奶”，对受害者而言又有何用？
不得不为美国女队感到庆幸，不是因为她们得到了“迟到的正义”，而在于受害者是美国队，她们蒙冤失去的也只是铜牌。试想，如果当时的受害者换成中国队，失掉的换成一枚金牌，在中国举国体制和当时唯金牌论的价值观和大环境下，不难想见，这些队员失去的将是整个生活，她们的命运和如今的现实相比势必产生极为悬殊的落差。即便10年之后收获迟到的正义，也早已事过境迁，届时奖牌附加值褪尽，只能以斤两计，生活亦早已定型，损失之大，伤害之深，无法衡量。
一句法庭名言的翻译不同，折射出心态和环境的天渊之别。被美国体操队视为鸡肋的“迟到正义”，却仍被我们大多数人看作希望、甚至奢望。当美国女队收获了迟到的正义——一块奥运会铜牌时，而以董芳霄为代表的运动员，却还要背负着并不应由她承担的罪名，在唐山体校中忍辱负重地度过退役生涯。
在“年龄门”事发第一时间，体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就对外宣称，董芳霄改年龄系在其退役之后私自改小了3岁，“应该是”其个人及家人的行为。且不论中国普通百姓私改年龄是件多么超现实的事，罗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以如此含糊其辞的方式推卸责任，将显见的集团行为的责任转嫁于弱势的个体，无法令人信服。不由让人想起当年慈禧的一番话：“拳匪（义和团）如能打走洋人，就是我大清国的胜利；如果拳匪败了，就另当别论。”
一个“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团队能给运动员带来什么？是务须先感谢国家的金牌和名利，还是只有自己默默承受的伤痛与耻辱？
事发后，董芳霄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事发前，她更是早已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压力。
和其他运动一般设置年龄上限相反，体操运动设置年龄下限，乃是因为这项运动容易在运动员未成年时造成身体损害和发育问题。董芳霄未满16岁就以小充大参加奥运会，身体承受情况已经超载。据报道，她因股骨头坏死在黄金年龄提前退役，亦与带伤打封闭参加全运会有关——两枚全运金牌换回的是地方代表团的体育政绩，毁掉的却是她的职业生涯。
讽刺的是，在某些人眼中，失去健康、名誉和“三年”童年时光的董芳霄甚至还应该知足。毕竟，她在退役后得以在体制内觅得工作，甚至还当过奥运火炬手，比起更多从入行到退役一直寂寂无名、最终沦为举国体制进程中庞大的“沉没成本”中的一分子的体操界同行，她已足够“幸运”。可笑的是，我甚至担心，媒体的同情和介入反而会对她的现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迟到的正义不是最糟的，不到的正义才是最糟的。有些正义，就像陈淑桦唱的那样，“你根本不必等”。
“年龄门”本不该就此尘埃落定。无论是违反奥运会相关规定还是违背体育道德观念，都应有人为“年龄门”负责。一如中国女队已经为董芳霄的违规付出交出奖牌的代价一样，也应该有人为董芳霄多“活”的这3年及其所受的身心伤害负责——只可惜，说“应该”二字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只掌握在罗超毅们的手里，而留给董芳霄们的，只可能是“活该”了。
综观“年龄门”前后，一切是如此似曾相识。论起因，和三聚氰胺事件和中国扫赌风暴分别肇始于新西兰乳业和新加坡警方的追查如出一辙，都来源于外部监督力量事出偶然的间接推动，而非体制内常规的自我监督；论过程，其间充斥着“辟谣”与铁证之间种种无差别角力，其场面比起最荒诞的戏剧不遑多让；论结果，最终归案或揽责的都只是少数几个个体，他们被各种罪名塞得满满的，活像一个个早已超重、急待送走的行李。据《东方早报》报道，体操中心正考虑加罚早已退役的董芳霄，情同此理，不足为奇。
凡此种种，不难窥见“年龄门”的根源所在——对人本价值的忽视，和违规、违法行为极低的风险成本。一方面，上有庞大的潜规则保护伞，下有一大群替罪羊；另一方面，国际体育组织既面临取证难度，又对强势的“中国行情”心存忌惮，不敢贸然出手。最后，就算8年10年后东窗事发，内部的利益分配也早已经完成，当年“同桌的你”，“转眼就各奔东西”。
依我浅见，“年龄门”事件折射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体制性的弊端。如何完善？很简单。董芳霄的问题之所以暴露，正在于她在2008年大赛担任体操比赛工作人员时使用的是修改回来后的真实年龄，而杨云的问题则在于接受采访时说漏了嘴。站在主事者的角度，不难推得极具针对性的体制完善措施：只要规定运动员退役之后不得修改年龄，不得随意接受采访，一切问题，一切风险，连同正义一块儿，不就迎刃而解了嘛？！
美国姑娘们的正义迟到了。
中国姑娘们的正义缺席了。
日期: 2010/04/30 11:51 阅读: 115
麦卡
美国人多米尼克·道斯不会想到，在33岁的“高龄”，还能拿到一枚奥运会体操奖牌。这个“奇迹”不属于她，而属于中国体操：当地时间4月28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因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包括了当年未满16周岁的选手董芳霄，剥夺中国队所获得的体操女子团队铜牌，改授美国。
道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迟来的正义。”
不要误会道斯的意思，以为她要扬眉吐气或者向国际奥委会的清天大老爷们感恩戴德。美国女队兴奋是假，无奈是真。因为这正义迟到了足足10年，早已过了保质期。
先来看看什么是“迟到的正义”吧。西方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常被意会为“正义会迟到，但不会不到”，在中国，这句话常被用来安慰劝说受害者耐心等待结果。然而，此言在法学的真实含义却是：“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追寻正义的时间跨度越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便越难以弥补，迟到的正义一如“孩子死了来了奶”，对受害者而言又有何用？
不得不为美国女队感到庆幸，不是因为她们得到了“迟到的正义”，而在于受害者是美国队，她们蒙冤失去的也只是铜牌。试想，如果当时的受害者换成中国队，失掉的换成一枚金牌，在中国举国体制和当时唯金牌论的价值观和大环境下，不难想见，这些队员失去的将是整个生活，她们的命运和如今的现实相比势必产生极为悬殊的落差。即便10年之后收获迟到的正义，也早已事过境迁，届时奖牌附加值褪尽，只能以斤两计，生活亦早已定型，损失之大，伤害之深，无法衡量。
一句法庭名言的翻译不同，折射出心态和环境的天渊之别。被美国体操队视为鸡肋的“迟到正义”，却仍被我们大多数人看作希望、甚至奢望。当美国女队收获了迟到的正义——一块奥运会铜牌时，而以董芳霄为代表的运动员，却还要背负着并不应由她承担的罪名，在唐山体校中忍辱负重地度过退役生涯。
在“年龄门”事发第一时间，体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就对外宣称，董芳霄改年龄系在其退役之后私自改小了3岁，“应该是”其个人及家人的行为。且不论中国普通百姓私改年龄是件多么超现实的事，罗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以如此含糊其辞的方式推卸责任，将显见的集团行为的责任转嫁于弱势的个体，无法令人信服。不由让人想起当年慈禧的一番话：“拳匪（义和团）如能打走洋人，就是我大清国的胜利；如果拳匪败了，就另当别论。”
一个“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团队能给运动员带来什么？是务须先感谢国家的金牌和名利，还是只有自己默默承受的伤痛与耻辱？
事发后，董芳霄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事发前，她更是早已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压力。
和其他运动一般设置年龄上限相反，体操运动设置年龄下限，乃是因为这项运动容易在运动员未成年时造成身体损害和发育问题。董芳霄未满16岁就以小充大参加奥运会，身体承受情况已经超载。据报道，她因股骨头坏死在黄金年龄提前退役，亦与带伤打封闭参加全运会有关——两枚全运金牌换回的是地方代表团的体育政绩，毁掉的却是她的职业生涯。
讽刺的是，在某些人眼中，失去健康、名誉和“三年”童年时光的董芳霄甚至还应该知足。毕竟，她在退役后得以在体制内觅得工作，甚至还当过奥运火炬手，比起更多从入行到退役一直寂寂无名、最终沦为举国体制进程中庞大的“沉没成本”中的一分子的体操界同行，她已足够“幸运”。可笑的是，我甚至担心，媒体的同情和介入反而会对她的现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迟到的正义不是最糟的，不到的正义才是最糟的。有些正义，就像陈淑桦唱的那样，“你根本不必等”。
“年龄门”本不该就此尘埃落定。无论是违反奥运会相关规定还是违背体育道德观念，都应有人为“年龄门”负责。一如中国女队已经为董芳霄的违规付出交出奖牌的代价一样，也应该有人为董芳霄多“活”的这3年及其所受的身心伤害负责——只可惜，说“应该”二字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只掌握在罗超毅们的手里，而留给董芳霄们的，只可能是“活该”了。
综观“年龄门”前后，一切是如此似曾相识。论起因，和三聚氰胺事件和中国扫赌风暴分别肇始于新西兰乳业和新加坡警方的追查如出一辙，都来源于外部监督力量事出偶然的间接推动，而非体制内常规的自我监督；论过程，其间充斥着“辟谣”与铁证之间种种无差别角力，其场面比起最荒诞的戏剧不遑多让；论结果，最终归案或揽责的都只是少数几个个体，他们被各种罪名塞得满满的，活像一个个早已超重、急待送走的行李。据《东方早报》报道，体操中心正考虑加罚早已退役的董芳霄，情同此理，不足为奇。
凡此种种，不难窥见“年龄门”的根源所在——对人本价值的忽视，和违规、违法行为极低的风险成本。一方面，上有庞大的潜规则保护伞，下有一大群替罪羊；另一方面，国际体育组织既面临取证难度，又对强势的“中国行情”心存忌惮，不敢贸然出手。最后，就算8年10年后东窗事发，内部的利益分配也早已经完成，当年“同桌的你”，“转眼就各奔东西”。
依我浅见，“年龄门”事件折射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体制性的弊端。如何完善？很简单。董芳霄的问题之所以暴露，正在于她在2008年大赛担任体操比赛工作人员时使用的是修改回来后的真实年龄，而杨云的问题则在于接受采访时说漏了嘴。站在主事者的角度，不难推得极具针对性的体制完善措施：只要规定运动员退役之后不得修改年龄，不得随意接受采访，一切问题，一切风险，连同正义一块儿，不就迎刃而解了嘛？！
美国姑娘们的正义迟到了。
中国姑娘们的正义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