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水村美苗说：我平常是谦虚的小市民，写小说时也谦虚，但是写这次出版的《日语消亡时——在英语世纪中》，从开始就没有谦虚的心情。
她是小说家，1990年出版小说《续明暗》一举成名，此后又写了两本，也接连获奖，看来相当有实力。这本不谦虚的评论性随笔出版于2008年10月，又得了小林秀雄奖，水村称之为“忧国之书”。人正得意，怎么忧起国来了呢？她写道“日本人住在被海围绕的岛国，不必抱有自己的语言说不定消亡之类的危机感，连绵地生存下来。然而，现今闯进了英语这种“普遍语”通过因特网，翻山越海，在全世界横飞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英语圈外的所有人都被置于自己的语言从“国语”沦落为“现地语”的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人，包括文部科学省在内，却懵懂地活在英语多些、再多些的大合唱之中。
人类语言的历史是混沌而错综的，水村美苗用普遍语、国语、现地语这三个中心概念来梳理，亦即把语言分为三个类型，成三个层次。普遍语居上，它是向世界敞开的语言，如拉丁语、阿拉伯语、汉语，普遍至极的，那就是数学语言。普遍语是书面语，蓄积人类智慧，所以求取智慧的人读普遍语，写普遍语，用普遍语向尽可能多的人做学问。现地语处于最下位，是人们过日子使用的口语俗语，通常也就是自然掌握的母语，即便有书面语，也基本上属于无教养人群。水村批评著有《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安德森，他母语是英语，便无视英语乃是普遍语的存在，鼓吹多语言主义，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谓国语，是翻译普遍语而成的语言，国民认作自己的语言。日语之所以能够在明治维新以后立马确立为国语，有两个条件，其一，日语虽然不过是汉文圈的现地语，但在翻译普遍语汉文的行为中产生书面语，并且在日本人的文字生活中成熟；其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已经存在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书面语广为流通。倘若再举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日本没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于是，通过福泽谕吉等众多能阅读另一种语言的人的翻译，日语变形为国语，又成为能够写小说的语言。日本文学把那么多样的文字和文学传统混和，并清晰地留下各自的历史痕迹，就我所知，这样的文学在西洋文学里找不到。当国语达到了高度，不懂另一种语言的人也能写作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然而，因特网时代降临了，英语日益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普遍语，覆盖全世界。越是求取智慧的精英，越心向普遍语。学术论文用英语写，甚至日本文学、日本历史的论文也要用英语写，用英语写评价高，用日文写评价低。一百年前，日本的大学充当巨大的翻译机构，使日语变成国语，而现在越是好大学越用英语讲课，越是精英越要用英语做学问。长此以往，国语就可能沦落为现地语。水村美苗焉能不忧心忡忡,起而疾呼。
因父亲的工作关系，她十二岁时随家移居纽约，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国文学，以这样的经历忧患日语，惊叫起来也格外惊人罢。对日语及日本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似源于当初对美国格格不入，读《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度过少女时代。而母亲居住美国二十年，不睬英语，用日语写，她每读母亲的文章都感到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丰富。真明白日本文学的好坏，是能读日语的人才拥有的特权，被欧美说好说坏并没有意义。她在英语博客上自我介绍是用日语写现代日本文学的小说家。通晓英语和法语，她不会被讥为酸葡萄，大概也不会被降为一般的国语民族主义者、国语保守主义者。
如何避免日语消亡呢？再凡庸不过了，那就靠学校的英语教育。可以有三个方针：1、变国语为英语；2、全体国民能说两种语言；3、一部分国民能说两种语言。1是历史上做过的梦，似不堪回首。近年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挑头提倡把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实质就是2，虽然也出于忧国之心，但水村予以批判。她主张，在英语世纪中避免语言上孤立的道路唯有3，别无选择。
会外语的人有两类：能读另一种语言的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对于不是以普遍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能说，而是能够读普遍语。能读另一种语言的人辈出，翻译书增多，就不必为大体上了解世界发生甚么而直接读外语。纵然有全球的文化商品，也不会有真正全球的文学。全球文化商品只能是在真正意义上不需要语言的东西，不需要翻译的东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好莱坞电影。
水村以续写夏目漱石的小说《明暗》出道，在这本随笔中也随处以他为据。她悬想，漱石若出生在今天，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世界，非西方学者用英语写作比今天更是常识，他怎么办呢?那时他诅咒自己以距离英语太远的语言为母语的命运，嫉妒以英语为母语的幸运，却不得不把人生的相当多时间拿来跟英语搏斗。可是，用英语写让他感到难以自拔的孤独，对所写不会满足。就是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的漱石还是要用日语写，写文学。
求取智慧的精英被吸进英语的趋势是无法阻止的，但现在还可以重新选择，水村美苗在全书的末尾写道：即便那样，假如日语也处于消亡的命运，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正视其过程，如同能正视自己死去是人的精神的证明。
——说得好悲壮。
水村美苗说：我平常是谦虚的小市民，写小说时也谦虚，但是写这次出版的《日语消亡时——在英语世纪中》，从开始就没有谦虚的心情。
她是小说家，1990年出版小说《续明暗》一举成名，此后又写了两本，也接连获奖，看来相当有实力。这本不谦虚的评论性随笔出版于2008年10月，又得了小林秀雄奖，水村称之为“忧国之书”。人正得意，怎么忧起国来了呢？她写道“日本人住在被海围绕的岛国，不必抱有自己的语言说不定消亡之类的危机感，连绵地生存下来。然而，现今闯进了英语这种“普遍语”通过因特网，翻山越海，在全世界横飞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英语圈外的所有人都被置于自己的语言从“国语”沦落为“现地语”的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人，包括文部科学省在内，却懵懂地活在英语多些、再多些的大合唱之中。
人类语言的历史是混沌而错综的，水村美苗用普遍语、国语、现地语这三个中心概念来梳理，亦即把语言分为三个类型，成三个层次。普遍语居上，它是向世界敞开的语言，如拉丁语、阿拉伯语、汉语，普遍至极的，那就是数学语言。普遍语是书面语，蓄积人类智慧，所以求取智慧的人读普遍语，写普遍语，用普遍语向尽可能多的人做学问。现地语处于最下位，是人们过日子使用的口语俗语，通常也就是自然掌握的母语，即便有书面语，也基本上属于无教养人群。水村批评著有《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安德森，他母语是英语，便无视英语乃是普遍语的存在，鼓吹多语言主义，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谓国语，是翻译普遍语而成的语言，国民认作自己的语言。日语之所以能够在明治维新以后立马确立为国语，有两个条件，其一，日语虽然不过是汉文圈的现地语，但在翻译普遍语汉文的行为中产生书面语，并且在日本人的文字生活中成熟；其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已经存在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书面语广为流通。倘若再举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日本没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于是，通过福泽谕吉等众多能阅读另一种语言的人的翻译，日语变形为国语，又成为能够写小说的语言。日本文学把那么多样的文字和文学传统混和，并清晰地留下各自的历史痕迹，就我所知，这样的文学在西洋文学里找不到。当国语达到了高度，不懂另一种语言的人也能写作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然而，因特网时代降临了，英语日益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普遍语，覆盖全世界。越是求取智慧的精英，越心向普遍语。学术论文用英语写，甚至日本文学、日本历史的论文也要用英语写，用英语写评价高，用日文写评价低。一百年前，日本的大学充当巨大的翻译机构，使日语变成国语，而现在越是好大学越用英语讲课，越是精英越要用英语做学问。长此以往，国语就可能沦落为现地语。水村美苗焉能不忧心忡忡,起而疾呼。
因父亲的工作关系，她十二岁时随家移居纽约，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国文学，以这样的经历忧患日语，惊叫起来也格外惊人罢。对日语及日本文学的热爱与执著，似源于当初对美国格格不入，读《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度过少女时代。而母亲居住美国二十年，不睬英语，用日语写，她每读母亲的文章都感到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丰富。真明白日本文学的好坏，是能读日语的人才拥有的特权，被欧美说好说坏并没有意义。她在英语博客上自我介绍是用日语写现代日本文学的小说家。通晓英语和法语，她不会被讥为酸葡萄，大概也不会被降为一般的国语民族主义者、国语保守主义者。
如何避免日语消亡呢？再凡庸不过了，那就靠学校的英语教育。可以有三个方针：1、变国语为英语；2、全体国民能说两种语言；3、一部分国民能说两种语言。1是历史上做过的梦，似不堪回首。近年朝日新闻主笔船桥洋一挑头提倡把英语作为第二公用语，实质就是2，虽然也出于忧国之心，但水村予以批判。她主张，在英语世纪中避免语言上孤立的道路唯有3，别无选择。
会外语的人有两类：能读另一种语言的人，能说两种语言的人。对于不是以普遍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能说，而是能够读普遍语。能读另一种语言的人辈出，翻译书增多，就不必为大体上了解世界发生甚么而直接读外语。纵然有全球的文化商品，也不会有真正全球的文学。全球文化商品只能是在真正意义上不需要语言的东西，不需要翻译的东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好莱坞电影。
水村以续写夏目漱石的小说《明暗》出道，在这本随笔中也随处以他为据。她悬想，漱石若出生在今天，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世界，非西方学者用英语写作比今天更是常识，他怎么办呢?那时他诅咒自己以距离英语太远的语言为母语的命运，嫉妒以英语为母语的幸运，却不得不把人生的相当多时间拿来跟英语搏斗。可是，用英语写让他感到难以自拔的孤独，对所写不会满足。就是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的漱石还是要用日语写，写文学。
求取智慧的精英被吸进英语的趋势是无法阻止的，但现在还可以重新选择，水村美苗在全书的末尾写道：即便那样，假如日语也处于消亡的命运，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正视其过程，如同能正视自己死去是人的精神的证明。
——说得好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