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志雄先生最近把近年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分析中日经济关系的“ 实事求是”专栏汇成一册，以《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为题在中国出版，引起不小反响。在日本，能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把繁杂多变的经济现象讲解得如此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能对中日经济关系表现出如此深刻的关注和理解；能对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陷阱提出领先一步而又鞭辟入里的先见之明，关志雄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做好中国自己的事》一书，副题为“ 中国威胁论引发的思考”，内容来自于关志雄个人网站上的 “实事求是”栏目。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序言中推荐称：“希望凡是关心中国经济问题，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关心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关心中国与其它国家经济关系的读者，都读一读此书。”
　　关志雄在野村证券本社大楼的办公室里，向记者畅述了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职业和人生理想，那就是“探求经世济民的学问”。关志雄于1986年完成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1996年获东大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7年进入野村综合研究所以来，近20年，关志雄一直活跃在亚洲区域经济研究第一线。1995年，他出版了《日元圈的经济学》，从汇率变动角度分析了亚洲地区的经济连动关系。当时，关志雄大胆提出亚洲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不是好政策，并首次提出了若要经济稳定亚洲各国汇率应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建议。关志雄当时发现，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亚洲四小龙的景气就好起来；日元汇率一跌，四小龙景气就变坏。以韩国为例，由于韩国与日本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日元汇率上升，日本产品竞争力下降，韩国产品容易出口，景气上升；反之，则景气下降。由此，关志雄提出了亚洲国家货币的汇率应摆脱与美元单独挂钩状态，改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关志雄同时主张，货币挂钩不应按贸易对手的比重，而应按竞争对手的比重来设定。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元对日元的汇率日趋稳定的现象，正好反映了韩元实际上已经与以日元为中心的一篮子货币挂钩，这完全符合关志雄的设计。关志雄近年来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有所调整，这是为了中国自己，而不是为了日本或美国。中国需要改变汇率形成的机制，中国在实行管理浮动汇率的时候应该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由于中国目前与日本的出口结构不一样，所以在一篮子货币之中日元的比重可以少一些。
　　无论是研究汇率问题，还是反击“中国威胁论”，关志雄都坚持以“竞争与互补”的观点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关志雄不是一个习惯于说流行话语的经济学家，他的方法论是对主流永远抱怀疑态度。2001－2002年间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的时期，关志雄每天读《日本经济新闻》，看到许多报道和观点都与事实不符，于是他就用数据分析来证明与主流相反的假设，结果他成为日本经济学界反击“中国威胁论”的第一人，并最终赢得这场论战。关志雄表示，自己的见解有一贯性，但强调的方面可能因时而异。当个人见解与主流意见不同时，他会多说一些，曝光率高一些；相同时，则少说一点。
　　在解读中日经济关系方面，关志雄颇能引起争议的论点还有：人民币汇率应适时调整；建立日中FTA而非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是日本利用中国活力的最好方法；中国假日经济的利弊值得重新考虑；中国因为竞争能力低，才导致工资低，汇率低，而不是因果倒置过来……关志雄的见解有些已被事实证明，有些还有待检验，但他对现实经济问题抱有高度敏感和关切，始终未变。关志雄认为自己对政策和舆论没有什么影响力，就是敢于不做事后诸葛亮，在问题出来之前已经全说了。
　　关志雄说，在与“ 中国威胁论”对垒的日子里，他充满了学术活力和文字战斗力，相反现在赢得这场论战，反而感到“ 无敌是最寂寞”的。为此，关志雄特别怀念他在经济产业研究所里工作的3年，与青木昌彦所长和津上俊哉、孟建军等研究员在一起进行日常探讨、切磋和研究的日子。
　　关志雄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理论家，他的优势在于用理论来解释并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虽然樊纲推崇关志雄是一位理论功底很深的经济学家，但关志雄认为理论只是一种工具，他本人不是制造工具的人，而是使用工具的人：分析问题要严格，表达方式要通俗。关志雄体会到，大学里的经济学越搞越抽象，大部分学术论文让人看不懂——制作与现实脱节而且经不起检证的理论模型，对关志雄缺乏吸引力。现在，关志雄日常接触的人士中，有10%为学者，20%为官僚政治家，70%为民间人士，包括那些站在经济发展第一线的企业经营者。在这些民间人之中，企业与机构投资家各占一半。在与客人的交流碰撞中，关志雄吸取了很多问题意识。他欢迎所有善意的与非善意的质问，并从中开阔思路，获得灵感。
　　关志雄日常自问，为什么要当经济学家，答案是为了“经世济民”。关志雄与林毅夫、樊纲等当代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属于同一代人，虽然成长背景不一样，从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但对经济学的认识却颇为相近。关志雄指出，文革后第一代大学毕业生里成长出来的经济学家们，无论是洋博士还是土博士，做学问都不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是为了认识世界，从而改变世界。关志雄特别欣赏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中国过渡期经济的分析，他努力把这些作品翻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的读者。其中，以樊纲的著作编辑而成的《中国未完成的经济革命》获得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近年来，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不但对政策决策有重大的影响力，在传媒上也备受宠爱。但他提醒年轻的经济学家们不要急功近利，在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前应先做好充分的研究。
　　《日本经济新闻社》最近推出了关志雄的日文著作《中国经济革命最终章》，从横向问题系列出发，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政策提案。关志雄接下来还准备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全体像》，从纵向时间序列出发，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得失。他还想写一部《中国经济学》，向日本社会全面介绍中国的经济学界及其代表人物。关志雄说：“我在日本居留20余年，我能够理解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我一直希望利用这一优势成为两国间的一座桥梁。若用诺贝尔奖来作比方，我企盼的也许并不是经济学奖，而是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