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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日本的“耻文化”
日期: 2010/03/01 14:09
中文导报文 ■ 作者 刘静华

在日本九州中心的小城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然而对日本的“耻文化”并不十分了解。这或许是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知“耻”,也或许是我自身不求甚解的缘故吧。

去年暑假,朋友约我去美国访问了诸多文学家,思想家。一次在郑义府上(华盛顿)的座谈会上有位朋友说:“你们谈谈日本的‘耻文化’,耻在哪里呢?”。当时与会者山田正行先生(哲学、教育学家)说:“静华老师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应该深刻”。可是我却只能含糊地说:“活著总是要犯错误,出洋相,给别人添麻烦……如果把这些作为一种‘耻’来约束自己,可能就构成了正统的日本文化:暧昧、礼让、疏阔……”。这些没有依据,只凭直觉的生活感受似的解答真的令我体验了自身的“耻”。

寒假,重游了阔别多年的东京,见到了几个中国研究家。于是大家又大谈“耻文化”。从道家观念来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呢?是道、是无限的。万物的自生自灭也是道的规律,没有耻、没有罪。儒家观念以不忠、不义、不孝、不仁为耻为罪。日本的“耻文化”以何为耻呢?我问这些中国通。他们笑著说:“违反道德规范、行为常识、扰惑他人之类的行为就是耻”。可是,这些行为从小人到大人只要你睁著眼睛,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吗?我忙问。所以就有了“不知耻”这句话喽。大家说著笑了,我也笑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耻文化”并非日本固有名词,而是出土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但这本书太沉重,说起来话长。

一九四三年本尼迪克特曾任美国二战时期的海外情报部基础分析科主任。四四年在“外国战意调查部门”研究日本。通过书籍,刊物、映像以及访问在美国的日本居民等等来分析日本文化,确切地说是分析日本的好战原因。四五年向美国务院提交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报告书,四六年出版了《菊与刀》。本书宗旨当然是以这份报告书为原本了。当年她五十九岁,两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以至后来给日本海上掀起了久久难以平息的波澜。

《菊与刀》包罗万象地剖析日本人,日本文化。从古谈到今,从战争谈到民生,从老人谈到婴儿,从男人谈到女人。细腻地深入到各个领域的底部。其核心部分的“情”、“义”引用了夏目漱石的作品《公子》。作者认为这部小说是描写日本伦理道德的故事。江户生江户长的主人公公子,初次到地方去任教,他发现他的同事都是些等闲之辈。不过年轻老师山岚则非同此辈,感觉舒坦明朗。于是就和他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两个人出游,山岚请公子喝了杯凉茶。可不久之后有人告诉公子:“山岚说你喝了他的茶呢!”。公子听了十分恼怒地围绕著如何还清这昔日的凉茶之“情”,开始了他的心里活动。他想: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才喝了他的茶,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小人。我虽即没银子又没地位,但我是一个人格独立的人,让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低头,这要比让他出千百两银子还难矣。决不能欠这种小人的“情”,哪怕几毛钱也不行。不然,岂不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于是,第二天公子把钱扔到山岚桌子上,表示和他情已无,互不相欠。

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段故事看上去肤浅,美国不法少年调查报告书,神经病患者病例上才能看到。可日本人把这种心里看作美德。她访问了很多日本人,得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大家一致说:公子性子急,但正直、纯洁。

关于“义”,被分为“义务”和“义理”。前者指忠、孝,后者指回报恩情。在这一章里,作者特别强调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忠、孝、义、仁。她认为日本在受容中国文化时只接受了忠、孝,所以日本的“情、义”中没有仁,于是,“义务”就变成无条件的,视死如归的了。由此来看二战,欧美人以为日本绝对不会投降,一直会战到这个民族的消亡。因为他们忠于天皇,忠于自己的国家。那么怎样阻止这场战争呢?我不知道本尼迪克特是不是想说:美国无奈只好投下了原子弹。

本尼迪克特还认为日本是一个与革命无缘的民族。他们在“情、义”这个轴上循环、不越矩,都争取做一个优秀的道德规范者。否则会被周围的人耻笑。而日本人最怕被耻笑。因为“耻”是其民族文化体系的根基。“知耻”者被称为重“情、义”、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换言之,“无耻”者不重“情、义”,没有品格,被众人耻笑。“耻”在社会上,在生活中都是日本人伦理道德的准则。所以人们时时刻刻都要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动,以免发生“耻”行为。他们尤其介意周围人怎样看自己,以他人的评价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和成功与失败。否则会受孤立。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笔者常常看到一些不怕“孤立”,甚至喜欢这种“孤立”的日本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并非没有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人。作者为了阐明日本人倡导精神胜利法这个观点列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实况。比如战争中士兵们冷就让他们不停地运动,感到恐惧就让他们坚持训练,但“冷、怕”决不能说出口。通过锻炼让精神战胜肉体。可见日本人的“精神胜利法”与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正是一个反比。关于饿的问题作者引用了谚语“武士不食也要用牙签”。意思是所谓武士就是饿著肚皮,也要拿起牙签给他人一种吃饱喝足的神态,以保持自己的尊严。这种武士道的精神胜利法根深蒂固,现代社会中诉苦、抱怨以及向他人倾诉隐私的人仍然是不受欢迎的人,被人耻笑的人。

与日本的“耻文化”相对的欧美文化被规范为“罪文化”。日本的社会结构被看作是U形的模式,老年和儿童在两端上,中年在底部。也就是说:老年人和孩子是安全的、轻松的。而中年人要撑起他们,要顶得住。可以想象到被压迫的中年人有多么沉重。

一九四八年,《菊与刀》日译本(社会思想社刊、长谷川松治)发行后立刻成了畅销书。但是日本学术界也因此哗然而动,多方面的谴责和争议经久不息。社会学家鹤见和子(1918-2006)认为此书无视每个不同的时代将日本文化一把抓了。并且将战争时期的军事宣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资料整理分析后强加于日本全民族了。对此笔者以二十几年的生活体验引以共鸣。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哲郎(1889-1960)怀疑此书的科学价值。他详细地指出了具体数据上的错误,同时还抨击到数据的用法不当。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从“耻”和“罪”的词源演变上进行了历史性的解说,强调此书的方法论有缺陷。法国研究家长野晃子(1938-)在《神话中的所谓〈耻文化〉》(草思社、2009年)一书中指出:《菊与刀》是宣传美国向日本实施原子弹的合理化、正确化的政治工具。以上学者都申明了日本人的罪恶意识和心灵深处的人性观念。反而指出了美国等的“罪文化”的宗教性。

当然,更多的日本人对《菊与刀》赞叹、惊异。对作者的洞察力和敏锐力表示无限钦佩。笔者学生时代就得到数不尽的友人的推荐:“看看《菊与刀》吧,她会帮助你了解日本的”。最新版本的译者角田安正(光文社、2008年)在附录的“解说”中说:“一些实际例子虽然有些错误……但时至今日她依然能以日美两国的畅销书自居,这无疑地说明了作者凭借直感精彩地描绘出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是的,只能是“凭借直感”和史料,因为本尼迪克特没来过日本。就像井上靖没到过中国竟然写下一本动人的历史故事《敦煌》一样。

也许《菊与刀》真的“精彩地描绘出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因为我们毕竟可以通过她找到日本文化的藤蔓,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鹤见和子所指出的“此书无视每个不同的时代将日本文化一把抓了”。更何况本书问世已经六十多年了,试想我们能否用六十年前的中国文化来衡量今天的中国文化呢!社会在变革,文化在发展,世界应该在固有的文化基础上走向人类共性的文化。不管实现这个人类大同文化多么艰巨、多么漫长,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这种努力和贡献。以达到真正的人类平等与文明。

20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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