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原创文 作者 刘 柠
首先声明，通奸面前，人人平等——通奸不独是日本文人的“特权”（如果这是一项“权利”的话），从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现象，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圈，这都不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一些小圈子的内部沙龙里共同体成员津津乐道的花絮和共同分享的秘密。
乱翻日本近现代文学史，每每感慨于两件事：一是东洋文学界气质俊男和“美女作家”（注意，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所以用引号，否则会被理解为其反义词）之多，令人好生羡慕，没有什么比这点更能诠释什么叫东洋式“完美主义”的了。虽然陈丹青说“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但笔者认为这基本上是融入了丹青老师作为画家的造型力和想象力之后的一种溢美之词。鲁迅之美，不在外形，甚至也不完全在气质上。而东洋作家，越是文豪级、巨匠级，越俊逸洒脱，氛围越冲淡通透，不信你去看看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岛崎藤村、水上勉、安部公房的照片；遑论三岛由纪夫那种虽先天条件不敢恭维，却高度自恋，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腱子肌和一手了得的剑道功夫的行动派“耽美”小说家。二是日本作家无论男女，通奸案例甚众，且一旦通奸，必引发诉讼、私奔、出家，甚至情死，其为爱情舍得一身剐、所向披靡的偏执姿态，确实令人瞠目、令人咋舌，令人扼腕、令人动摇，乃至有酷评说日本文化就是“通奸文化”。
那么，这种“文化”的发生机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国人喜欢通过东土的诸如男女混浴、艺伎、AV女郎等风俗来随意想象其在性问题上的开放落拓。应该说，这种想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似是而非的误区。事实上，对通奸、不贞的表现，一向是横亘于日本人社会生活暗部的长久禁忌。古代律法，把“不义”定为“八虐”之一。而所谓“不义”，其中一条是杀害主人、长官、师长和妻子在服夫丧期间再婚，此乃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等并称的重罪。就古代社会而言，如果没有这些道德戒律的约束的话，也许家国难以存续。但有禁忌，便会有打破禁忌的本体冲动。但正因为这些道德藩篱的存在，寻求自由的男女才甘冒“不义”之大不韪，偷食私通的禁果，为此不惜以情死为代价。而对这种叛逆、反动的表达，则浇开了文化之花。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产生于11世纪的《源氏物语》以降，日本文学中表达不义、私通、淫情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至17世纪，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作品，则反映了町人的享乐思想和江户时代活色生香的乐感文化。而更多的文化遗留，则保留在浮世绘作品中。
近现代日本文学中，表达通奸的作品不胜枚举。专写不伦之恋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其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感官小说，无非是一个俗套的通奸故事。但拍成电影，役所广司和黑木瞳演绎得如罪如美，欲仙欲死，成为俗世男女的不伦圣典。
文人能否“破壁”私通，命运截然不同。有人突破藩篱，不仅活法大变，作为作家，写作的世界亦为之一变；而有人无法突破，但又拒绝妥协，只有情死之一途。但通奸又是一剂特效的春药，能增殖荷尔蒙，无论男女，一旦私通，顿时变得精气神十足，杰作迭出。如果完全杜绝私通的话，恐怕文坛将黯然无光。
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日本近现代一流的文士中，有相当多“破壁”者：从北原白秋开始，到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宇野浩二、宇野千代、佐多稻子、有岛武郎、志贺直哉、岛崎藤村……对头像被印在千元纸钞上、被称本“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有无通奸的问题，历来有两说。按漱石研究权威、著名文学批评家江藤淳的索隐考证，漱石曾与兄嫂登世私通。江藤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证、靠谱的，另当别论，但在漱石的小说中，通奸故事确实占了相当的比例。正是他笔下的那些中产阶级私通分子们，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骨骼，漱石也被称为日本“通奸小说”的“元祖”。
通奸的文人形形色色：有偷著乐的主，有大义凛然、慷慨悲歌之士，有一边害怕妻子的歇斯底里，但却禁不住诱惑的中毒者，有因通奸被问罪而下大狱者，也有害怕被起诉而自杀者，更有在通奸行淫的高潮而毅然选择情死者，不一而足。相比较而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大部分猛男作家来，某些女流作家一旦情陷私通，往往更执著、更决绝、更一往无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大和女性外柔内刚、巾帼不让须眉提供了旁证。
首先声明，通奸面前，人人平等——通奸不独是日本文人的“特权”（如果这是一项“权利”的话），从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现象，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圈，这都不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一些小圈子的内部沙龙里共同体成员津津乐道的花絮和共同分享的秘密。
乱翻日本近现代文学史，每每感慨于两件事：一是东洋文学界气质俊男和“美女作家”（注意，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女作家，所以用引号，否则会被理解为其反义词）之多，令人好生羡慕，没有什么比这点更能诠释什么叫东洋式“完美主义”的了。虽然陈丹青说“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但笔者认为这基本上是融入了丹青老师作为画家的造型力和想象力之后的一种溢美之词。鲁迅之美，不在外形，甚至也不完全在气质上。而东洋作家，越是文豪级、巨匠级，越俊逸洒脱，氛围越冲淡通透，不信你去看看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岛崎藤村、水上勉、安部公房的照片；遑论三岛由纪夫那种虽先天条件不敢恭维，却高度自恋，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腱子肌和一手了得的剑道功夫的行动派“耽美”小说家。二是日本作家无论男女，通奸案例甚众，且一旦通奸，必引发诉讼、私奔、出家，甚至情死，其为爱情舍得一身剐、所向披靡的偏执姿态，确实令人瞠目、令人咋舌，令人扼腕、令人动摇，乃至有酷评说日本文化就是“通奸文化”。
那么，这种“文化”的发生机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国人喜欢通过东土的诸如男女混浴、艺伎、AV女郎等风俗来随意想象其在性问题上的开放落拓。应该说，这种想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似是而非的误区。事实上，对通奸、不贞的表现，一向是横亘于日本人社会生活暗部的长久禁忌。古代律法，把“不义”定为“八虐”之一。而所谓“不义”，其中一条是杀害主人、长官、师长和妻子在服夫丧期间再婚，此乃与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等并称的重罪。就古代社会而言，如果没有这些道德戒律的约束的话，也许家国难以存续。但有禁忌，便会有打破禁忌的本体冲动。但正因为这些道德藩篱的存在，寻求自由的男女才甘冒“不义”之大不韪，偷食私通的禁果，为此不惜以情死为代价。而对这种叛逆、反动的表达，则浇开了文化之花。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产生于11世纪的《源氏物语》以降，日本文学中表达不义、私通、淫情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至17世纪，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作品，则反映了町人的享乐思想和江户时代活色生香的乐感文化。而更多的文化遗留，则保留在浮世绘作品中。
近现代日本文学中，表达通奸的作品不胜枚举。专写不伦之恋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其实是一部并不高明的感官小说，无非是一个俗套的通奸故事。但拍成电影，役所广司和黑木瞳演绎得如罪如美，欲仙欲死，成为俗世男女的不伦圣典。
文人能否“破壁”私通，命运截然不同。有人突破藩篱，不仅活法大变，作为作家，写作的世界亦为之一变；而有人无法突破，但又拒绝妥协，只有情死之一途。但通奸又是一剂特效的春药，能增殖荷尔蒙，无论男女，一旦私通，顿时变得精气神十足，杰作迭出。如果完全杜绝私通的话，恐怕文坛将黯然无光。
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日本近现代一流的文士中，有相当多“破壁”者：从北原白秋开始，到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宇野浩二、宇野千代、佐多稻子、有岛武郎、志贺直哉、岛崎藤村……对头像被印在千元纸钞上、被称本“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有无通奸的问题，历来有两说。按漱石研究权威、著名文学批评家江藤淳的索隐考证，漱石曾与兄嫂登世私通。江藤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证、靠谱的，另当别论，但在漱石的小说中，通奸故事确实占了相当的比例。正是他笔下的那些中产阶级私通分子们，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骨骼，漱石也被称为日本“通奸小说”的“元祖”。
通奸的文人形形色色：有偷著乐的主，有大义凛然、慷慨悲歌之士，有一边害怕妻子的歇斯底里，但却禁不住诱惑的中毒者，有因通奸被问罪而下大狱者，也有害怕被起诉而自杀者，更有在通奸行淫的高潮而毅然选择情死者，不一而足。相比较而言，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大部分猛男作家来，某些女流作家一旦情陷私通，往往更执著、更决绝、更一往无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大和女性外柔内刚、巾帼不让须眉提供了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