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刘一
■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历时三年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完成 中方首席委员昨日解读————
历时三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由中日2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将于下月公布研究报告。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昨天在京表示，两国学者都认定，1931年到1945年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双方在学术方面达成共识时，也存在分歧，许多问题要在接下来的阶段继续研究，以消除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障碍。
共识
日本主流社会承认侵华战争，从诞生之日起，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就受到各方关注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领导人共识，两国各派出10名学者组成委员会，对古代中日关系史、近代史和战后史启动了共同研究。本月24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东京召开，宣告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将在明年1月公布研究报告，报告由双方各13篇论文组成。日本主流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
昨天，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在京对媒体表示，这次公布的研究论文是双方学者根据同一题目在交换意见和充分讨论后，各自撰写的论文，体现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此次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就是双方学者都明确：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这是原则性问题。只有以这个共识为前提，才能进行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性研究。”步平说，日方学者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非法行为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征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委员会中方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看来，这一点其实是日本主流社会的认识。民意调查显示，70%的日本民众承认对华的侵略战争，但媒体往往更关注少数右翼分子的声音，忽略了主流社会平和的声音。另一位参与了共同研究的中国学者汤重南认为，通过这种形式再次强调这个史实，是很有价值的。
分歧
学术研究上不能追求统一，学术上产生分歧很正常，但要警惕把学术问题抬到政治层面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4日在东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研究成果。步平认为，部分日本媒体偏执地进行了解读，特别是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双方学者都认定大屠杀是反人道的。我指出，在南京审判记录上受害者是30万以上，在东京审判判决书上是20万以上。对此，日方首席委员北冈申一表示，对于数字的准确性是可以讨论的。这样一番正常的学术对话却被有些记者诠释成了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中日鸿沟没有消除。”
此外，在谈及对华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时，中方会强调事件的必然性，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所以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发动战争，是有计划的。而日方学者就会强调事件的偶然因素。
王建朗也有这种体会。“说到济南惨案和汉口事件，日方根据片面的史料，会说是由于中方先开火而引发的，而我们就会对此提出质疑，用中立的表述。”
学者陶文钊参与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部分的报告撰写，他感觉，很难简单概括出两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共识与分歧。“我们更多的是着重点不同。比如我在写太平洋战争时，更多关注中国如何通过一系列国际事件去争取大国地位，而日本学者在国内无法获取这些资料，对此提及的很少。反之，日本学者会关注‘大东亚会议’，这在我们看来是个谎言，无需多写。”
未来
战后史历史相关资料没有被充分公开，具体问题第二阶段继续研究
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步平表示，第一阶段的共同研究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第一步，有助于双方学者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找到继续研究的方向和目标，有很多具体问题将在第二阶段继续研究。
在即将公布的共同研究报告中，只包括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论文，但没有战后史的研究成果。对此，双方在报告总论中表示，由于关于战后史的历史相关资料没有被充分公开，同时还要考虑到现实政治因素，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都将在下一个阶段继续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和日本历史学家坐了下来，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为维护中日稳定大局做了一些事情，”学者陶文钊说。
自从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以来，步平已经接到过美国、德国、韩国等多国记者的采访要求，也被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邀请去作介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我想说，历史的认识需要跨越国境。中国不是怀着复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去研究中日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未来，为中日关系开辟新的景象。”
对话
“有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们昨晚刚从日本赶回国内，希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昨天上午，研究委员会的几位中方委员向媒体记者披露了这个共同研究项目的来龙去脉。见面会上，学者们多次用到“冷静”这个词。他们说，学术研究是理性交流，不是政治谈判。“虽然有时候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那是学者之间的争论。”
记者：这次的研究和以往有何区别？
步平：这次是由两国政府主导的，但研究结果是学者的，代表了在这个问题上主流意见的归纳和表达。我们确立了共同的题目，一共是16个，其中古代史7个、近代史6个、战后史3个。另外，在每个题目下我们确定了多个关键词。比如南京大屠杀，不是作为一个题目，而是一个题目下的一个关键词去进行研究
记者：研究学者如何确定？
王建朗：由政府委托研究所确定学者。中方这边是外交部委托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推荐学者，考虑到研究中会有频繁的讨论，北京的学者可能会比较便利，所以中方委员主要来自社科院和北大两所机构。不过在论文的撰写中，除了10名委员，还有其他的执笔者，是在所写的具体问题上研究有专长的学者。
记者：两国学者如何开展工作？
步平：这三年来，我们一共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两次在北京，两次在东京。除此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分组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双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吸收对方的见解，再进行修正。
王建朗：对于写同一个题目的两国作者，他们要进行好几轮的会面，不断地交换意见，对对方进行评论和质疑。
记者：此次学术研究成果是否会写入教科书？
步平：学术研究成果和将来的教科书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只有研究成果相对成熟时，才能进入教科书的领域。从目前中日两国教育体制看，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使用由不同国家编写的教科书。
背景
■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历时三年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完成 中方首席委员昨日解读————
历时三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由中日2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将于下月公布研究报告。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昨天在京表示，两国学者都认定，1931年到1945年中日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双方在学术方面达成共识时，也存在分歧，许多问题要在接下来的阶段继续研究，以消除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障碍。
共识
日本主流社会承认侵华战争，从诞生之日起，这个由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就受到各方关注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领导人共识，两国各派出10名学者组成委员会，对古代中日关系史、近代史和战后史启动了共同研究。本月24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东京召开，宣告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将在明年1月公布研究报告，报告由双方各13篇论文组成。日本主流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
昨天，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在京对媒体表示，这次公布的研究论文是双方学者根据同一题目在交换意见和充分讨论后，各自撰写的论文，体现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此次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就是双方学者都明确：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这是原则性问题。只有以这个共识为前提，才能进行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性研究。”步平说，日方学者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非法行为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认为近年关于细菌战、遗弃化学武器、强征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委员会中方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看来，这一点其实是日本主流社会的认识。民意调查显示，70%的日本民众承认对华的侵略战争，但媒体往往更关注少数右翼分子的声音，忽略了主流社会平和的声音。另一位参与了共同研究的中国学者汤重南认为，通过这种形式再次强调这个史实，是很有价值的。
分歧
学术研究上不能追求统一，学术上产生分歧很正常，但要警惕把学术问题抬到政治层面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4日在东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研究成果。步平认为，部分日本媒体偏执地进行了解读，特别是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双方学者都认定大屠杀是反人道的。我指出，在南京审判记录上受害者是30万以上，在东京审判判决书上是20万以上。对此，日方首席委员北冈申一表示，对于数字的准确性是可以讨论的。这样一番正常的学术对话却被有些记者诠释成了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中日鸿沟没有消除。”
此外，在谈及对华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时，中方会强调事件的必然性，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所以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发动战争，是有计划的。而日方学者就会强调事件的偶然因素。
王建朗也有这种体会。“说到济南惨案和汉口事件，日方根据片面的史料，会说是由于中方先开火而引发的，而我们就会对此提出质疑，用中立的表述。”
学者陶文钊参与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部分的报告撰写，他感觉，很难简单概括出两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共识与分歧。“我们更多的是着重点不同。比如我在写太平洋战争时，更多关注中国如何通过一系列国际事件去争取大国地位，而日本学者在国内无法获取这些资料，对此提及的很少。反之，日本学者会关注‘大东亚会议’，这在我们看来是个谎言，无需多写。”
未来
战后史历史相关资料没有被充分公开，具体问题第二阶段继续研究
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步平表示，第一阶段的共同研究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第一步，有助于双方学者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找到继续研究的方向和目标，有很多具体问题将在第二阶段继续研究。
在即将公布的共同研究报告中，只包括了古代史和近代史的论文，但没有战后史的研究成果。对此，双方在报告总论中表示，由于关于战后史的历史相关资料没有被充分公开，同时还要考虑到现实政治因素，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问题都将在下一个阶段继续研究。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和日本历史学家坐了下来，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为维护中日稳定大局做了一些事情，”学者陶文钊说。
自从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以来，步平已经接到过美国、德国、韩国等多国记者的采访要求，也被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邀请去作介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我想说，历史的认识需要跨越国境。中国不是怀着复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去研究中日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未来，为中日关系开辟新的景象。”
对话
“有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们昨晚刚从日本赶回国内，希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昨天上午，研究委员会的几位中方委员向媒体记者披露了这个共同研究项目的来龙去脉。见面会上，学者们多次用到“冷静”这个词。他们说，学术研究是理性交流，不是政治谈判。“虽然有时候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那是学者之间的争论。”
记者：这次的研究和以往有何区别？
步平：这次是由两国政府主导的，但研究结果是学者的，代表了在这个问题上主流意见的归纳和表达。我们确立了共同的题目，一共是16个，其中古代史7个、近代史6个、战后史3个。另外，在每个题目下我们确定了多个关键词。比如南京大屠杀，不是作为一个题目，而是一个题目下的一个关键词去进行研究
记者：研究学者如何确定？
王建朗：由政府委托研究所确定学者。中方这边是外交部委托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推荐学者，考虑到研究中会有频繁的讨论，北京的学者可能会比较便利，所以中方委员主要来自社科院和北大两所机构。不过在论文的撰写中，除了10名委员，还有其他的执笔者，是在所写的具体问题上研究有专长的学者。
记者：两国学者如何开展工作？
步平：这三年来，我们一共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两次在北京，两次在东京。除此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分组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双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吸收对方的见解，再进行修正。
王建朗：对于写同一个题目的两国作者，他们要进行好几轮的会面，不断地交换意见，对对方进行评论和质疑。
记者：此次学术研究成果是否会写入教科书？
步平：学术研究成果和将来的教科书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只有研究成果相对成熟时，才能进入教科书的领域。从目前中日两国教育体制看，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使用由不同国家编写的教科书。
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