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许多学者相信，二战以来这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了整个世界，但却独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崛起的舞台。有学者甚至预言，中国终将统治世界。但是其他学者认为，中国无法君临天下，而它的统治者也深知这一点。
英国作家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确有高盛预测数字的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或许在2010年便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更令许多人兴奋的是，中国用不了多久，或许十几、二十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或许果真会如此，不论你用美元计算，还是以购买平价力计，很多人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GDP第一和统治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新在新闻周刊年终特刊上撰文唱反调说，这不是一个等式，中国无法统治世界。
裴敏新说，一个最为奇怪的事是有关中国优势的预言似乎令每个人都信服，唯独中国人却不这么想：虽然国际商界都在不吝言辞地对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加以赞许，但中国的领导人的忧虑却难以消除。
中国的官员们其实意识到刺激计划形成的隐患。裴敏新指出，大笔贷款涌进国有企业，而钱却流向股市和房市进行投机。他引用背景资讯机构龙洲经讯的估计说，中国银行从2008年到2010年放出的所有贷款中，将有六分之一无法得以清偿。
裴敏新说，中国官员时常表达的不安之情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或许他们只是谦虚，或者是想缓和西方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但是，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更可能讲的是实情：他们看到中国确实表现出最引人注目的复苏，但同时认识到这只是个相对的成就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长期代价。
这些长期代价除了为未来坏帐播下祸种，集中在投资方面的刺激政策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失衡。刺激计划创造出巨大的新产能，但却没有真正促进中国疲弱的家庭消费力。裴敏新说，“中国的领导人了解这一切。不过他们还没有决意冒险。”
与中国高层官员稔熟的经济学者萧耿也表示，中国领导层的确意识到许多问题，但很多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办项目主任萧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中国经济讨论会上说，
“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过去几年间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也很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那么容易。”
萧耿说，他在北京三年间，每次遇到高层官员，他们都会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吗？”萧耿说，那样的态度给他很深印象，但是问题的确很严重。
萧耿认为，中国经济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工资过低；二是土地和能源等价格过低；第三则是过多的低息贷款。他说，大量收入流向了国有企业，而它们不用付红利，不付高薪；上市公司的盈利无法转化为购买力。
其他学者点出了他们相信是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产权和土地权的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认为，归根结蒂，问题在于土地的私有化迟迟未能跟进。但是，主张私有化的耶鲁大学经济学者陈志武说，由于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都旗帜鲜明地说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
“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那么任何人去直接地推私有化，都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和阻力。”
中国的领导阶层或许意识到增长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执使得这些问题无法得以从根本上解决，而通过转而求其次地寻求其他途经转移矛盾时，却仍要应付重重阻力。
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新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国领导人过去若干年信奉的一个策略是通过获取海外资源来维持其长期安全利益，但这样的举动不仅受到西方政客的阻挠，也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裴敏新说，另一个谜团是如果中国已经如此强大，却为何在解决一些全球问题时不愿展现出更多的领导意愿？例如，北京的钱柜里塞着2.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却没有打算把这些钱用在共同危机上。
北京方面浪费了展现其“软实力”的许多良机，问题或不在于那里的官员们能不能够，或愿不愿意去做。裴敏新指出，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并不关心他们是否有能力将实力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真实收获，因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内部稳定问题。
裴敏新说，诚然，危机缩小了中国与其对手在经济上的差距，同时众人对中国新实力的认识也可以令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上出风头，然后拿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给中国的公众炫耀。但是，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并不傻；他们深知挑战的艰巨，也明白时运可能即刻逆转，因此他们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最不糟糕的输家而已。
许多学者相信，二战以来这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了整个世界，但却独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崛起的舞台。有学者甚至预言，中国终将统治世界。但是其他学者认为，中国无法君临天下，而它的统治者也深知这一点。
英国作家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的确有高盛预测数字的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或许在2010年便会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更令许多人兴奋的是，中国用不了多久，或许十几、二十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或许果真会如此，不论你用美元计算，还是以购买平价力计，很多人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GDP第一和统治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新在新闻周刊年终特刊上撰文唱反调说，这不是一个等式，中国无法统治世界。
裴敏新说，一个最为奇怪的事是有关中国优势的预言似乎令每个人都信服，唯独中国人却不这么想：虽然国际商界都在不吝言辞地对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加以赞许，但中国的领导人的忧虑却难以消除。
中国的官员们其实意识到刺激计划形成的隐患。裴敏新指出，大笔贷款涌进国有企业，而钱却流向股市和房市进行投机。他引用背景资讯机构龙洲经讯的估计说，中国银行从2008年到2010年放出的所有贷款中，将有六分之一无法得以清偿。
裴敏新说，中国官员时常表达的不安之情或许有些言过其实；或许他们只是谦虚，或者是想缓和西方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但是，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更可能讲的是实情：他们看到中国确实表现出最引人注目的复苏，但同时认识到这只是个相对的成就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长期代价。
这些长期代价除了为未来坏帐播下祸种，集中在投资方面的刺激政策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失衡。刺激计划创造出巨大的新产能，但却没有真正促进中国疲弱的家庭消费力。裴敏新说，“中国的领导人了解这一切。不过他们还没有决意冒险。”
与中国高层官员稔熟的经济学者萧耿也表示，中国领导层的确意识到许多问题，但很多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办项目主任萧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中国经济讨论会上说，
“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过去几年间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也很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那么容易。”
萧耿说，他在北京三年间，每次遇到高层官员，他们都会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吗？”萧耿说，那样的态度给他很深印象，但是问题的确很严重。
萧耿认为，中国经济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工资过低；二是土地和能源等价格过低；第三则是过多的低息贷款。他说，大量收入流向了国有企业，而它们不用付红利，不付高薪；上市公司的盈利无法转化为购买力。
其他学者点出了他们相信是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产权和土地权的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认为，归根结蒂，问题在于土地的私有化迟迟未能跟进。但是，主张私有化的耶鲁大学经济学者陈志武说，由于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都旗帜鲜明地说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
“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那么任何人去直接地推私有化，都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和阻力。”
中国的领导阶层或许意识到增长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执使得这些问题无法得以从根本上解决，而通过转而求其次地寻求其他途经转移矛盾时，却仍要应付重重阻力。
中国问题学者裴敏新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国领导人过去若干年信奉的一个策略是通过获取海外资源来维持其长期安全利益，但这样的举动不仅受到西方政客的阻挠，也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裴敏新说，另一个谜团是如果中国已经如此强大，却为何在解决一些全球问题时不愿展现出更多的领导意愿？例如，北京的钱柜里塞着2.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却没有打算把这些钱用在共同危机上。
北京方面浪费了展现其“软实力”的许多良机，问题或不在于那里的官员们能不能够，或愿不愿意去做。裴敏新指出，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并不关心他们是否有能力将实力转化为国际舞台上的真实收获，因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内部稳定问题。
裴敏新说，诚然，危机缩小了中国与其对手在经济上的差距，同时众人对中国新实力的认识也可以令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上出风头，然后拿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给中国的公众炫耀。但是，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并不傻；他们深知挑战的艰巨，也明白时运可能即刻逆转，因此他们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最不糟糕的输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