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2009年，从春到冬，屡屡有官员自杀的消息从报章或网络传来：
12月2日早上8时许，兰州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46岁)从其办公楼五层跳下身亡(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11月18日下午，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45岁)在家中自己用水果刀刺中左腋大动脉，自杀身亡(新京报报道);
11月5日下午，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工商局长谢某某(47岁)从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跳海自杀，然而，在近20小时后奇迹获救(华西都市报报道);
9月23日中午12时许，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56岁)从安庆市委综合办公楼坠楼身亡(新华网合肥9月25日电);
9月18日凌晨，浙江嘉兴安监局长鲍臻酒后不慎从住所17楼坠下，经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新华网杭州9月18日电);
7月1日凌晨1时左右，浙江省重点高中乐清第三中学校长应泽平(47岁)，开私家轿车到温州大桥跳瓯江自杀身亡(中新网温州7月15日电);
5月2日深夜，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50岁)从自己住处星海名城29楼跳下，当场死亡(新华网杭州5月2日电);
4月20日凌晨2：00左右，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33岁)在家中去世，据公安部门初步勘验系自缢身亡(四川新闻网绵阳4月20日讯);
2月18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安徽省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46岁)从办公大楼唯一没有安护栏的五楼过道临街窗户跳下，摔至二楼平台，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徽市场报报道);
2月8日上午8时许，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47岁)在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信息时报报道)。
另有几桩，因为自杀还是他杀，目前尚存疑，故刘文进暂没列出。
据媒体调查采访后称，以上这十位都是好官，生前“为人热情开朗，工作勤勉负责，群众口碑甚好” “临自杀前，外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患了抑郁症的缘故。
这些“慷慨赴死”的官员，据说他们生前的工作繁重超过心理负荷，精神压力无法承受，所以以死来博得 “彻底放松、永久休息”的“享受”。
有媒体就2009年发生多起国内官员“高空纵身一跳”或 “引颈下坠”事件概括道：2009可谓是“官员抑郁自杀年”!这是一个与往年官员非正常死亡多系畏罪自杀显然不同的、值得深思的现象。
刘文进注意到，这些自杀的无问题官员，除了一个56岁以外，其他都是三、四十来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阶段，大多数任职在权力或经济利益分配部门如：政府、工商、税务、财政，以及教育部门一把手。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特别是中国人传统的老话“人死为大”，我们生者本不必再对他们的选择过多评价，但是，作为一个食人民奉禄的公仆，就算曾经受过的信仰教育、宗旨教育、人生目标教育丧失殆尽，生死关口还是应该再三思而行：父母、伴侣、子女、组织、亲友皆可抛下吗?
究竟是什么使得老百姓眼里的“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官员如此脆弱?一位网友发帖说：“我每天打工卖苦力，勉强混个吃饱穿暖，房子是租的，老婆是画上的，我都没自杀;他们要啥有啥，又有权力又有地位，为啥还活得不耐烦?”
刘文进比较欣赏80后劝轻生、欲寻短见者的一句话：“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有关医学统计数据表明，自杀者70%都患有抑郁症。这些人在罹患抑郁症的早期阶段并不自知，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也很难发现，因而一般未能进行早期进行治疗和危机干预，直至自杀的不幸结局发生。
看来，有必要将心理干预机制引入官场，不过，全国各地、各级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普遍都请心理医生的话，所需的费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设置官员自杀预警教育项目也不乏为有效途径，只是又要额外多花纳税人的银子了。
2009年，从春到冬，屡屡有官员自杀的消息从报章或网络传来：
12月2日早上8时许，兰州国税局副处长马兰芳(46岁)从其办公楼五层跳下身亡(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11月18日下午，河北蔚县教育局长葛祥(45岁)在家中自己用水果刀刺中左腋大动脉，自杀身亡(新京报报道);
11月5日下午，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工商局长谢某某(47岁)从杭州湾跨海大桥上跳海自杀，然而，在近20小时后奇迹获救(华西都市报报道);
9月23日中午12时许，安徽省安庆市商务局局长周新(56岁)从安庆市委综合办公楼坠楼身亡(新华网合肥9月25日电);
9月18日凌晨，浙江嘉兴安监局长鲍臻酒后不慎从住所17楼坠下，经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新华网杭州9月18日电);
7月1日凌晨1时左右，浙江省重点高中乐清第三中学校长应泽平(47岁)，开私家轿车到温州大桥跳瓯江自杀身亡(中新网温州7月15日电);
5月2日深夜，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50岁)从自己住处星海名城29楼跳下，当场死亡(新华网杭州5月2日电);
4月20日凌晨2：00左右，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33岁)在家中去世，据公安部门初步勘验系自缢身亡(四川新闻网绵阳4月20日讯);
2月18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安徽省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46岁)从办公大楼唯一没有安护栏的五楼过道临街窗户跳下，摔至二楼平台，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安徽市场报报道);
2月8日上午8时许，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47岁)在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信息时报报道)。
另有几桩，因为自杀还是他杀，目前尚存疑，故刘文进暂没列出。
据媒体调查采访后称，以上这十位都是好官，生前“为人热情开朗，工作勤勉负责，群众口碑甚好” “临自杀前，外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迹象”……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患了抑郁症的缘故。
这些“慷慨赴死”的官员，据说他们生前的工作繁重超过心理负荷，精神压力无法承受，所以以死来博得 “彻底放松、永久休息”的“享受”。
有媒体就2009年发生多起国内官员“高空纵身一跳”或 “引颈下坠”事件概括道：2009可谓是“官员抑郁自杀年”!这是一个与往年官员非正常死亡多系畏罪自杀显然不同的、值得深思的现象。
刘文进注意到，这些自杀的无问题官员，除了一个56岁以外，其他都是三、四十来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阶段，大多数任职在权力或经济利益分配部门如：政府、工商、税务、财政，以及教育部门一把手。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特别是中国人传统的老话“人死为大”，我们生者本不必再对他们的选择过多评价，但是，作为一个食人民奉禄的公仆，就算曾经受过的信仰教育、宗旨教育、人生目标教育丧失殆尽，生死关口还是应该再三思而行：父母、伴侣、子女、组织、亲友皆可抛下吗?
究竟是什么使得老百姓眼里的“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的强势群体——官员如此脆弱?一位网友发帖说：“我每天打工卖苦力，勉强混个吃饱穿暖，房子是租的，老婆是画上的，我都没自杀;他们要啥有啥，又有权力又有地位，为啥还活得不耐烦?”
刘文进比较欣赏80后劝轻生、欲寻短见者的一句话：“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有关医学统计数据表明，自杀者70%都患有抑郁症。这些人在罹患抑郁症的早期阶段并不自知，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也很难发现，因而一般未能进行早期进行治疗和危机干预，直至自杀的不幸结局发生。
看来，有必要将心理干预机制引入官场，不过，全国各地、各级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普遍都请心理医生的话，所需的费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设置官员自杀预警教育项目也不乏为有效途径，只是又要额外多花纳税人的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