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国股市和足球领域似乎也被“黑恶势力”逼得没办法了。
11月初，中国足球界就突然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抓赌”风暴，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这次是由公安部直接督办，之所以说大规模是截至目前已经涉及100多位足球圈知名人士，以赌球闻名的原陕西国力总经理王珀已经被警方控制。而中国证监会最近也在大规模调查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让这两个领域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让其浓缩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精华与糟粕，也让中国的股民和球迷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垫脚石。目前看来，由于公安机关的直接介入，足球界的“抓赌”更值得期待，而中国股市还停留在行政处罚为主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或许要向中国足球学习了，这听起来难免有些尴尬。
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有很多相似性，它们都具有赌性，都是暴利行业，受众群也都同样广泛。从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它们同样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0年中国股市在“资本主义毒草”的质疑声中开始上路，1992年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拉开了大幕。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和足球俱乐部视为“城市名片”，也理所当然成了它们的保护伞。
随着蛋糕不断做大，行政权力对市场化的硕果蠢蠢欲动，以“放权让利”之名，行“卸责争利”之实，坊间也有了“足协证监会化、证监会足协化”的说法。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被赋予了太多的审批权力，但似乎并没有为投资者把好关，比如，许多公司或者违规上市或者刚一上市就问题重重。而本来应是一个非盈利性民间机构的足协，却与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并且，在负责联赛运营的中超公司中，足协自己却成了最终控股者，把俱乐部的利益晾在一边，这不仅让足球投资者心寒，由此导致的联赛水平低下也让国家队成绩一落千丈。
由于在这两个领域中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或足球俱乐部）等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恶之花”才频繁绽放，股市中的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有人戏称，中国股市的违规成本极低，收益胜过了抢银行。足球界的丑闻从最初的假球和黑哨，演变成了现在的一边打假球一边赌球的“双赢”模式，这种情况在低级别联赛中尤甚。
当然，要承认证监会和足协在监管方面的努力。本世纪初，针对当时严重的假球和黑哨现象，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提出了“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但迫于各种压力最终也只是让裁判龚建平这个“苍蝇蚊子”戴上了手铐。其实，不能把监管责任完全托付给监管部门，因为监管部门也是利益相关方，这必然会引出“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去年被“双规”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在1995-1999年间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0年过去，其在证券市场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其实，无论是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都需要中国政府有“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并且以刑罚处罚取代行政处罚。目前来看，中国足球的怪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关注，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10月份在德国访问时表示，“中国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国务委员刘延东10月份在中国足球工作座谈会也表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些表态也为这次中国足球 “抓赌”风暴埋下了伏笔。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中国股市同样需要来一场“抓赌”风暴。尽管刑法中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目前政府对股市违规行为更多是采取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方式，即使偶有刑事处罚也太过温和。一方面，立法中证券犯罪的刑罚设定较轻，情节最严重的也仅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司法中用刑也较轻，比如，2007年的杭萧钢构内幕信息案的当事人最终仅获得了最多不到3年的刑罚，而且其中两个当事人还获得了缓刑。
许多人常常以效率、发展和稳定的名义为股市和足球领域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开脱和掩饰，但是，在转型期间人们更多渴望的是一种程序上的公平，而不一定是结果上的公平，更不是单纯的效率。如果没有程序公平，效率也难以实现，这也是中国股市和足球继续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股市和足球不仅需要一场彻底的“抓赌”风暴，更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蔓延，否则中国的股民和球迷还将继续成为难兄难弟，那些既是股民又是球迷的人或许可以看作是“难民”了。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国股市和足球领域似乎也被“黑恶势力”逼得没办法了。
11月初，中国足球界就突然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抓赌”风暴，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这次是由公安部直接督办，之所以说大规模是截至目前已经涉及100多位足球圈知名人士，以赌球闻名的原陕西国力总经理王珀已经被警方控制。而中国证监会最近也在大规模调查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让这两个领域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让其浓缩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精华与糟粕，也让中国的股民和球迷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垫脚石。目前看来，由于公安机关的直接介入，足球界的“抓赌”更值得期待，而中国股市还停留在行政处罚为主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或许要向中国足球学习了，这听起来难免有些尴尬。
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有很多相似性，它们都具有赌性，都是暴利行业，受众群也都同样广泛。从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它们同样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0年中国股市在“资本主义毒草”的质疑声中开始上路，1992年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拉开了大幕。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和足球俱乐部视为“城市名片”，也理所当然成了它们的保护伞。
随着蛋糕不断做大，行政权力对市场化的硕果蠢蠢欲动，以“放权让利”之名，行“卸责争利”之实，坊间也有了“足协证监会化、证监会足协化”的说法。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被赋予了太多的审批权力，但似乎并没有为投资者把好关，比如，许多公司或者违规上市或者刚一上市就问题重重。而本来应是一个非盈利性民间机构的足协，却与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并且，在负责联赛运营的中超公司中，足协自己却成了最终控股者，把俱乐部的利益晾在一边，这不仅让足球投资者心寒，由此导致的联赛水平低下也让国家队成绩一落千丈。
由于在这两个领域中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或足球俱乐部）等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恶之花”才频繁绽放，股市中的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有人戏称，中国股市的违规成本极低，收益胜过了抢银行。足球界的丑闻从最初的假球和黑哨，演变成了现在的一边打假球一边赌球的“双赢”模式，这种情况在低级别联赛中尤甚。
当然，要承认证监会和足协在监管方面的努力。本世纪初，针对当时严重的假球和黑哨现象，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提出了“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但迫于各种压力最终也只是让裁判龚建平这个“苍蝇蚊子”戴上了手铐。其实，不能把监管责任完全托付给监管部门，因为监管部门也是利益相关方，这必然会引出“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去年被“双规”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在1995-1999年间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0年过去，其在证券市场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其实，无论是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都需要中国政府有“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并且以刑罚处罚取代行政处罚。目前来看，中国足球的怪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关注，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10月份在德国访问时表示，“中国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国务委员刘延东10月份在中国足球工作座谈会也表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些表态也为这次中国足球 “抓赌”风暴埋下了伏笔。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中国股市同样需要来一场“抓赌”风暴。尽管刑法中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目前政府对股市违规行为更多是采取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方式，即使偶有刑事处罚也太过温和。一方面，立法中证券犯罪的刑罚设定较轻，情节最严重的也仅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司法中用刑也较轻，比如，2007年的杭萧钢构内幕信息案的当事人最终仅获得了最多不到3年的刑罚，而且其中两个当事人还获得了缓刑。
许多人常常以效率、发展和稳定的名义为股市和足球领域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开脱和掩饰，但是，在转型期间人们更多渴望的是一种程序上的公平，而不一定是结果上的公平，更不是单纯的效率。如果没有程序公平，效率也难以实现，这也是中国股市和足球继续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股市和足球不仅需要一场彻底的“抓赌”风暴，更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蔓延，否则中国的股民和球迷还将继续成为难兄难弟，那些既是股民又是球迷的人或许可以看作是“难民”了。